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汉王朝天下安宁的28年后，汉文帝的一系列举措，根本不是为了“休养生息”抚平战乱的疮痍，恰恰相反，他所面对的根本是“天下殷富”、“利出多孔”之后的旧制度失灵以及商品经济活跃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伦理的动荡。

这一点上，《汉书·食货志》说“时民近战国”只是点到了皮毛，汉文帝时离战国时代再近，也隔着50多年，秦始皇治下的人民不是更近战国？

更何况此时的汉郡本就以战国时秦、魏、韩三国的旧地为主，大部分地区施行秦制、秦法早超过100年了，归结为民风、民俗根本就不靠谱。

归根结底是人民向往自由选择的基本人性在惠帝、吕后时代的“弛禁”后陡然爆发，一举冲决了“利出一孔”的耕战组织。

让皇帝更觉得可怕的是，哪怕是本应与皇帝联盟一同维护“耕战”社会的官吏们，也已“倒戈”，正如贾谊所描述的：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

大臣们是真不了解外面的世界变化吗？当然不是，他们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了“行政程序”的合法、非法之上，其实就是态度，他们在用“不作为”拥抱这个更自由的时代。

作为新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们，作为汉王朝一波波抛弃同盟者后的最终孑余，诸侯王、列侯、将相、二千石们，具备整个社会最强的“变现能力”，他们的封地、食邑、宗族、权力，都让他们在这场财富盛宴中占得了先机，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灌夫家族。

也正因为如此，汉文帝在表彰孝悌力田时，不忘加上“廉吏”，恰恰因为在秦制塑造的封闭、固化社会下，曾经被荀子盛赞的“古之吏”、“古之士大夫”，在新朝已经成为稀罕物：

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楛，古之吏也。

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

环境的巨大变迁，汉朝所继承的秦制，也就是为“利出一孔”的“耕战社会”服务的官僚组织已经失灵，汉文帝也好，汉景帝也好，汉武帝也罢，面前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跟着向前，以利导之；要么不惜鲜血的代价，用残酷的屠刀把整个社会拉回到“体制元初”。

前者简单易行，但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于自身皇权的处处受挫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后者则恍如踩钢丝，只要一个行差步错，帝国就将万劫不复。

汉文帝是一个精明的现实主义者，当他认识到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之中，除了原本秦制中可以管理的从事商业的“贾人”之外，还有国家依靠原本的律令无法控制的大批民户工商业者存在，他们的规模之大，让王朝常态制度下的小修小补，如加重商税、身份折辱等手段无从奏效，只能承认现实。

更重要的是，作为皇帝，对他宝座威胁最大的，还不是这个“脱缰了”的商品社会，而是长安的功臣列侯、关东的诸侯王们，他们恰恰是汉文帝一朝前期和后期分别削弱、打压的对象。

那么，稳定社会、争夺民心、财力、物力，文帝一朝采取“跟着走、以利导之”的国策，也就毫不奇怪了。

事实上，在汉文帝的粮食仓储充盈之后，第二次减半当年田租的“善政”颁布的同时，还下达了另外一条诏令：（汉文帝十二年）三月，除关，无用传。

再看看“关”外的人在做什么，《史记· 吴王濞列传》：

会孝惠、高后时，天下初定，郡国诸侯各务自拊循其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

（汉文帝时）然其居国以铜盐故，百姓无赋。卒践更，辄与平贾。岁时存问茂材，赏赐闾里。佗郡国吏欲来捕亡人者，讼共禁弗予。如此者四十馀年，以故能使其众。

《史记·淮南衡山列传》：淮南王长废先帝法，不听天子诏，居处无度，为黄屋盖乘舆，出入拟於天子，擅为法令，不用汉法。及所置吏，以其郎中春为丞相，聚收汉诸侯人及有罪亡者，匿与居，为治家室，赐其财物爵禄田宅，爵或至关内侯，奉以二千石，所不当得，欲以有为。

招纳流亡、豪杰，哪怕汉文帝的亲儿子封王也不能免俗，梁孝王刘武一样是：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士莫不至。

人才、人力、财富的争夺，让汉文帝不得不“大方”，皇位背后的刀子，也让他不敢对早已看不惯的“世道”下手，反而只能与这个“上下相反，好恶乖迕”的社会和解，用自己手中的权力筹码来“购买”粮食、人才。

更直白地说，汉文帝是作为一个秦制帝国的君主，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偏爱的体系瓦解，滑向不知走向何方的深渊，他还不得不接受，这个过程，就更没有“休养生息”什么事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