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康熙留的烂摊子

腐败就如同一剂慢性毒药，虽然不会导致直接的死亡，可以一点点腐蚀掉一个国家的肌体，导致内部瘫痪，潜移默化之中腐蚀王朝的根基，并且加重人民的负担，致使民不聊生，最后只是一件小事的发酵就可能摧毁整个帝国。

中国上下三千年，历经数十个朝代，几乎每一个朝代的垮台都与腐败脱不了干系，“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时间的轮盘拨转到康熙六十一年，也就是 1722 年，当年的11月13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第四子胤禛继承了皇位，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

在位六十一年的康熙皇帝清除了鳌拜专权和三藩之乱，废除了清初多尔衮实行的弊政，并且还亲征葛尔丹，反击了沙俄，确保了边境地区的宁定，在历史上被称颂为难得的明君，但是晚年的康熙也是不思进取的，尤其是对于官场的腐败，几乎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坐视贪腐横行，留下了一个满目疮痍的烂摊子。

各级官员一方面为了中饱私囊，巧立名目，挪用和贪污国库钱粮，另一方面为了掩饰自己贪污的罪证，相互串通，以各种名义收受贿赂，美其名曰“礼钱”。

从雍正登基不久后的一件小事中，就可以窥见当时大清官员腐化的现状。

在东南沿海地区当时祭海是一种文化传统，也是新皇登基昭告天地的一个重要活动。翰林院大学士涂天相奉命主持祭祀广东南海的活动。

他在海南县祭海返回时，路过广东，时任广东布政使的王朝恩给他奉送“程仪”，只有一千二百两，这让涂天相极为不满。所谓“程仪”，就是路费，是下级官员给上级长官奉送的旅途花销，换句直白点儿的话说，就是现在常说的“送礼”。

涂天相心想，别的京官出差都能收到三千两的红包，凭什么自己出差就只有一千二百两，他越想越气，于是最后，当场拒收王朝恩的“程仪”。

王朝恩非常明白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潜规则，为了求得涂天相的宽恕，王朝恩特意找来中间人从中说和，最后涂天相终于给了王朝恩一个面子，勉勉强强地接受了那一千二百两银子。

因为少收了一点儿“程仪”，把广东闹了个鸡飞狗跳，这就是雍正初年所流行的官场现象。

事实上，“程仪”只是其中的一种，上下级官员之间送礼的名目繁多，并且官员之间还结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这张关系网层层蔓延，迫使地方基层官员不停地搜刮百姓。这样无休止、无节制地搜刮敛财，必然导致民不聊生。在康乾盛世的华丽包裹之下，看似波澜不惊，但是在平静的水面之下，却是暗流涌动。对此，雍正曾激愤的说道：“数十年来，日积月累，亏空婪赃之案，不可胜数，朕若不加惩治，仍容此等贪官污吏拥厚资以长子孙，则将来天下有司皆以侵课纳贿为得计，其流弊何所底止！”

二，雍正反腐十三年

雍正开始了大刀阔斧的开始反腐和改革。

整顿吏治，清除腐败势力从来就不是容易的，雍正首先对准的就是自己左膀右臂的重臣——年羹尧和隆科。

雍正三年（1725 年）九月，雍正痛下狠手下令逮捕年羹尧，十一月押解至京。为了体恤年羹尧此前的功勋，雍正并没有对年羹尧处以极刑，而是赏赐年羹尧自尽，保留全尸。

随后雍正又借题发挥说“舅舅隆科多有意抚乱之故”，勒令都察院对他进行彻查，将他囚禁在畅春园附近的一个小房子里，这相当于给隆科多判了个无期徒刑。一年之后，隆科多就因身心交困而死。

接着雍正提拔了一大批出身一般，但是忠心耿耿又有执行能力的酷吏干将，比如田文境、李卫和杨文乾等等，让自己的反腐政策可以落实到基层。

在继位七年之后，他还设立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通过军机处的高效运转，雍正可以摆脱其他权力机构，直接对贪腐情况进行定夺和处理，从而使决策更快、更直接。

雍正中年继位，在位总共只有短短的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雍正皇帝整饬吏治、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去除贱籍、改土归流，做了许许多多的工作，尤其是在反腐方面，无论是数量上，还是规模上，雍正的历史作为都是古今罕有的。白天雍正与大臣们商讨国事，议论与实施决策；晚上批阅奏折，给地方大员各种指示。执政十三年来，几乎天天如此，他的一生连北京城都没出去过几次，甚至生病时，还经常没日没夜地加班工作。

在反腐治贪方面，雍正皇帝可谓不遗余力，最后在58岁的年纪就离世了。可以说，雍正是累死的，可能他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为了反腐而倒下的皇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