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惠州历史的源流，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探寻人类在惠州这片土地上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轨迹。根据考古发现，至迟在四五千年前，就已经有人类在惠州地区活动。然而，在我国汗牛充栋的历史文献中，有关惠州先秦历史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含糊不清，而且往往带有传说和神话色彩，令人疑信参半。追根溯源，那就得依赖于惠州大地先秦时期考古文物之发现，与片鳞半爪之文献记载相互参照、比较。

考古是破解历史密码的重要手段，而文物是拨开历史迷雾的唯一铁证。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惠州地区就迎来了一个名字叫麦兆良的意大利籍天主教神父，他的另一个身份是考古学家。在1938-1940年间，麦兆良在粤东的惠阳、揭阳、潮安、饶平、五华、龙川、梅县、大埔等县以及福建诸县进行考古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写成《南中国的考古》论文。论文将惠州纳入“韩珠区域”，并认为原属惠州府管辖的海丰是区域内最重要的地方，有着新石器早期特征的“北沙坑文化”，从而推翻了当时西方认为南中国没有新石器和青铜器文化的结论。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考古界在东江流域惠州地区先后发现过多处远古人类的生活遗址。它们有属于新石器时期的，如惠城区的潼湖蚬壳角遗址、博罗县的葫芦岭（又名浮碇岗）遗址、苏屋冈遗址、黄巢墩遗址，以及铁场何屋岗遗址等；有属于先秦时期的博罗横岭山商周墓地遗址、惠阳区镇隆窝尾坳遗址、博罗龙溪银岗遗址、园洲梅花墩遗址、惠东梁化柯木山遗址以及惠城区三栋瓦窑岭遗址等。同时，惠州考古部门先后在上述遗址发现了大量贝壳、陶片及远古先民使用的石器，出土的石器品种繁多，有石斧、石锛、石矛、石锄、石戈等，从而有力地证实了早在新石器时期，惠州及东江流域远古居民就在这块土地上休养和生息。

这些遗址和文物的发现在时间形态上构成了一条大体完整的史前发展链条，证实至迟在四五千年以前，就有人类在惠州这片土地上聚居劳作、生息繁衍。那时候，他们“还处于氏族、部落社会，民族形成过程尚未开始，属诸越族的先民，可称之为先越族群或先越人”。

远古的初民们在岭南大地上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出于生存和生活的实际需要，必须学习和传授各种生活劳动技能，依靠群体力量抵御和克服自然界和凶禽猛兽的威胁。当时还没有文字符号，他们结绳而治，部落的年长者以口耳相传的方式以及实际行动的示范模仿，将在长期生产劳动中所累积的生存技能和劳动经验传授给年幼者，包括取火技术，石器、骨器、陶器等劳动生活用具的制作和使用方法以及狩猎、采集、造房、纺织、酿酒、治病的本领等。

典籍中所记载的“教人以火”、“教人以渔”的燧人氏，“教人以猎”的宓羲氏以及“教人耕稼”的神农氏等，是众多原始部落在各个不同发展时期所产生出来的贤人智者的化身。他们德才兼备，因而被推选为部落的首领，肩负着领导和教化族群的重大责任。

可以想象，生活在惠州的初民们显然也经历了相类似的发展过程，他们人数不等地集结在一起，依靠集体的力量共同劳作，抵御威胁，克服困难，以猎取和采集食物来供养自己，繁衍后代，逐步形成了部落小国。而这些土生土长的初民们，是惠州文化教育历史的始创者。

来源：惠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