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西游记》里的神系那么驳杂和混乱？为什么玉皇大帝、王母娘娘、太上老君这些道教神仙，居然要和佛祖、观音菩萨这些佛教尊者一起开会议事或把酒言欢？

穿官服戴官帽、腰缠玉带、向儒生们暗示科举和仕途一帆风顺的文昌帝君，到底应该属于儒教还是道教？而关羽这种被儒家伦理从象征意义上奉上神坛的忠臣烈士，为什么会在现实中神化成道家的“关帝”享受香火，甚至还会司掌财源这种肥缺？

古时候帝王热衷的“泰山封禅”，还有今人司空见惯的“清明祭祖”，又算不算一种宗教信仰？如果算，应该算到儒、释、道哪一家里面？

“三教通体”，走进近代四川人的精神世界

英国人类学家莫里斯·弗里德曼非常推崇杨庆堃1961年出版的《中国社会中的宗教》，这种推崇其实是肯定自韦伯、葛兰言以来“整体描述中国宗教”的视角。这些学者赞成把中国人的信仰视为一个整体，而非像早期传教士，简单地用西方划分宗教和教派的方式，把中国的儒、释、道三教以及民间的祭祀等宗教实践割裂开了看。

只有对中国人的信仰进行整体性描述，才不会产生我们篇首提出的那么多疑问。

利玛窦等早期传教士以“迷信”的名义，把民间宗教从儒、释、道三教中剥离出来，对四者分别进行重新定义，事实上，跟西方的一神教不断分裂成诸多教派的趋势不同，中国的不同信仰之间，总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明清以来，儒、释、道三教合一的趋势更加明显。

清代木雕造像（摄影 韩杰）

复旦大学哲学系宗教研究所的李天纲教授就非常重视民间宗教研究，他长期在江南地区进行民间祭祀田野考察，后来结集成《金泽——江南民间祭祀探源》，指出中古以降，中国的儒、道、佛教事实上都混杂着方术、祭祀和各种崇拜方式，且三者之间存在着同构的关系——同一个文化结构下，以不同的方式，相互依赖，共融共生——“儒、道、佛三教相通，不但通在教理思想，而且通过民间实践，可以称为三教通体”。

理解了“三教通体”，对中国的传统信仰进行整体性把握，才能够更好地理解近现代中国人信仰的驳杂和混乱，回答我们篇首那些个疑问：根本没法对中国传统信仰进行泾渭分明地西方式划分，人们烧香的时候求的是一个“灵验”，哪里管拜的是自家祖先还是哪家神灵。

明白了这一个前提，你就能更好地看懂正在成都博物馆展出的《和而不同——成都博物馆馆藏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展》，或者至少可以理解那个“和”字。

清代木雕佛陀造像

成都博物馆陆续从四川地区征集和购买了大量木雕造像，这些精美的木雕既有儒、释、道三家的神灵，也有家族的先人，有的保佑科举和仕途、有的允诺财源广进或子孙绵延，虽然有这些不同，但它们的流行程度一致，体量不大，材质轻巧，可以很容易地被“请”进家族祠堂或者家里的堂屋进行供奉，可以说它们本身即是清代四川人生活的一部分。

要想理解数百年前生活在成都平原的人，必须观照他们的精神世界，理解他们的怕和爱，当然可以将这些参与他们日常生活的小小造像当成入口，因为它们从头到尾见证着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期冀和向往。

清代木雕祖先造像

这些木雕造像题材庞杂，数目众多，在成都博物馆的民俗库房里占据了整整两间，据本次展览的执行策展人刘秋佚透露，展出的116件木雕仅仅占成都博物馆馆藏近代木雕的五分之一到六分之一，可以说是他们全面梳理之后遴选出来的精品，甚至称得上“精品中的精品”。

成都博物馆新馆开馆以来大展连连，常常是重大主题搭台，重磅展品唱戏，动辄是为一整个文明代言（比如同时正在进行的另一个大展《秦蜀之路——青铜文明特展》），用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的话来说，相比较而言，这次清代木雕展就像是“推开小轩窗，看四川人绵密的烟火日常和精神世界”。

“借”个策展人，导览四川人绵密的烟火日常

跟以往满世界“借”展品不同，《和而不同——成都博物馆馆藏清代四川地区木雕造像展》是成都博物馆首次全部采用馆藏文物策划的原创性展览。虽然这次没有对外“借”展品，但是“借”了一个策展人。

展览现场（摄影 韩杰）

成都博物馆总策展人黄晓枫介绍，为了让库房里的馆藏文物“活”起来，本次展览特别邀请了历史文化类青年作家萧易作为外聘策展人，与成都博物馆的策展团队深度合作，共同策划了这次展览，以文化的视角对馆藏历史文物进行解读。

近年来，萧易遍访四川地区的佛教石窟和道教石窟，相关著作《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和《知·道——石窟里的中国道教》先后面世，对蜀地众多的石窟造像和背后的信仰体系进行了细细爬梳和比对，由他导览清代木雕背后的信仰体系，有满肚子的故事可以讲。诸如：16世纪，川西农村出现了以爱护耕牛为主题的祭祀活动牛王节、真武大帝有一种手印是比中指、药王造像往往一手按住龙头一手持针要扎，以及为什么今人对石窟造像的妆彩难看？因为油漆和矿物颜料就有天渊之别……

《空山：静寂中的巴蜀佛窟》作者：萧易

在走访巴蜀石窟造像的时候，萧易就对民间信仰里的“和”和“不同”都深有感触。

他谈及自己有一次到大足访石窟的所见所闻——一个当地老太太，恭恭敬敬在王母娘娘造像前上香和跪拜，然后倚在旁边的观音造像前絮絮叨叨倾诉了一两个小时，无非是家长里短，儿媳妇丢了三百块钱，怀疑是她拿的，“你说我一个老太婆拿了钱也没有地方花啊。”叨叨到伤心处，老人一把鼻涕一把眼泪。这种情况下，你要去跟老太太理论为什么又要拜道教的王母娘娘又要跟佛教的神灵倾诉心事，有什么意义呢？

展览现场（摄影 韩杰）

展览现场（摄影 韩杰）

萧易说：“中国的传统信仰体系里缺失一个温柔的女神形象。观音原本在佛教体系里只是跑龙套的胁侍菩萨，还是中性的，唐时敦煌造像里的菩萨常常是男相，长着两撇小胡子，到了中国宋代之后变成了倾听世上苦难的温柔女性形象，弥补了女神的缺失，成为美丽和慈悲的象征。中国有句俗语：家家念弥陀，户户拜观音，显示出阿弥陀佛和观音菩萨信仰的流行。”

作为道教的发源地、佛教传入中国时的重要一站、唐宋时中华帝国重要大都市，成都地区的传统信仰里格外能看出“三教通体”的混杂，儒、释、道三教交融，民间对神灵的祭拜带有富于现世意义的“实用性”：关羽、孙思邈、李冰父子等历史上的传奇人物，纷纷被纳入民间信仰体系，成为关帝、药王、川王和二郎神，承受民众心愿，享受香火供奉。

清代木雕文昌帝君造像

清代木雕福星造像

还有财神、土地、火神、文昌帝君（文曲星）、送子娘娘等不同的神灵分享着香火，神灵们细分领域，司掌不同的部门，可以供人随心所欲地求财富、仕途、子嗣、健康、婚姻、丰收、雨水。甚至还有痘疹娘娘，在没有疫苗的年代，温柔安抚着每一对为孩子出天花担惊受怕的父母……可以说，传统信仰深入民众日常生活的细枝末节，与一蔬一饭息息相关。

清代初年“湖广填四川”，来自湖广、广东、福建、江西等地的移民纷纷进入，也将各自信奉的地方神灵带入四川，以求得到乡土的慰藉与神灵的庇护。各地移民纷纷修建宗祠，续修族谱，雕刻祖先像。移民入川，不仅改变了四川的社会结构，也影响着四川人的精神世界。由此，天府文化的“乐观包容”也在这些木雕造像与它们背后所代表的各地信仰的融合中得到充分体现。

清代木雕观音造像

清代木雕火德真君造像（摄影 韩杰）

难怪在《中国社会中的宗教》里，杨庆堃指出：“低估宗教在中国社会中的地位，实际上是有悖于历史事实的。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几乎每个角落都有寺院、祠堂、神坛和拜神的地方。寺院、神坛散落于各处，比比皆是，表明宗教在中国社会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影响力，它们是一个社会现实的象征。”

也许，宫观、寺院、祠堂，就像城墙和塔楼一般，注定难逃坍塌的命运，但是，幸而有这些逃过白蚁蛀食的木雕造像，它们的精雕细刻，它们的妆彩贴金，营造出清代四川绵密日常的微缩场景，让我们一窥先人们精神世界的丰盈。百余年过去了，尽管他们的信仰已然消散，但他们的美好愿景以另外一种形式浸入文化的脉络，代代相传。

他们从未走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