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是唐王朝的第二任皇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但是，众所周知，李世民得到皇位的手段不太光明正大，所以人们便怀疑他在开国的历史纪录中做了手脚，有意渲染自己开国伟业之君的高大形象，同时贬低父、兄、弟的功绩。

​

李世民的“标准照”

在正史中，李世民被描绘成建立唐王朝的绝对策划者和构建者，而他最终杀了自己的哥哥、弟弟也属正当防卫。但是一直有人质疑，正史中的李世民的“标准照”是被美化过的。

李世民生于一个胡汉混血的贵族世家。其父李渊，自称是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而实际上，李渊很可能是在自己的族谱上做了手脚。目前通常的看法是，李家是北魏弘农太守李初古拔的后裔。李初古拔是鲜卑族，其后代跟汉族通婚，到李渊的祖父李虎时已经是胡汉混血。李虎是李家发迹的开端，西魏时位列八柱国之一，北周初追封唐国公，后来李渊袭封唐国公。李渊的母亲独孤氏与北周明帝独孤皇后、隋文帝独孤皇后均为八柱国之一独孤信之女，也是鲜卑族，其妻窦氏也是胡族血统。

窦氏共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李世民，三子元霸（早死），四子元吉。《旧唐书》称，李世民出生时，有二龙戏于馆门之外，足足待了三天才离去。《新唐书》则称，他母亲只打了个哈欠就生了他，毫无一般孕妇的阵痛。这两件事无疑是为了表现李世民的异秉而编造的。

李世民的异秉还有其他。史书称，他四岁的时候，有一个自称善于察人面相的相士，见到李渊，惊道：“公是贵人啊，且有贵子。”等见到李世民后更惊道：“此小儿有龙凤之姿、天日之貌，只须年近二十岁时，必能济世安民。”说完后，相士便神秘消失了。而后李渊依“济世安民”之意，以“世民”名之，李世民的名字就是这样来的。

​

这李世民却也不负其名，自幼便显出聪睿之资，思虑深远，遇事常能果断处之，平日里则不拘小节，言行举止之间，有种不似常人的气度。

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杨广在雁门（今山西代县）被突厥围困，帝国各路军队急忙去援救，屯卫将军云定兴就是一路。行动前，营内站出了一名英姿少年，这个少年从容地对云定兴说：“如今前去救援，必得大张旗鼓才行。”接着他又侃侃道出理由：“始毕可汗敢倾全国的军队围困我们天子，必是仗着仓促之间，我们无从救援。现在我们若大张军容，数十里之内幡旗相续，夜间则击鼓相应，突厥军定会以为我们四方救兵已云集而至，惊惧之间，必然撤围而去。不然的话，敌众我寡，去打硬仗，只会吃眼前亏。”

云定兴稍加思索，立刻采纳了少年的建议，果然吓走了突厥大军。

这个英姿少年就是十八岁的李世民。少年李世民首次崭露头角，便显示了他不凡的军事眼光和英雄胆识。

隋炀帝末期，外与高丽的战争欲罢不能，内则危机四伏，群贼蜂起，帝国形势一泻千里。风云骤变之际，李渊亦被推到了举旗造反的路上。正史载，李渊谋反是被李世民逼的。当时李世民与大臣刘文静先商量好起兵，然后告诉李渊，李渊闻之大惊，最后迫于形势，不得不勉强从之。

正史中还称，在唐朝建立的过程中，秦王李世民立下了赫赫战功，但也因此得罪了身为太子的哥哥李建成。武德四年（621年），李世民率军一举击败窦建德，逼降王世充，从而扬名天下，威震四海。太子李建成见李世民勋业日盛，感到对自己继承帝位的威胁越来越大，于是利用自己的太子之位，与弟弟李元吉联手处处排挤李世民。

武德九年（626年），李建成、李元吉借突厥进兵之机，谋划着调出秦王府兵将，以削弱李世民的兵力。李世民得知后，与亲信房玄龄、长孙无忌等密谋，于六月四日在宫城北门玄武门内设下伏兵。李建成、李元吉上朝时行至玄武门，发现异常，急忙转身返回。这时，李世民从后面大呼追赶，李元吉仓皇之中转身张弓，连发三箭，都没射中李世民。李世民还射，太子李建成中箭身亡。李元吉也被李世民的部将尉迟恭射死。

唐高祖李渊听闻此事大惊失色，与裴寂等大臣商议，有大臣提议：“建成、元吉本就没有参与起义，因为自己无功于天下而嫉妒秦王功高，狼狈为奸。现在秦王讨伐并诛杀他们，陛下可趁势将国事交给秦王。”李渊听从建议，三天后立李世民为皇太子，两个月后让位，自称太上皇。就这样，李世民通过“玄武门兵变”登上帝位。

​

几个疑点

一：李渊太原起兵是自愿还是被迫？

关于李渊举兵反隋是被李世民所迫的说法，不少后世史学家都提出过质疑。他自称十八岁举义兵，也是一种有意的时间误导。

事实上，无论从史料记载还是常理推断，李渊身处乱世，戎马半生，官场捭阖不倒，绝不可能是个窝囊废。相反，李家一朝举旗，是李渊经过了数年经营的结果。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高祖慎之又慎，迟回而不迫起，故秦王之阴结豪杰，高祖不知也。非不知也，王勇而有为，而高祖坚忍自持，姑且听之而以镇静之也。”也就是说，当天下乱势之中，李渊沉稳持重、深谋远虑，是太原起兵的主持者，是主角；而李世民则是“阴结豪杰”、勇而有为的得力助手，是积极的配角。

为了证明这个问题，我们来看看李家举旗的过程。

温大雅是在李渊任太原留守时的记室参军，他撰写的《大唐创业起居注》是李渊太原起兵的最原始记载。据该书所载，早在大业九年（613年），李渊与宇文士及在涿郡（今北京）“密论时事”，可见当时已生出反隋的念头。不久助隋炀帝称帝的大功臣杨素之子杨玄感起兵反隋，当时李渊为弘化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留守，握有关右（函谷关以西）十三郡兵，大舅子窦抗劝他起兵，李渊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没有同意。

杨玄感起兵被平定后，全国各地的农民起义依旧如火如荼，并迅速席卷全国。大业十一年（615年），隋炀帝因大将军李浑门族强盛，又因一句“李氏当为天子”的谶语，尽诛李浑及其宗族。李渊跟李浑处于相似的处境，此时恰有夏侯端劝他起兵，李渊对他的话深表认同。至此，其反隋之心已公开表露，只是等待时机。

大业十二年（616年）底，突厥乘李渊南下镇压起义军之机，攻取他管辖下的马邑（今山西朔县）。隋炀帝怪罪于李渊，命人前去囚捕李渊，后来或许是考虑到东都形势的紧张，隋炀帝又很快下令赦免了李渊。当时长子李建成、四子李元吉尚在河东，力量分散，不是起兵的绝佳时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李渊除了起兵已别无选择。

书中记载，当时李渊对李世民说：“隋朝气数将尽，我李家奉承天命，本该现在起兵，只是你们三兄弟尚未聚集。”于是李渊命李建成于河东潜结英俊，李世民于晋阳密招豪友，为起兵招揽人才。紧接着李建成、李元吉和李渊的女婿柴绍陆续到达太原。与此同时，李渊命晋阳令刘文静等人四处征兵。

当时李渊身边有两个副留守王威和高君雅，这二人实际上是隋炀帝派来监视李渊的角色，自然成为李渊起兵的障碍。这年夏天，李渊借口此二人勾结突厥，杀之。

解决了内部障碍，李渊还要应对突厥的威胁。突厥是当时北方一支比较强大的少数民族力量。隋末的许多起事者，都曾向突厥称臣，如刘武周、窦建德、梁师都、高开道等。一方面是为了不使突厥成为捣乱的敌人，另一方面也可以借助突厥壮大自己的声势。李渊也选择了拉拢突厥的政策，向突厥始毕可汗称臣，既取得了突厥的支持，亦解除了受突厥攻击的后顾之忧。李渊所用的联络人是晋阳令刘文静。

当时有不识时务者如西河郡（治今山西汾阳县）丞高德儒坚决反对李渊起兵，李渊命建成、世民两兄弟前去攻打，又命太史令温大有同行。临行，李渊对温大有说：“此次的胜败关系着反隋大业的成败，我儿年少，所以才请你参谋军事。”言语之间，李渊显然是谋大局者，而李世民尚是一个被父亲寄予厚望，又不能让人完全放心的有为青年。

李建成、李世民无愧于将门之后，兄弟二人与众人同甘共苦，身先士卒，很快就攻下西河。城破后，李家军对城内军民秋毫无犯，只杀了高德儒，兵民闻之大悦。自发兵至返回，前后仅九日。李渊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像这样用兵，足可横行天下！”

随后，李渊认为时机成熟，于是以年方十五的三子李元吉留守太原，自己亲自统领三万人开向关中。同时发布檄文，宣布尊隋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皇帝。西突厥阿史那部首领阿史那大奈，也率领众人配合李渊南下，拉开了李唐争夺天下的大幕。当时李建成二十九岁，李世民二十岁，皆是活力四射、矫健勇武的年龄。但李渊无疑是绝对的主角。

那么，正史中为什么如此贬低李渊、李建成以及李元吉呢？应该是李世民有意为之。李世民并非隋炀帝之流的昏庸无良之辈，他通过玄武门政变，由次子而入继大统，这种行动不合乎法统和伦理，不足以垂范后世。因此，李世民称帝后便试图篡改史实。贞观史臣在撰写《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时，大肆铺陈李世民在武德年间的功劳，竭力抹杀太子建成的成绩，贬低高祖李渊的作用。又把晋阳起兵的密谋描绘为李世民的精心策划，而李渊则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

历史经过这样的描述，李世民便是开创李唐霸业的首功之人，皇位本来就应该是他的，李渊退位后，也就理应由他继承皇位。李世民改写历史的努力结果是：五代修《旧唐书》、北宋修《新唐书》，皆为其误导。而《资治通鉴》亦延续了两书的主要结论。

李渊算得上是历史上少有的倒霉开国皇帝。其他的开国鼻祖往往都被自己的子孙描述得英明盖世、威震寰宇，然而李渊却是例外。为了突出儿子的英明，老爹只好受点委屈了。在儿子的万丈光芒之下，李渊留在历史中的身影，显然被平庸化了。

​

二：玄武门之变是被动还是主动

每一个鼎盛王朝都是踏着一条鲜血和白骨铺成的路而来。李世民就是通过发动“玄武门政变”，残杀自家兄弟，不光彩地登上帝王宝座。

不过，李世民不是个不讲人伦的人，因此，可以想象，“玄武门政变”是李世民一个解不开的心结。或许正是这个原因，李世民冒天下之大不韪，打破了历代皇帝不能调阅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惯例，成为日后修订历史的重要疑点。司马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就明确地指出，《太宗文皇帝实录》中关于玄武门之变的部分不可轻信。

时至今日，经过千余年时间的冲刷，“玄武门之变”的真相早就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了，而人们面对那千年的历史迷雾时，依然充满探求欲。

揭开这层迷雾，首先应该对太子李建成有一个正确的估计。历来史书所记载的李建成，阴险狡诈，好色贪功，让位于襟怀磊落、英明神武的李世民实属应该，否则中国就不可能有大唐盛世。然而，透过历史的重重浓雾，我们隐约看到，李建成与上述形象是有很大距离的。

首先要说的是李建成的能力。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李家起兵之前，李建成与李世民兄弟并肩作战，所起的作用不相上下。李渊晋阳起兵之后，李建成西渡黄河，攻克隋都长安。随后李世民攻下王世充占领的洛阳。当时，长安的战略地位并不亚于洛阳，甚至犹有过之。李建成在战争初期即占据长安，顿时使唐军成为最有希望问鼎中原的一支割据力量。此后，蜀地的势力不得不下决心依附于唐，西秦霸王薛举被切断在西北成为孤军，王世充占据的洛阳以西也成了死路，当时蠢蠢欲动的突厥更是不得不顾忌强大的唐军，以及坚固的长安城而按兵不动。随后，李建成又与夏王窦建德相持，将当时气势正盛的夏军挡在太原之外，军功与李世民相比毫不逊色。虽说李世民更善于用奇兵，并且有虎牢一战的经典战例，但是并不能就此认定李建成的军事能力比李世民差很多。

李世民的军功高于李建成，很大一部分原因还在于李建成是太子，后来只镇守长安，没有太多上战场的机会。这样的人物历史上比比皆是，诸如隋炀帝的哥哥杨勇、康熙两立两废的太子胤礽，等等。

再看李建成的人品。史书上最不堪的记载大概就是其与父亲的妃子通奸。有史书说李世民于武德九年（即玄武门之变当年）密奏高祖，说李建成和李元吉淫乱后宫，但李渊没有采取过激的行为。这一点看起来似乎不太可能，就算李渊脾气再好，也不会窝囊到让此事不了了之，并且到对当事人继续宠幸的地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就含糊道“宫禁深秘，莫能明也”，或许这条罪名本就是莫须有的。

无论是在正史中，还是在稗史小说中，李建成搞内斗的智慧并不高明。虽然他一直以阴谋家的身份出现，但其阴谋却屡屡失败，而弟弟则一举成功。这一点让人不能不认为，李建成根本不擅长窝里斗。事实上，李建成不断排挤李世民，起初确实不完全是他的本意，其三弟李元吉在背后点了不少邪火。后来感受到了威胁，才开始主动地排挤这个弟弟。

反过来再看李世民。正史中，李世民对于李建成和李元吉可谓一忍再忍，直至忍无可忍，是忠义孝悌的道德典范。那么，在玄武门之变之前，李世民究竟是否真的一直在被动地忍让呢？似乎不是，相反，根据史书的记载，李世民确有代替李建成的想法。

根据史书记载，武德四年，李世民攻打洛阳前带房玄龄拜访了远知道士，远知预言：“你将作太平天子，愿自惜。”李世民对此话非常重视，当年攻下洛阳后，他招贤纳士，设天策府、文学馆，俨然君王气派。大概此时他已坚定了夺位于建成的决心。

当时大臣封德彝便注意到，李世民自恃功勋卓著，不太甘心居于太子之下。可见，在与李建成、李元吉的斗争中，李世民于情于理都处在主动出击的位置。只是，李建成得到了弟弟李元吉以及后宫、朝中多数高官，甚至父亲的支持，李世民不可避免地处于弱势地位。形势要求李世民必须不断示弱退让，保存实力，营造环境，以求一击必杀。

史书中有一件事让人生疑。突厥退兵后，李渊命兄弟三人进行骑马射箭比赛，一分胜负，李建成将一匹劣马给了李世民，结果劣马失蹄三次，李世民都适时跳离马背，免于遭殃。此事疑点重重，更像是李世民设的陷阱，理由有三：第一，李世民与李建成明争暗斗多时，如何会让李建成为自己挑马？第二，李建成明知李世民久历沙场，骑术高超，不可能不识蹶弓劣马，却在父亲和众目睽睽之下使出这等拙劣手段，他的智商会如此之低吗？第三，李世民即便碍于情面骑上劣马，一蹶即当换骑，如何三蹶？只能理解为，李世民故意放大事态，让父皇和大臣看到李建成是有意加害于他。

玄武门之变前两三天的一件事，也是决定性的事件，疑点更大。当天，李建成、李元吉招李世民入宫宴饮，给他喝了毒酒，结果李世民“心中暴痛，吐血数斗”，却大难不死。更不可思议的是，“吐血数升”的李世民，竟然在几天后就生龙活虎地出现在玄武门前，力挽强弓射杀了长兄李建成。用现在话说，这真是把读者当白痴了。

由上可以判定，我们从史书中看到的李世民是被施以重彩的，费心费力为他上妆的，应该就是他手下主管编修《国史》《实录》的房玄龄等人。

当然，李建成也主动出击过。面对日益增加的秦王势力，太子李建成无疑比任何人都要焦虑。他的对策就是分化、瓦解秦王府的文武将佐，企图孤立李世民，再一举消灭他。然而，李世民的策略要高出一筹，他将计就计，让手下假装离开长安再偷偷潜回天策府。之后他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收买了许多东宫势力下的要人，其中两人在玄武门之变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一是王晊，他在玄武门之变前一两天向李世民密奏说“李建成、李元吉正在密谋害秦王”，结果李世民决定先发制人，召集部下策划政变；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是玄武门总领常何。正是由于常何的合作，李世民才能够伏兵玄武门，袭杀李建成、李元吉。而这个常何早在洛阳之战时便追随李世民，后虽曾跟随李建成征讨河北，但入长安却是奉李世民之令。由此，不由得让人怀疑，常何是李世民处心积虑埋在建成身边的一颗棋子。

关于玄武门之变的资料，仅见于房玄龄等人删改的《国史》、编修的《实录》，后来的新旧《唐书》等正史均取材于此。在稗史中竟然找不到其他有价值的资料，不能不叹服李世民与其史官心思之缜密。只可惜，事实再怎么掩盖，总会露出些端倪，一点一滴留之后世，真相也就这样一点点重新见光。

李世民篡改历史对后世的治史产生了极为恶劣的影响。自此，历代正史收归官修，像太史公一样的个人修史，在原则上不被允许，称为“稗史”，相关文简不受国家的保护。而官修史书的最大弊病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一切以当局的利益为重，统一思想，删益由人。

中国的史书自从收为官修之后，除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外，再未有散发生命力的作品。而之前，秦始皇焚书坑儒也未曾掩盖历史，司马迁则是千古史笔千古文章，班固、范晔虽然稍逊也是直道而为，陈寿虽有私于魏也还未曾昧心删改。自唐太宗开始，史家之风开始败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