2018/8/15

顾维钧写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忍耐和互惠让步是最好的政策;历史证明，重要的国际问题不遵循这些普通的原则就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换言之，只有理智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自己合法的目标，无论是司法的或商业的。”他进一步写道：“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而进步和强大的中国意味着远东的永久和平。”

本文转自《新视角》，作者商昌宝，天津师范大学副教授。

有一种论调在中国大陆一直比较有市场，那就是“弱国无外交”。这种流行的论调何时开始已不好考证，《秘笈录存》载，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曾联名致电政府：“弱国交涉，始争终让，几成惯例。此次若再隐忍签字，我国前途将更无外交可言。”

巴黎和会

外交官陆征祥在《回忆与思考》中总结：“弱国无正义，弱国无外交。”

1932年10月9日，面对《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心情复杂的蒋介石于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李顿对于调停之主张，亦太怕日寇矣，但报告书中前8章调查之日本责任，尚属公道，余对此认为有修正与保留之接受，而不拒绝。呜呼，以弱国而谈外交，又欲于外交中图自主自强之道，乃非此不可。”

总之，原本发端于晚清和民国的“弱国无外交”，在一段时间似乎作为一种定论被广为传播，特别是在民族主义大兴的1990年代后，已然成为庙堂和民间在解释特定历史、外交失败等问题时共同信奉的法则和辩护词，并被当作狭隘爱国、极端排外和拒绝现代文明的堂皇借口、挡箭牌。然而，过往历史和外交真的可以这样诠释吗?或者借用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惊天一问：“从来如此，便对么?”

本文以民国第一外交家顾维钧为案例进行剖析。

一

关于外交家顾维钧，唐德刚先生在《晚清七十年》中这样评判：“近百年中国史上只出了两个半外交家。周恩来和李鸿章两个之外，顾维钧算是半个。”“顾维钧先生，到头来只能算是个不世出的‘技术官僚’，博士帮首。其在历史中浮沉，终难望李、周之项背耳。”

显然，唐德刚对顾维钧的评判超过了奕、郭嵩焘、曾纪泽、张荫桓、梁诚、周自齐、伍廷芳、梁敦彦、陆征祥、胡惟德、梁如浩、孙宝琦、唐绍仪、汪大燮、王正廷、曹汝霖、颜惠庆、黄郛、施肇基、罗文干、张群、王宠惠、陈友仁、褚民谊、宋子文、胡适、王世杰等，如果所论确属客观和准确的话，那么应该说，这样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即便如此，顾维钧是否应该排名在李鸿章和周恩来之后，甚至终难望二位的项背呢?

关于周恩来的外交家身份、地位和贡献，中国大陆的主流历史在宣传上是不遗余力的，民间流传的各种传说也是不胜枚举，但因为1949年后的相关外交档案还未完全解密——唐德刚在史料不足的情况下便言之凿凿，实在不符合学术的基本规则--不宜过早定论，应该留待史家做出公正评判后，再与历史上的外交家们做比较，才具有公信力。

至于李鸿章，顾维钧略胜其一筹应该是明显的，不知主要参与整理《顾维钧回忆录》的唐德刚先生何以不愿接受并颠倒了这个事实?

应该承认，作为清帝国卓越的“和戎”贤臣，李鸿章交出了一份不错的答卷，这一点中外人士皆有共识。仅以庚子事变后李鸿章展现出来的外交智慧就可见一斑：在国际公法里把清帝国由交战国换成受害国;将受政府支助和招安的拳匪变为反政府的叛逆;将主张扶持和利用义和拳的慈禧太后描述为受劫持(有荣禄密电为证);将慈禧太后对外公布的宣战诏书解释成“矫诏”;将原本是保护使馆、教民的联军说成是来华助剿叛逆。经过这样一番诠释，各国军队和使节与清帝国开始达成基本谅解，谈判方得以顺利进展下去。

但是，如果以专业的尤其是现代外交的眼光和标准来权衡，李鸿章这个前现代的外交家令人不敢恭维之处也着实太多。

李鸿章

一个最明显的软肋是，李鸿章没有受过外交专业的训练，他的那些缺乏世界眼光和心胸狭隘的外交知识、思想和“游击战术”，不过是其丰富的阅历、经验和无数挫折积攒而成，至于普世的成熟的外交理论和实践思想完全谈不上。为此，更具现代常识的梁启超曾批评李鸿章“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这些批评虽然有些苛责，但又切中要害。

梁启超著《李鸿章传》

对于李鸿章颇有微词的不仅是梁启超。刘仲敬在《自以为和被以为重要的李鸿章》一文中，一方面虽然夸奖“李鸿章是曾国藩和袁世凯的中转站。他已经不是思想家，却仍然是士大夫和诗人。他和这两人的主要区别在于，他是一位世界级外交家。在他主持下，大清一度有希望融入国际体系”，“‘中堂脾气’在晚清官场内赫赫有名，却颇有原则，对在任官员极不客气，对白衣士人彬彬有礼，没有辜负最高级的儒家修养”;一方面也指出，李鸿章“最喜欢在外人面前摆架子耍威风，超出外交惯例允许的程度。他在《天津条约》的谈判中，对伊藤博文颐指气使;甚至在一败涂地的马关谈判中，也没有忘记倚老卖老。日本人不愿意破坏彬彬有礼的形象，对他极其不耐烦，却只能在内部文件上抱怨。在《中俄密约》的谈判中，李鸿章当着维特伯爵的面侮辱布哈拉埃米尔，让主人下不了台，然后得意洋洋地扬长而去”。

事实确如此，李鸿章的“不拘小节”与“不识大礼”常令外交官们反感。如，与美国驻沪总领事古德纳会面时，李鸿章出言不逊，说“你们的康格，和康格的老婆……”怎样怎样，弄得翻译颇感尴尬，古德纳也明显感到李鸿章不懂礼貌。为此，古德纳曾向华盛顿方面汇报说：谁都知道，李鸿章是个老奸巨猾、专搞挑拨的大骗子。

试想，这样一种不良印象，又如何有助于争得谈判中的主动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呢?

《字林西报》载，庚子事变后，法国殖民部长在警告法国朝野要提防李鸿章挑拨离间的长文中写道：“李鸿章之分化联盟政策已著成效。中国驻外使节在鸿章指导下，颇费活动。对俄秘密交涉;对美法请求调解;对德国道歉;对日本动以种族情感相召;对英以长江商业利益之保护为词……”

唐德刚也是一方面夸赞奕和李鸿章等“都不失为十九世纪国际间第一流的外交家”，但另一方面也承认他们都是“外交界的行伍出身”。

来看看唐德刚对李鸿章由衷的评价吧：“中国的外交家，纵使本事通天，你所能做的，至多只是在他们之间，搞一点挑拨离间的工作，使他们鹬蚌相争，你收点渔翁之利。……李鸿章却正是个搞以夷制夷闻名世界的高手”;(庚子事变后)“老合肥倚老卖老，阴阳怪气，也从不讳言。各色洋人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哭笑不得!朋友，搞外交、搞国际政治，原来就是赌博，就是下棋嘛!”

从唐德刚的文字可以看出，这位长久浸淫于欧风美雨的华人学者仍然“乡音不改”、禀性难移。因为稍作分析即可知，唐式所论中至少隐含着这样两个经久不衰的话题：各国皆虎狼之师，良善、和合的中国与之为伍，只能挑拨离间、以夷制夷;国际社会不但是丛林社会，而且弱肉强食;国际政治与外交，不过是“赌博”、“下棋”般的阴谋与厚黑学。

令人惊奇的是，在解读历史上常常不囿于成见的唐德刚，这一回却与中国大陆的主流观念握手言和。而被历史的污水浸泡多年的李鸿章，其纵横捭阖与高级厚黑学的精神，也在狭隘民族主义中得到继承和发扬。传说中的特别国情和海外的中国元素完美结合，大概莫过于此吧。

如何客观看待唐德刚式学术观及其所赞扬的李鸿章式外交厚黑学，不仅关乎对过往国际政治和外交的评判，也关乎当下和未来中国如何真正融入世界的问题。但如何解决和扭转许多国人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现有国情下，的确是个难于上青天的问题，因为这涉及国际政治学、外交学等理论，还涉及国际正义和秩序理念等问题，绝非一两篇文章能说明白。

或者干脆简单来说，李鸿章式的外交，因为充满阴谋诡计和秉持以夷制夷的策略，能够保证一时一地获得利益，甚至占得先机、占尽便宜，但长久来说，尤其是将清帝国纳入到“China”这一历时性的国际视野时，李鸿章的不择手段，留给世界的印象和口碑却因此变得更坏，百年来“近代中国”的形象和声誉多数时间里难获好评也就可见一斑了。

而一旦产生和形成不良印象，在关键时期或重大事件上，尤其是责任权利交织在一起无法明辨时，自然就会产生负面效应。例如前述的美国驻沪公使古德纳和法国殖民部长在向本国政府汇报时都带有明显的倾向性，当然也就会影响其所在国的政府做出不利于清帝国的决策。

在《马关条约》第三场谈判中，伊藤博文当面质疑和批评老迈的李鸿章：“所议之事，一经议定，必须实力践行。查贵国与外国交涉以来，所允者或未照行。我国以此事所关重大，派我来办，凡已应允者，必能见诸施行，惟望贵国亦然。”

一个大国的代表，被另一个国家的代表这样质问，该是多么的尴尬。这一历史瞬间，强大的军事实力、傲人的GDP排名、五千年未中断的文明和全民族高涨的爱国热情，怕是都难以派上用场了。

也许，在挽回清帝国利益方面，李鸿章的外交成绩的确力压群雄，但在现代外交理念、专业化和国际口碑等方面，与顾维钧比，用相形见绌来形容大概不为过。

二

与李鸿章相比，顾维钧的一个明显不同是其所受的教育尤其是外交学、国际政治学等美国教育的专业背景。

顾维钧

顾维钧1899年进入设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华书院预科学习。这是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新式学校，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算术、地理等，教师多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在这里，顾维钧开始领略异域文明和文化。1901年，成绩优异的顾维钧考入著名的圣约翰书院。20世纪初年，这所教会大学已经声名显赫。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在19世纪末就曾公开扬言，要把圣约翰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为中国培养未来的领袖(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在这里，顾维钧被现代西方文明深深吸引。

1904年，16岁的顾维钧在施肇基的带队下自费赴美留学，经过一年的语言学习后入常青藤名校哥伦比亚大学，主修国际法和外交专业。1909年，顾维钧同时获得学士、硕士学位，又经过不到三年的时间获得了哥大法学院的法学博士学位。

在哥大七年的留学生涯中，顾维钧先后师从多位世界名师：

国际法和外交学的约翰·穆尔教授，曾担任过美国助理国务卿，对顾维钧的学业和一生影响最大;

宪法和行政法学的古德诺教授，是美国政治学会的主要创建人、政治与行政分离理论的倡导者之一，后来担任过袁世凯的宪法顾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

政治学的老师是国际知名的外交史专家比尔德教授；

其他富有国际声望的教授包括研究宪法的伯吉斯、研究经济学的塞利格曼、研究欧洲史的罗宾逊、研究社会学的吉丁斯、研究近东和西亚的杰克逊、研究地质矿业的肯普，等等。

有这些世界名师的悉心指导，勤奋好学的顾维钧没有理由不优秀。入哥大后，顾维钧除全身心投入学习，在校园生活中也表现得十分活跃：

先后担任过哥大校报《旁观者》的总编辑、《哥伦比亚月刊》的业务经理，对于一个留学生来说，这是比较罕见的;参加语言社、法语学会，并不时参加各种演讲，锻炼了在公众场合的表达能力;作为唯一的外国留学生加入哥大辩论队，并作为队员战胜过同为常青藤名校的康奈尔大学;参与组织美国东部地区的中国留学生联合会，并出任全美中国留学生刊物《中国学生月刊》的主编，等等。

在哥大开放、友好、自由的学习氛围中，聪明好学、才华和教养均属上流的顾维钧，受到美国教授们的喜欢。他经常向古德诺、穆尔、比尔德等教授请教，还得到哥大校长巴特勒的多次接见和答疑。他不时被各位教授邀请参加招待纽约社会名流的茶会、家庭会餐。巴特勒曾对顾维钧的夫人亲切地赞誉说：“你的丈夫是这所大学有史以来最有才华的学生。”(黄蕙兰：《没有不散的筵席》)

顾维钧还有幸受邀参加了时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后任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家宴，两人还曾就政治哲学和美国行政管理等问题深入探讨，也就中国的政治发展趋势和美国的民主制度、代议制政府交换了意见。双方都给对方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几年后，顾维钧出任中国驻美公使却因手续未办妥而无法递交国书并因此影响受邀参加威尔逊总统的婚礼时，威尔逊授意美国国务院大开绿灯，提出可以简化程序。最后，顾维钧以电文抄件代替国书，完成必要的外交礼仪，从而如愿参加华盛顿的这一盛事。

经过七年的留学生活，顾维钧成为真正融入美国社会和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为他日后走向政坛和国际外交舞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他有别于那些难以摆脱传统中国观念、出国只为镀金谋饭碗的留学生。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思想和理念方面。

在晚年回忆录中，顾维钧对当年参加比尔德教授组织的仿效美国两个主要政党提名总统候选人的全国大会记忆犹新。在这次模拟会上，顾维钧被指定模拟共和党发言，并提名当时的众议院议长坎农为总统候选人，最终获得“热烈的欢呼和长时间的鼓掌”。对此，顾维钧感慨：“对我来说，了解美国政治中什么是真正值得考虑的，候选人是怎样挑选的，选票是怎样获得的，人们是怎样到处奔走设法影响有希望争取过来的投票人的，所有这一切又确实是令人神往的。”

1911年，顾维钧在致莫特的信中这样写道：“我注意到，每一个中国学生在旅居国外一年后，他对中国的态度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化，但总是向好的方面变化。通过比较和对照，他开始抛弃原先的傲慢与偏见，而更真实地观察中国。在痛苦绝望之际，他常常会放纵自己的情感，在他较为持重的同胞面前毫无约束地对处于困境中的祖国贸然做出评判，还可能激烈地指责中国的每一件事情。但是，他心中对中国的爱一点也不亚于他的同胞，而经深思熟虑后他总能对中国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并因而激发他以更坚定的决心更积极地投身于服务祖国的事业中。”“在西方所受的教育使他有可能比他那些没有机会出国学习的同胞对一个问题有更深刻的认识，因此出于自信，面对民众喝彩赞同的狂潮他会发出不同的声音。在这种情况下，他完全可能被蛊惑民心的政客斥责为‘带有偏见的’或‘卖国的’，但是，毫无疑问，他对祖国的爱与他的同胞一样地真诚，只是更为审慎而不那么狂躁。”

在后来更名为《外人在华地位》(此博士论文在顾维钧答辩当年即作为哥大历史、经济和公共丛书的第126种予以出版，并在作者名下注明是中华民国总统的英文秘书)的博士论文中，顾维钧认为，宗教和商业以及治外法权是产生中外矛盾的主要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应该确立单一的中国法律和法院体系以取代治外法权，同时允许外人在中国境内自由游历和居住，也即在维护主权的基础上门户开放，这当然需要中外双方共同努力，单方面的坐收渔利是无法有效解决问题的。他写道：“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样，相互忍耐和互惠让步是最好的政策;历史证明，重要的国际问题不遵循这些普通的原则就无法得到和平的解决。换言之，只有理智的合作才能使各方实现自己合法的目标，无论是司法的或商业的。”他进一步写道：“如果中国人民为复兴祖国所做出的充满理智和爱国热情的努力，能得到列强的同情和道义上的支持，那么一个强大的进步的中国肯定会百倍迅速地崛起，而进步和强大的中国意味着远东的永久和平。”

与传统中国人的主流思想和观念比，顾维钧的确与众不同;他的外交观与李鸿章的“和戎”、“以夷制夷”等外交理念不可同日而语，用他父亲的话说就是“太摩登，脑子里充满了西方思想”。

不过，也正因这样“充分世界化”，并懂得外交应先遵循、充分利用既有的规则，才最终成就了顾维钧在现代中国转型期外交史上的重要地位。关于这一点，也许同样留学哥大而后定居美国却始终怀有浓烈故国情结的唐德刚先生未必赞同。

三

顾维钧的上述教育履历和经历，是清帝国能臣李鸿章难望项背的。尽管这样说并非意味着唯学历论、唯学识论，因为在当下中国满眼望去傻博士、愚教授也不少，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科班出身或经过专业训练的“正规军”，与野路子出身或自学成才的“游击队”，在举手投足间都存在着差异，尤其是在程序正义、维护原则等方面，两者间难以形成交集。因此，排除教育背景这一点，在言谈举止、个人修养、处事原则、外交礼仪和专业精神等诸多方面，顾维钧同样令李鸿章望尘莫及。

顾维钧的彬彬有礼和君子风度是有口皆碑的。早在英华书院读预科时，面对乘坐马车的英国人的寻衅，少年顾维钧用英语斥责道：Are you a gentleman? 在很多人看来，这种微抵抗没有多少意义。但是，从这一句话中就已经看出，顾维钧所受的家庭和学校教育非常成功，因为以gentleman作为一个评判尺度和价值标准--而不是权力、金钱、恶语和蛮力，这本身就是有教养、重礼仪的绅士所为。

爱琳·柯则博(Allene Kotzebue)后来曾告诉顾维钧的夫人黄蕙兰，自己和丈夫被袁世凯接见时，身为总统英文秘书的顾维钧便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在那个充斥自我吹嘘、钻营向上之徒的扰攘社会中，他的庄重和自信的言谈举止使人有清新之感。”(《没有不散的筵席》)

1915年中日签订新约后，顾维钧建议发表一份关于“二十一条”谈判过程的详细声明，并在身体发烧的情况下承担了连夜写作的任务。关于此事，值得一说的是，经主治的克礼大夫协调，以顾维钧为首的写作组被安排在一个单独的房间。工作前，顾维钧还关切地询问“是否可以工作到深夜，也可能到天亮，隔壁房间有没有病人，可能会影响他们休息”。这样的举动，其实于不经意间诠释了自由主义的精髓：群己权界。

绅士顾维钧当然也以绅士的标准去衡量别人。如他在回忆录中曾评价人称“曹四爷”的曹锐“是个文人而不是军人，从外貌和举止看比曹锟总统显得文雅，但是行为不大检点，后来因为缺乏教养而招致恶果”。他也曾评价陆征祥是“高雅的绅士，无论言行都彬彬有礼，虽不健壮而态度温文，有学者风度，从不多言而表现沉静多思”。

在协调关系和处世原则方面，顾维钧的作为也值得推崇。如面对包办婚姻，为了不严重伤害父母和兄长的感情，顾维钧充分运用外交学的妥协原则，先是答应结婚，之后又同意携新婚妻子回美国，避免了很多中国家庭因激烈冲突而导致悲剧的结果，然后，送妻子到费城学习英语和感受美国人的生活，并在一年后与接受了新式婚姻和生活观念的妻子友好分手。整个过程真是天衣无缝，尤其是相比鲁迅完全拒绝朱安、胡适委屈与江冬秀共眠等极端案例，顾维钧的“曲线救国”堪称完美。

另一件事。因为中国驻美公使夏偕复擅自做主向美国国务卿提出可由袁世凯代替白宫居中调停和结束欧战，这一举动令袁世凯和中国政府很恼火，举荐人孙宝琦为此辞职。接替孙的外交总长陆征祥，既要遵照总统旨意，又想照顾夏公使的面子，于是决定派顾维钧赴美担任参赞，然后任临时代办，最终出任驻美公使。但顾维钧提出，自己年轻资历浅，应该委派一位资历更高的新公使为好，而且在其准备赴任和整顿行装上可以耗费一些时间，夏公使不必立即离开华盛顿。之后，陆征祥进一步提出可行方案，顾维钧先任驻墨西哥公使，递交国书后再改派驻美公使，解决少不经事的印象。对任何一个人来说，这都是千载难逢的破格晋升机遇，但顾维钧再次提出：“刚递呈国书就改派驻华盛顿的做法，对墨西哥是相当失礼的。”(《顾维钧回忆录》)最终妥善的办法是：任命顾维钧为驻墨西哥公使，但赴任前先以特殊使命的身份，前往伦敦与驻英公使施肇基商讨欧战事宜，赢得足够的时间后，再委派为驻美公使。

1922年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日本公司与美国公司一起竞标在北京建立无线电台，日美两国公使都出面斡旋，中国政府的海军部和交通部也因此争得厉害。这时，美国的联邦无线电公司代表以“特别奉送外交总长，或送给外交部一笔交际费”为条件公关，顾维钧当场终止谈话，然后让秘书打电话给美国驻华公使馆，向舒尔曼博士予以通报，并建议将这位美国代表立即送出中国，否则自己不能继续公正处理此事。

其实，美国公司代表并非不知道商业贿赂的危险，或者这事换到美国，也许就不会发生。但在中国，因为官场一直遵循潜规则，所以才使出惯用手段，不想这次遭遇的是从美国归来、遵循现代法治规则的顾维钧。

在专业精神与应变能力方面，顾维钧的声誉也极高。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西藏问题上与准备充分的顾维钧交涉、辩论难以继续时，便开玩笑地自嘲地说自己“没有得过博士这类的学位，辩论中说话没有那么流利”。而顾维钧礼貌并机警地回敬说，您说的不过是客气话而已，您从事外交工作多年，经验丰富，特别是在同中国官员打交道方面，总能如愿以偿。(《顾维钧回忆录》)

芮恩施在《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的回忆录中写道，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顾博士曾多次和我在一起进行长时间的有意思的讨论，研究外交策略和进行分析，在这方面，我很钦佩他的敏锐的洞察力”。

袁世凯施行帝制后，外交部发通告给中国驻美使馆，以后使馆正式行文日期要注明洪宪元年，对总统的呈文要采用奏折形式。面对这一训令，顾维钧命秘书草拟复文，表示难以执行。理由是：一、中国政府未通告国人取消共和，宣布实行君主政体。二、驻在国在承认中国政府政体改变之前，送文所用日期不能和以前的不同。三、“内部的政见分歧最好是限在国内，这样才能保持政府在国外的威信。”(《顾维钧回忆录》)使馆的秘书和工作人员基于利害关系纷纷劝阻，但顾维钧依然坚持外交原则予以抗命。在接到政府擅自修改使馆快电标注新年号和使用“启奏皇上”字样的公报后，顾维钧立即发出抗议快电，并不惜以辞职相要挟。

华盛顿会议期间，面对愤怒的青年学生，顾维钧坦然接访，并且“不仅使这些年轻人的怒火平息，而且说服他们都赞成和支持他”。对此，一向高傲的黄蕙兰叹：“此刻我才真的理解为什么年长的人们佩服他，为什么他如此年轻就担当这样重要的职务。”

作为哥大法学院的毕业生，顾维钧在尊重法律和遵守规则方面，更是可圈可点。在十二卷本的《顾维钧回忆录》中，“宪法规定”、“按照宪法规定”、“根据宪法”、“尊重宪法”、“遵照宪法行事”等字样频繁出现。

例如，针对内阁总理王宠惠拒不将内阁成员名单提交国会通过的行为，他劝导：“你是个国际知名的法学家，大家都瞩望你在所有人中是最能够严格尊重宪法的人。宪法规定阁员名单应该提交国会批准，这是宪法的内容之一。你必须就此作出决定。……你所做的只是无视国会，这样干是行不通的。现在你已经给国会领袖们提供了攻击内阁的机会。”

王宠惠

在王宠惠内阁与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僵持与胶着中，作为外交总长，顾维钧向从不接受国会质询的内阁总理王宠惠建议派阁员出席国会，并不顾同事提醒“去国会要遇到很大的麻烦”而坦然出席并接受质询。在答辩过程中，顾维钧态度诚恳地据实作答，并摆正问题和困难，做好解释工作。所以每次答辩结束后，那些原本想找麻烦、挑毛病的议员都以掌声对顾维钧尊重宪法、出席国会和得体的答辩表示欢迎和敬重。

王宠惠内阁辞职后，受黎元洪总统委托的总统府秘书长饶汉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参议院议长王家襄以及黎元洪本人都劝说顾维钧接任组织新内阁，顾维钧解释说：“根据宪法规定，内阁阁员承担共同责任。……从政治上讲，更不能接受这一委托……正因这个内阁的财政总长被指控违法才导致了内阁的垮台。除非这些控告、指责和怀疑得到彻底澄清，我不可能担任政府的任何职务。”

在“罗文干事件”上，顾维钧当面质疑和批评黎元洪总统、北京卫戍司令王怀庆等未履行程序而逮捕内阁成员是“严重事件”，“这个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将在国际上造成很坏影响”，“必须把这个事件看成是中国政府的耻辱”。显然，顾维钧此举并非简单是为了营救同事和好友，正如他自己所说是“力图使国际上认为中国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个法治国家”。

曾作为曹锟总统秘书长的王兰亭当面对顾维钧说：“因为你在国内、国外受过教育，并且已经建立了你现在的声望，无论哪个派系当权，都会邀请你参加政府工作。”事实如此，顾维钧凭借专业知识、国际视野和声望、职业操守与遵守宪法等优势，在“政客们为了争权夺利而不顾节操已成为当时的风气”中赢得了各方的尊重，即便是不与各派系周旋、攀附、拉关系、权钱交易，仍然能够履任外交总长、驻外大使，成为政坛上的常青树。

如果不怀恶意的质疑，那么就会相信1930年代的一位英国报纸专栏作家的评判是多么客观公正：“新中国很少比顾维钧博士更堪作典型的人了。平易近人、有修养、无比耐心和温文尔雅，没有哪一位西方世界的外交家在沉着与和蔼方面能够超过他。如果你在国联行政院，在他和日本代表辩论时观察他，你也许能发现他的一些秘密。他对他争论的事件每一点细节都了解得很透彻。他从不发怒。他知道你的困难之处，但他不顾这些。他极力维护他的主张，归根结底只是为了原则的重要性，因为他知道，对你对他都一样，在君子之间，热忱维护国联章程是一切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