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曹全碑。

唐代开成石经。

唐代圣教序碑。

西安碑林博物馆位于陕西省西安市文昌门内三学街15号，成立于1944年，是陕西省创建最早的博物馆，是在具有900多年历史的“西安碑林”基础上，利用西安孔庙古建筑群扩建而成的以收藏、陈列和研究历代碑刻、墓志及石刻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西安碑林是在保存唐代石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陈列有从汉到清的历代碑石、墓志共一千多块，因碑石如林，故名碑林。西安碑林博物馆占地面积3.4万平方米，陈列面积4900平方米，由孔庙、碑林、中国古代石刻艺术展三部分组成，1961年被国务院列为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西安碑林博物馆藏品浩瀚，现有馆藏文物11000多件，其中国宝级文物134件，国家一级文物535件，藏品时代系列完整，时间跨度达2000多年，以下就为大家介绍该馆收藏的几件石刻艺术珍品。

汉代曹全碑。全称“汉郃阳令曹全碑”，又称“曹景完碑”，高253厘米，宽123厘米，立于汉灵帝中平二年（185年），明代万历年间出土于陕西省合阳县，清代康熙年间碑身出现裂痕，1965年入藏西安碑林，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呈长方形，碑身两面均刻有隶书铭文，正面共计20行，每行45字，背面共计5行，每行字数不等，记述了东汉官员曹全的生平。曹全，字景完，敦煌效谷人，是汉初名相曹参的后代，少年时好学，无书不看，并能综合贯通，为官时能弹劾枉法者，纲纪鲜明，尊卑有序。后来其胞弟病故，弃官还乡，遭遇“党锢之祸”，于家隐居。汉灵帝光和年间任郎中，拜西域司马，率兵征讨西域的疏勒国（今新疆喀什），后迁京畿重地扶风槐里令、郃阳令，造福一方百姓，不久卒于任内。碑文从侧面反映了东汉末年以张角为首的黄巾农民起义，风起云涌、声势浩大的场面。隶书始于秦而兴于汉，尤其到了东汉，碑刻最为发达，留下了不少隶书艺术的精品，其中的汉代曹全碑在隶书发展中技法最为成熟，在汉碑中极负盛誉。用笔方圆兼备，而以圆笔为主，结字匀整，秀润典丽，风致翩翩，笔画正行，长短兼备，美妙多姿。字体秀美飞动，书法工整精细，字迹娟秀清丽，风格秀逸多姿，在汉隶中独树一帜，呈“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充分展现出汉代隶书的飘逸秀丽。汉代曹全碑，虽然历经千余年而字迹清晰，是迄今为止汉代石碑中保存完整、字体清晰、留存字数多的作品，而且碑身完整，刻工精良，棱角分明，对后世影响极大。

唐代开成石经。又称“唐石经”，是唐代的十二经刻石，包括《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等12部经书。这12部经书是唐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之书，为了避免文人学士们在传抄经书时出现错误，从830年（大和四年）到837年（开成二年）共历时7年时间，唐文宗李昂下旨把这12部经书刻在石碑上作为范本，立于长安城国子监内，永久保存，以供校对。唐代开成石经共计使用碑石114方，每方碑石高3米，宽0.8米，下设方座，上置碑额。每方碑石两面刻字，上下分列8段，每段约刻37行，每行刻10字，自右至左，从上而下，共计65万多字。每一经篇的标题为隶书，经文为楷书，刻字端正清晰，按经篇次序一气衔接，卷首篇题俱在其中，一石衔接一石。唐朝政府兴师动众地刊刻“开成石经”，是为了保证儒家经典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也是历代莘莘学子抄录校对儒家经典的标准，因此“开成石经”又被誉为中国最早的“高考教材”。唐代开成石经刻成后原本立于国子监，到北宋时移至京兆府学北麓（即今西安碑林），清代补刻《孟子》陈列于此，合称“十三经”。清代以前所刻的石经很多，唯有唐代开成石经保存最为完好，是迄今为止仅存的一套完整的石刻经书，是研究古代儒家经籍的重要资料，1961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唐代圣教序碑。又称“大唐三藏圣教序碑”或“唐集右军圣教序并记”，高350厘米，宽108厘米，厚28厘米，碑文30行，每行约83字到88字不等。分成唐太宗李世民为高僧玄奘译经所撰写的序言、唐高宗李治所作的序记、高僧玄奘法师写的《谢表》和所译的《心经》等4部分。由唐代高僧怀仁法师从王羲之的书法中集字，制成碑文，在唐高宗李治咸亨三年（672年）立碑。碑文上的书法是王羲之真迹，章法自然，点画流畅，气韵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唐太宗李世民贞观十九年（645年）唐代高僧玄奘法师西行印度取佛经回到长安，唐太宗命玄奘法师组织翻译佛经，648年玄奘法师将翻译后的佛经《瑜伽师地论》呈给唐太宗，唐太宗亲自撰写了《大唐三藏圣教序》，唐高宗李治亲自撰写了《大唐皇帝述三藏圣教记》，对高僧玄奘给予了高度评价。唐代佛教自称“圣教”，这便是《圣教序》的由来。为了昭示天下，唐高宗决定将《圣教序》刻于碑石流传，因为唐太宗喜欢王羲之的书法，所以邀请弘福寺高僧怀仁法师承担收集王羲之书法并拼写碑文的重任。怀仁法师历时24年，用集字的方法，镌刻成此碑，碑文中的每个字均选自王羲之的书法名帖，保存了王羲之的墨宝。虽然是集字而成，但点画气势，起落转侧，却充分体现出王羲之书法的特点与韵味，再现了王羲之秀劲超逸的书风，堪称集王羲之书法的大成。唐代圣教序碑，由唐太宗李世民作序、唐高宗李治作记，加上高僧玄奘法师书写的谢表及心经，以及“书圣”王羲之的墨宝真迹，因此在中国古代书法上有“三绝碑”的美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