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嵩山方言中的“鳖样儿”与大禹文化

（应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大禹文化研究专家，登封文化名人常松木先生之邀，为即将在登封召开的大禹文化研讨会特写此文。）

在嵩山方言中，有“鳖样儿”一词。本人结合嵩山方言所反映的诸多历史、文化信息和嵩山其他文化研究，特别是大禹文化的研究，认为“鳖样儿”与大禹部族的图腾有关，它应是外部族对大禹部族进行贬损和开玩笑时的说法，现具体论证如下，求大方之家指证。

一、“鳖样儿”在嵩山方言中的现代含义及用法

在嵩山方言中，“鳖样儿”的含义，是指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行为表示不满或者惊异。其中，表示不满时，往往含有贬义。比如一个人嫌另一个人做事窝囊或者出格儿，就会对这个人说：“看你那鳖样儿！”而表示惊异时，有时含有贬义，有时则没有，甚至还有表示关系亲密的意味。比如，甲给乙开了个玩笑，乙明白其用意后往往也会说：“看你那鳖样儿！”另与这个词相类的还有“鳖形”、“鳖孙”，其用法相差不大。

在嵩山方言中，还有把“鳖”换作“熊”和“鸟（diǎo）”的，即“熊样儿”、“鸟（diǎo）样儿”。其含义和使用方法和“鳖样儿”没有二致。

另特对“鸟”的读音做一说明。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鸟是个多音字，当它读作niǎo时，是指作为脊椎动物的鸟类；当它读作diǎo时，同屌，是下流的粗话。其实，当“鸟”读作diǎo时，并不同屌，也不是什么下流的粗话。由于在古代，“鸟”字就只有一个音，就读作diǎo。据《说文解字》记载，鸟的读音为“都了切”。《康熙字典》也记载：“鸟，《唐韵》都了切，《集韵》《韵会》丁了切。”所谓“都了切”“丁了切”，是指用“都”或“丁”的声母，用“了”的韵母及声调，合读一音。即“diǎo”。

这说明方言还保留了它的古音，在嵩山方言中，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不做赘述。

对“鳖样儿”、“熊样儿”和“鸟（diǎo）样儿”的现代含义及用法做了说明后，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一是为什么这三个词表达的是一个意思？二是为什么是熊、鳖、鸟这三样动物，而不是其它的动物？况且熊和鳖在嵩山地区现在已很少见到。

为此，我尝试着从方言和上古部落图腾文化两个角度进行解读和回答。

二、从嵩山方言的角度，解读“鳖样儿”、“熊样儿”和“鸟样儿”

首先，方言作为地域性的交流工具，是地域文化的载体，是维系地域文化的命脉所在，它对研究某个地域的历史、社会、文化都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英国语言学家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方言作为一个地域的特定语言，无疑是研究了解这个地域的历史、地理、风俗、文化心态等等的一条捷径。

其次，嵩山方言是我国上古雅言的“活化石”，应对研究我国史前文明有着重要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

一、历史、考古学已证明，嵩山地区是夏人的祖地。著名夏商周断代史研究专家安金槐先生说：“夏族先公的主要活动区域和奴隶制国家夏王朝的统治中心地带，就在河南境内以中岳嵩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

安先生的这一观点，随着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深入，基本成为定论。特别是近年来嵩山地区大禹文化研究如火如荼，大禹作为夏族的部落首领，生于嵩山，治水于嵩山，主要活动于嵩山，建国于嵩山已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嵩山地区星罗棋布的大禹文化遗迹也给予这个观点以充足的论据支撑。

二、中国最早的“普通话”就是“雅言”，而雅言就是“嵩山话”。由于在古代“雅“与“夏”二字互通，雅言也就是夏言，即夏人所说的话，而夏人最早生活又生活在嵩山地区。所以，嵩山方言的世代留传无疑使其成为了上古雅言的“活化石”，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夏人”生活时代的历史文化信息。

由此，虽然我们从方言角度还无法弄清“鳖样儿”、“熊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词汇到底是如何产生的，但是至少可以推断，它里面应包含着先民们当时的一些观念和看法。

三、“熊样儿”和“鸟样儿”里的图腾文化解读

为了论证“鳖样儿”与大禹部族的图腾有关，首先，我先对学界基本形成共识的“熊”、“鸟”与黄帝部族、商人部族的图腾文化进行解读。

首先，黄帝部落图腾为熊。

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基本是学界的共识，主要依据有两个，一是从文献典籍看，《史记·五帝本纪》中载：“黄帝为有熊。”《史记》集解引谯周曰：“黄帝，有熊国君，少典之子也。”又引黄甫谧曰：“有熊，今河南新郑是也。”又，集解徐广曰：“号有熊。”班固《白虎通义·号章篇》也说：“黄帝有天下，号曰有熊。”故黄帝部落的图腾当为“有熊”即熊。二是有学者从汉字起源角度论证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杨亚长先生认为我国古代的姓、氏最早大都来源于氏族图腾，而我国的汉字最早则应主要来源于这种表示氏族图腾的象形文字，因而我们在探讨氏族的图腾时，应当以分析他们的姓氏为主要根据。据文献记载黄帝为姬姓。姬字从女从臣，而商周青铜器铭文中的臣字实际上当为熊的竖立形象，所以姬字最早为熊的形象，“因而可证明黄帝氏族应当以熊为图腾”。（杨亚长《炎帝、黄帝传说的初步分析与考古学观察》，《史前研究》1987年第4期）

其次商族部落的图腾是鸟（diǎo）。

商族部落的图腾是鸟，这一论断也是学界共识。《史记·殷本纪》中说：“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即商人之祖。《诗经·商颂》中的“天命玄鸟，降而生商”也证明了这一点。

另外，许多专家还从文字学的角度，通过出土的甲骨文“商”字的字型，判断上面为鸟头，下面是窑口或者鸟卵的形状，从面也说明商族部落的图腾为鸟。

三、大禹部落的图腾应为“三足鳖”

为什么说大禹部落的图腾是“三足鳖”呢，主要依据有以下几点：

一是从夏族首领鲧与禹的关系来看，禹的父亲是鲧，《说文解字》言：“鲧，鱼也。”即鲧为大鱼，《国语·晋语八》中记：“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

这里的黄熊，历代已有定解，它并不是山中的熊，而为一种水兽，即“三足鳖”。

《左传释文》云：“熊一作能，三足鳖也。”

《史记夏本纪》张守节正义云：“鲧之羽山，化之黄熊，入于羽渊。熊，音乃反，下三点为三足也。”《尔雅·释鱼》中有“鳖三足，熊。”读 “奴來切”，即“nài”。

唐代陆德明《释文》：“黄熊，音雄，兽名。亦作能，如字，一音奴来反，三足鳖也”。

既然父亲是“三足鳖”，大禹随其父是自然而然的事。

二是文献典籍中，同样有大禹化为“三足鳖”的记载：《淮南子》云：“禹治洪水，凿轘辕开，谓与涂与氏曰：‘欲饷，闻鼓声乃去。’禹跳石，误中鼓，涂山氏往，见禹化为熊，惭而去。至嵩山脚下化为石，禹曰：‘归我子！’石破北方而启生。”其中“禹化为熊”。这个“熊”字，也并非是我们现在说的山中之熊，同样是水兽“三足鳖”。这个观点也是共识，一方面由于大禹是在治水，所以所化之物，也只有是水兽。另一方面鲧、禹同化为熊，也反映了鲧与禹前后的共同图腾文化传承。

三是关于“三足鳖”，文献典籍中记载了是实有其物的。《山海经·中山经》载：“ 从水 出于其上，潜于其下，其中多三足鳖，枝尾，食之无蛊疫。”

除了三足鳖，还有三足龟，且三足龟就生长于嵩山地区。《山海经》注：“大苦之山......其阳狂水出焉，西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三足龟，食者无大疾，可以已肿。”

四是在甲骨文中，禹和他的父亲鲧的名字的用字也都含有水族“鱼”的象形部分，且古代学者解释“鲧、禹”皆属“大鲵”。由此可以推测，夏部落先族的图腾应该是水族“有足”的水生动物。

五是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是在嵩山大室阙上的“三足鳖”图和启母阙上的“大禹化熊”图，都以三足鳖的形象，更直观的告诉我们，大禹治水所化的就是“三足鳖”。

那么，为什么现在所有书上都写为“熊”呢？这是由于文字的演变，使表示“三足鳖”的那个字（能字下面三点）消失了，所以只好用熊字代替了。

但目前学界有一个主流观点，认为夏部族的图腾从鲧到大禹是有变化的，即先是鲧时的“三足鳖”，后是大禹时的龙。其观点的依据主要有两个，一是从文字学角度，鲧为鱼类，而禹为虫类；二是说大禹是“三足鳖”的鲧和“长蛇”修巳所生。“所以，禹继承的是母亲的龙图腾姓氏，而不是父亲的龟鳖图腾。”（《田兆元：大禹治水故事背后有什么秘密》。解放日报2017-04-12 ）

我认为这个观点的依据并不充分，最大的硬伤是，历名文献和考古发现中，还没有看到大禹化蛇或者龙的记述和文物。

因此，我认为完全可以断定夏部族从鲧到大禹，其图腾都应为“三足鳖”。

四、“鳖样儿”、“熊样儿”和“鸟样儿”的原始含义

综上所述，黄帝部落的图腾为熊，大禹部落的图腾为“三足鳖”，商族部落的图腾为鸟。由此，我们就可以大胆推断这三个嵩山方言词汇表达的肯定与这三个部落的图腾有关。即嵩山方言中的“熊样儿”与“鳖样儿”中的“熊”和“鳖”，应为当时嵩山地区黄帝、大禹两个部族的图腾，而“鸟”则是后来外来的“商”族的图腾，所谓“熊样儿”应是以“鳖”为图腾的大禹部落人对黄帝部落人的贬损或开玩笑，而“鳖样儿”则是以“熊”为图腾的黄帝部落人对大禹部落人的贬损或开玩笑。后来又来了“商人”，嵩山地区的人又以“鸟样儿”对他们进行贬损或开玩笑。

他们之间为什么会互相贬损和开玩笑呢?我认为这应常理，当部族之间有争斗时，两族的人们相见，就会互相贬损，当两个部族之间相对和平相处时，又会互相开玩笑。

在现在嵩山方言中，为什么三个词汇的含义和用法为什么又没有区别了呢？这也符合历史的演进事实。由于随着部落之间的不断联盟、兼并，最后都成为了统一的华夏民族，这三个词汇等于在统一的族群范围内使用，由族之间变成了人与人之间使用，其含义和使用方法也就也逐渐演化为一样的了。

另外，就“熊样儿”、“鳖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词汇的使用区域，就目前所了解的情况看，“熊样儿”和“鳖样儿”使用范围相应小，主要在嵩山周围的中原一带，而“鸟样儿”现在则基本流行全国大部分地区。这一现象我推断与这三个词汇的产生时间有关。

由于商人部族来嵩山地区比黄帝部族与大禹部族要晚，所以，我认为“熊样儿”、“鳖样儿”和“鸟样儿”这三个方言词汇中，“鸟样儿”应产生的最晚。同时，商人来嵩山后，中华民族的多民族统一已具雏形，文明也已相对发达，图腾也趋于一致了，熊、鳖图腾相应消失，所以，“鸟样儿”这个词汇在使用范围上就会更广。所以“熊样儿”、“鳖样儿”使用范围就相应小，主要在嵩山周围的中原一带，而“鸟样儿”则很容易流行更广的范围。

五、补充说明

一是关于黄帝部族与大禹部族的关系问题，特别是时间关系上，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是黄帝是大禹的玄孙，那么，黄帝部族与大禹部族事实上就是一个部族，只是时间不同而已。第二种说法是两者是同时代共存的两个部族，黄帝部族在有熊，大禹部族在嵩山阳城。第三种说法是黄帝和大禹就是一个人。那么黄帝部族与大禹部族事实上就是一回事儿。

我本人赞同第二种说法。原因有二，首先，黄帝与大禹的关系，文献中多错乱无序，司马迁把他们之间排出辈份来，显然不足信。其次，两个的图腾和统治中心不一样，说明他们之间不是一个部族。

这补充说明这一点，目的是更有理由相信，“熊样儿”和“鳖样儿”这两个方言应是同时代产生的。

六、结语

综上所述，嵩山方言中的“鳖样儿”、“鳖形”是与大禹治水、大禹部族图腾、大禹在嵩山地区活动等都有着直接的关系。同类的“熊样儿”、“鸟（diǎo）样儿”、“熊货”、“鸟（diǎo）货”等方言词汇，也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