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7～9世纪，河西和陇右地区成为唐朝和吐蕃争夺的最重要前沿阵地，频繁的战乱导致这一区域经济衰退和人口外迁。到了唐后期，吐蕃内乱更使当地人口锐减，致使“河、渭二州，土旷人稀，因以饥疫，唐人多内徙三川，吐蕃皆远遁于叠、宕之西，二千里间，寂无人烟”。吐蕃首领论恐热大肆夺略鄯、廓、瓜、肃、伊、西等八州，并屠杀当地居民，焚其室庐，以至于“五千里间，赤地殆尽”。也许正是这些原因，加之任职河西的唐朝官吏死后通常要归葬两京或其故里，河陇地区在唐蕃统治的二百多年间，留存下来的墓葬极为有限；尤其是在武威以西地区，仅发现零星的唐墓。这与河西走廊汉晋十六国时期庞大的墓葬数量形成鲜明对比。吐蕃统治时期的遗存，主要是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等佛教石窟中的壁画、雕塑，墓葬则较为稀见。因此，1979年发现于甘肃肃南裕固族自治县的大长岭墓葬就显得极为珍贵，使我们可以窥见河西地区在吐蕃控制期间的墓葬形态，并通过其遗物来探讨当时的区域文化交流状况。

大长岭墓葬位于肃南县马蹄区西水乡二夹皮村，出土了木棺板画、金银器、丝织品等143件遗物。1996年国家文物局文物鉴定专家组认定其为吐蕃墓葬，但具体证据不得而知。有学者曾持有异议，认为它属于突厥墓葬。本文通过分析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出土遗物特征，并联系相关历史背景，尝试对这座墓葬所属时代、族属和文化内涵等进行讨论。

一、墓葬形制

该墓葬位于二夹皮村北山后的大长岭山坡上，为洞室墓，由墓道、甬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图一）。墓道发掘前已经破坏，朝向东南，甬道及前室门砌石块封堵，封门墙外出土两具殉葬的马骨。前室平面近方形，南北长3.5、东西宽3.1米，拱形顶中心高2.5米，墓顶距地表2.1米。后室平面呈方形，长宽均为3.3米，墓顶距地表3.8米。墓室内上部置顶棚，用两根圆木作横梁，上置13根长木条，盖一层黄色丝绸帐幔。

前室靠近西壁中部的地面放置一件木制铜饰床，已残，仅余木构件。后室后壁附近地面上发现散乱的松木板，其上彩绘门楼和十二生肖图像，应是彩绘木棺残件。墓主人为男性，仰身直肢，头戴银丝网盔帽，内用黄色丝绸缝衬，头上有两条20厘米长的发辫，用黄色丝绸缠绕。墓主人上身着衣16层，下身14层，皆丝绸织就，牛皮腰带上有金质饰件，脚蹬高腰牛皮马靴。墓主人左侧发现8件匕首，右侧有1件长铁剑。后室西壁下地面上有残破的箭筒，内装10支铁箭。

前后双室墓的形制在唐代并不多见，迄今所见的唐墓多为单室墓，前后双室的形制一般为大型墓葬，仅有十余座，集中分布于西安地区；一般带有高大的封土、长斜坡墓道、天井、过洞、小龛、壁画等，以砖室墓为主，也有土洞墓。双室墓流行于唐高宗初年至开元时期（公元7世纪中期至8世纪中期），墓主一般为高级贵族。距离大长岭墓葬最近的双室唐墓为酒泉西沟1号唐墓，其形制及时代与西安地区基本一致，显然是受到了中原地区的影响。位置最西的双室唐墓为新疆阿斯塔那506号墓和64TAM37，都为洞室墓，形制与大长岭墓葬比较接近，其中506号墓有确切纪年，为唐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大长岭墓葬为双室结构且前、后室都采用拱顶，应该也是借鉴了唐墓。从形制上看，墓主人社会等级较高。但该墓葬与唐墓有一定区别，地表既没有明显的封土标志，也没有唐墓常见的长斜坡墓道和天井，其墓道可能是较短的斜坡墓道，说明并不是对唐墓的单纯模仿。

该墓与青海和西藏的吐蕃时期墓葬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墓葬的选址与青藏高原的吐蕃墓地非常相似。吐蕃墓地一般选取高山脚下、河谷之侧的半山坡上，即所谓的“坡皆丘墓”。通常墓道朝向所依高山一方，视野非常开阔。即使周边有平坦宽广的谷地，也很少在那里安葬，这可能与吐蕃的传统信仰有关。大长岭墓葬也符合这种情形。大长岭是祁连山向北延伸出来的平缓支脉，墓葬位于山坡顶上，墓道朝向背后的高山，墓室一侧为河西走廊的狭长宽谷。而唐墓和其他族群的墓葬很少这样选择墓地。

在青海和西藏的吐蕃时期墓葬中，还没有发现这类具有前后双室的土洞墓，也不见拱形墓顶造型。但大长岭墓葬在拱顶上用圆木椽和方木条搭建顶棚，很可能是受到了青海地区吐蕃墓葬的影响，这些吐蕃墓葬常用横置的柏木对墓室进行封顶。墓门的封门墙用石块砌筑，这在吐蕃墓葬中极为常见。因此从墓地选址和墓葬形制来看，大长岭墓葬具有吐蕃墓葬的一些特征，但同时也深受唐墓的影响。

二、彩绘木棺

大长岭墓葬后室的彩绘木棺的形制和装饰内容与青海都兰、德令哈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彩绘木棺非常相似，这是判断该墓族属及时代的重要依据。木棺呈长方形，前后挡板均用三块木板拼成，顶部呈弧形，下部为方形。前挡板长70、宽66厘米。正中绘一歇山顶门楼，其上绘凤鸟，下部绘台阶，门楼两侧各立一名护卫甲士，皆一手叉腰，一手持剑（图二）。后挡板长42、宽28厘米。顶部缺失，正中绘大门，与前挡板呼应。侧板散乱，在墨线勾勒的壸门之内彩绘十二生肖（图三；图四；图五），单个或两两相对，按照从右至左的顺序排列。

唐代彩绘木棺在中原已经式微，大部分木棺仅髹漆。河西走廊在魏晋十六国时期也曾流行过彩绘木棺，但隋唐时期已经不见。隋唐时期这类葬具仅见于青海吐蕃时期墓地。木棺通常为前大后小的梯形，前后挡板彩绘四神图像，两侧板多绘迎宾、宴饮、丧葬、狩猎、出行、放牧等生活场景，其中的人物多着吐蕃服饰，杂有其他民族服饰。木棺的形制和彩绘与吐谷浑所属的鲜卑人常用的木棺非常相似。这类彩绘木棺不见于西藏地区的吐蕃墓葬，从地域分布和文化传统上来看，很有可能是吐蕃治下的吐谷浑人特有的丧葬习俗。

十二生肖题材的木棺板画之前在青海都兰的吐蕃时期墓葬中曾采集到两块，现分别收藏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图六）和私人收藏家。哈日赛墓地出土木棺板上的彩绘联珠纹圈内有“牛、虎等动物”，显然也是生肖内容，且表现形式相同，反映了这一题材在吐蕃境内的流布情况。在河西走廊的唐墓中也可以看到这类题材，只是表现形式有所区别。酒泉西沟发现的三座唐墓中，墓室四壁都镶嵌完整成套的十二生肖模印砖，青海吐蕃墓葬中的十二生肖题材应该是受到了此地区影响。这一题材还可进一步追溯到中原汉地。将十二生肖和丧葬明器结合的传统开始于南北朝时期，隋至初唐仅发现于两湖、四川等南方地区，盛唐时期才开始流行于中原地区。由此可以推断河西和青海地区这类题材的出现不早于盛唐。根据文献材料，吐蕃纪年法采用十二生肖应在公元8世纪前后。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两件彩绘棺板，碳十四测年数据为公元8～9世纪。这一题材在青藏高原的流行是当时吐蕃文化与中原地区纪年历法交流的结果。

大长岭墓葬的彩绘十二生肖图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与青海都兰地区相似的特征，如将主体内容分别置于壸门之中，并填以云团纹装饰，这在都兰热水墓地出土的木板画中也有反映（图七），代表了相似的艺术风格和时代特征。

大长岭墓葬彩绘木棺上另一处值得注意的重要细节，是前挡板上所绘门楼两侧的护卫武士。门楼和门侍本是中原内地习见的题材，但此处并非全部照搬模仿。仔细观察可见两个武士腰部都裹有虎皮战裙，肩部、小臂和膝部的裙摆处也都有虎皮样装饰。根据文献记载，吐蕃武士有穿戴虎皮的传统，后来演化为勇士的标志，并形成一套论战功行赏的“大虫皮制度”。《旧唐书·吐蕃传》记载：“但侯其前军已过，见五方旗、虎豹衣，则其中军也”。吐蕃贵族有战功者，死后在其墓旁房屋上绘以白虎，“生衣其皮，死以旌勇”。《宋史·吐蕃传》中记载河北之地（即湟、鄯、廓）的吐蕃遗俗，其中就有“贵虎豹皮，用缘饰衣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六记载：景德元年（1004年），“赐西凉府蕃族首领阎藏虎皮翻披。蕃俗受此赐者，族人推奉之”。藏文献也不乏相关记载，《白史》记载吐蕃“右翼军队虎服勇士百”，“诸武将官，则多披虎皮”。《贤者喜宴》详细说明了吐蕃军队中以虎豹皮奖励军功的制度，吐蕃勇士根据战功的大小，以虎豹皮制成六种不同规格的饰品来奖励，称为“六勇饰”。“勇者的标志是虎皮袍，贤者的标志是告身。所谓六褒贬是勇士裹以草豹与虎（皮），懦夫贬以狐帽；……所谓六勇饰是虎皮褂、虎皮裙两者，缎鞯及马镫缎垫两者，项巾及虎皮袍等，共六种”。可见军功最低一级为虎皮褂，其次为虎（或豹）皮裙，最高级别的则为项巾和虎皮袍。大长岭墓葬棺板上所刻画的吐蕃勇士，兼有虎皮裙、褂和项巾，其帽部损坏，无法识别是否有虎头装饰，但已足见其军功显赫，身份地位不同寻常。在敦煌莫高窟231窟吐蕃赞普出行图中，赞普身后的侍从身披虎皮衣袍，头戴虎头冠，前面的两个侍卫的吐蕃装也饰有虎皮衣领。类似的虎皮衣领吐蕃装还见于237窟吐蕃赞普身后的侍卫身上，由此可见虎皮衣是吐蕃高级侍卫的典型服饰。根据木棺板画上的内容，两位持甲武士可视为墓葬主人生前居所侍卫的写照，因此墓主人的身份地位较高。结合墓葬出土的丰富精美的金银器物推测，墓主人可能是吐蕃军队的高级将领。

三、服饰与葬俗

墓主人的服饰特征是判断其族属的关键。大长岭墓葬后室内的墓主人尸骨保存完好，梳有两条20厘米长、用黄色丝绸缠绕的发辫，这应该是吐蕃人的典型发式。藏史记载，吐蕃赞普赤祖德赞（即热巴巾）以前，赞普皆为披发，赤祖德赞不喜欢披散头发，将其编成辫子，遂被人称为热巴巾赞普（意为“有发辫的赞普”），其造型是将头发分成两部分，顶端系以丝绸，垂于肩上。唐代吐蕃人的形象大量保存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绢画和青海地区出土的吐蕃时期棺板画上，男性的头发大多梳成发环盘于脑后，或双辫垂肩，发环和发辫都用丝带扎束，有的饰蓝色瑟珠。而女性则统一为披发。墓主人身着多层丝绸衣物，系牛皮腰带，佩匕首短剑，脚蹬高靴，是典型的游牧民族装扮，与吐蕃人的装束非常吻合，虽然具体的翻领结构和帽饰等尚不可知。

大长岭墓葬的墓道内殉葬两匹完整的马，这也是认定墓葬文化属性的重要线索。青海和西藏的吐蕃时期墓葬中殉牲都极为盛行，可能与当时苯教的流行有关。在殉牲中，马匹最为重要，大型墓地中都有一定数量的马匹殉葬，印证了汉文献中关于吐蕃“人死，杀牛马以殉”的记载。热水都兰血渭一号大墓的殉马达到87匹之多，成为墓主人身份的重要标志。哈日赛墓地一座墓葬的长方形斜坡式墓道内殉葬两匹完整的马，位置和数量与大长岭墓葬相同。吐蕃墓葬用大量动物殉葬，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吐蕃苯教丧葬仪轨文书也有记载。

吐蕃时期墓葬由于盗扰严重或者实行二次葬，葬式很难完整地保存下来。西藏地区仅有昂仁布马村一号墓、山南地区列山墓地1993M12[41]等少数墓葬的葬式保存较完整，皆为侧身屈肢葬，这可能是吐蕃固有的葬式。如果追溯到更早时期，新石器时代拉萨曲贡墓地皆为侧身屈肢葬或二次葬；青藏高原西部的前吐蕃时期墓葬如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皮央·东嘎墓群、日土阿垄沟石丘墓、尼泊尔萨木宗墓地等也都流行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而根据文献记载，西藏西部地区（象雄）是吐蕃丧葬制度的主要来源，因此有理由认为侧身屈肢葬和二次葬是吐蕃本土流行的葬式。大长岭墓葬为仰身直肢葬，与习见的吐蕃本土葬式有别。

封土是吐蕃墓葬的重要身份标志，平面多为方形、梯形或圆形，一般墓主人等级越高，封土堆也越高大，封土的出现和流行可能与中原唐文化的影响密不可分。但大长岭这座高级别吐蕃墓葬并没有高大的封土堆。青海地区曾经发现一些初唐之前的墓葬，集中分布在德令哈地区，诸如闹哈图、巴格希热图、水泥厂北、布格图阿门等墓地。这些墓葬不见封土，或仅用简单的石堆作为墓上标志。根据出土遗物及树木年轮断代，它们的年代都在公元7世纪之前，应该属于吐蕃征服之前的吐谷浑文化遗存。吐谷浑人大概继承了其祖先鲜卑人的葬俗，《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鲜卑的葬俗说“死则潜埋，无坟垄处所”。吐谷浑在青海统治了300余年，目前发现的墓葬却屈指可数，可能是由于地表不设封土。青海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墓葬数量庞大，主要分布在都兰和德令哈地区，但由于盗扰严重，仅都兰哈日赛墓地的两座保留了完整葬式，皆为仰身直肢葬，该墓地也不见任何形式的封土。发掘者将这些特征归为吐谷浑的丧葬习俗，比较合理，但由此推定墓葬的时代在吐蕃征服之前，则缺乏充分依据。从动物殉葬和出土木棺板画的内容看，这些墓葬可能晚至吐蕃统治时期。吐蕃在公元7～9世纪对新征服的青海和河西走廊地区大力推行一系列吐蕃化政策，通过军政管理、政治联盟、移民、通婚、杂居等手段使得西北诸族包括吐谷浑在服饰、语言文字、宗教信仰等各方面被融合和同化，使这一时期的遗存都深深打上了吐蕃文化的烙印。但吐蕃统治下的各族仍会保留一些自身的文化习俗。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青海地区的吐蕃时期墓葬既表现出趋于一统的吐蕃文化面貌，也保留了一些地方特性，显得复杂多样。大长岭墓葬和哈日赛墓地采用仰身直肢葬式和墓表不设封土的习俗，便是这种复杂性的体现，它们可视为吐蕃墓葬的一种地方类型。

四、出土遗物

大长岭墓葬出土各类遗物143件，包括金银器、鎏金铜器、铁器、锡器、木器、丝绸等。器形有单耳带盖镶珠金壶、鎏金六龙铜杯、鎏金菱花形三折叠高足铜盘、鎏金铜盏托、银匜、如意形金饰、鎏金龙首形铜饰，以及洗、盘、刀、剑、鞍鞯、铁甲、马具、玉带饰等。这些随葬物品做工精良，材质贵重，风格独特，彰显了墓主人较高的社会地位，反映了吐蕃统治河西时期与周边民族和地区的物质文化交流状况。

墓主人的贴身随葬品具有典型的游牧民族特征。腰系牛皮腰带、足蹬牛皮马靴，腰左侧放置8把匕首，右侧配一把铁剑，身后置一筒铁箭。此外还发现一具鞍鞯。腰带上有金质带饰，马靴、鞍鞯饰金带环，匕首柄部包金，镶嵌绿松石。这类装束和装饰是欧亚草原地带游牧民族普遍流行的配置。墓室内还发现四块铁甲，以铁丝制成，环环相扣，连成一体，应该是文献记载的吐蕃锁子甲。《通典・吐蕃传》云：“人马俱披锁子甲，其制甚精，周体皆遍，唯开两眼，非劲弓利刃之所能伤也”。《旧唐书・郭知运传》记载唐将郭知运开元六年（公元718年）在九曲（今青海共和县南）袭破吐蕃，“获锁子甲”。锁子甲是吐蕃军队常见的装备，应是源自西方，经中亚地区输入到吐蕃的金属铠甲。吐蕃对中亚地区的占领和文化沟通交流是这些外来因素输入青藏高原的动因。

墓葬出土的金壶为长颈、鼓腹、高足、平底，圆拱形盖中央有莲花纹杯形纽，上镶一颗绿松石。肩部有一周凸弦纹，肩部铆接单耳，耳顶部有菱花形垫指板，中央镶嵌一颗圆形绿松石（图八）。伴出一件形制及大小相同的带盖折肩鎏金铜壶，耳部残缺（图九）。这种形制的金银器还见于北方草原地带，阿尔泰地区图雅赫塔3号墓、库赖第4地点1号墓和图瓦共和国蒙根·塔杰的突厥墓曾分别出土一件类似的银壶，其中两件底部有突厥文铭记。蒙古国后杭爱省毗伽可汗陵中也出土一件。这四件银壶都是素面，把手为单环状，无垫指板。而米努辛斯克盆地西部、濒临叶尼塞河上游的哈卡斯共和国科比内2号墓出土了两件錾花折肩金壶（图一〇；图一一），环状把手顶部装有花瓣形垫指板，其整体形制与大长岭墓葬所出金壶非常相似。突厥石人雕像上曾见到双手捧着类似造型的器物。孙机推测这类金银壶“应是突厥特有的、独具民族色彩的器形”，时代多为8世纪中叶。内蒙古地区也曾发现这类器物，如敖汉旗李家营子1号墓、哲里木盟奈林稿木头营子2号墓等。公元9世纪的契丹墓乃至10世纪以降的辽墓仍出土这类器物，应该是继承了突厥器物的传统。

科比内2号墓还出土一件肩部无凸弦纹、无把手的素面金壶，口沿留有盖的位置，两侧有固定盖的小纽，形制与大长岭出土的基本一致，可见这类器物整体形制趋同，具体细节略有差异。科比内2号墓出土的4件金壶并列置于一件鎏金银盘上，银盘外轮廓为六瓣菱花形，与唐代菱花镜的轮廓相仿。盘底原有三个支足，已残，仅在背面留下一些焊接痕迹，完整形态应与大长岭所出三折叠足鎏金银盘（图一二）相同。其同类器见于粟特银器和唐朝金银器，风格交织，相互影响，年代集中在公元8世纪中期和后期。由此看来，科比内2号墓和大长岭墓葬出土的金银器形制组合较为一致，可能是同一突厥金属作坊的产品，代表了突厥人的工艺水平和审美情趣。

大长岭墓葬出土的金质或鎏金铜带饰包括62件牌饰、12件带扣、13件带箍和7件带（图一三；图一四；图一五），用以装饰马具革带、马鞍以及墓主人身上的皮靴和皮带。带饰的纹饰以缠枝纹为主，部分牌饰缠枝纹地上还有独角神兽图像，形制和纹饰特征与北方草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很相似。尤其是葫芦形缠枝纹吊扣（图一六），这类器物源自突厥地区，见于库赖第4地点1号突厥墓。稍晚的契丹和辽墓还有更加形似的器物，奈林稿木头营子2号墓和辽陈国公主墓出土的吊扣都饰有缠枝纹。由此推测，吐蕃贵族阶层使用的金银器很大一部分可能来自突厥地区，或者直接受到突厥器物的影响。这与公元8世纪吐蕃经略青海和河西走廊地区，并与突厥保持频繁接触有密切关系。根据文献记载，久视年间（公元700～701年）“突厥、吐蕃联兵寇凉州”。公元727年，吐蕃使间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骑往肃州掩之”。公元8世纪末，西突厥沙陀部还迁附吐蕃至甘州。两者邻近的地理位置、相似的民族属性以及政治、军事上的联合，势必增强了物质文化面貌的共性。

当然，突厥器物仅仅是吐蕃汇聚的各方财富的一个方面，来自唐朝的奢侈品也出现在墓葬的随葬品中，包括丝绸和部分金银器。金银器中的银匜（刻有汉字“傅”）、二龙戏珠锡盘（图一七）、鎏金龙首饰件（图一八）、鎏金六龙银杯等，纹饰和造型都具有唐朝器物的典型特征，可能是来自唐朝的物品。其中对鎏金六龙银杯的金相学研究表明，其杯体成形采用了金银器的锤揲技术，表面鎏金层采用中国古代传统的鎏金工艺，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制作的基本特征。

大长岭墓葬发现了大量丝绸。墓主人上身着衣16层，下身14层，外层用米黄色锦缎夹金线织成，内层丝绸饰有黄黑两色菱花图案。吐蕃占据青海之后，丝绸作为贵族阶层生活中的重要奢侈品，主要通过劫掠、互市和赏赐获取，河西和陇右是吐蕃获得唐朝丝绸和其他贵重物品的主要渠道。敦煌古藏文文书《赞普传记》记载，赤德祖赞时期（704～754年），“唐地财富丰饶，于西部各地聚集之财宝贮之于瓜州者，均在吐蕃攻陷之后截获，是故，赞普得以获大量财物，民庶、黔首普遍均能穿着唐人上好绢帛矣”。甘州地区是河西重镇，邻近直通青海的扁都口道，不但成为唐朝和突厥物品汇聚到吐蕃的主要地点，也是这些商品输入吐蕃本部的最主要通道。

五、结语

通过上述对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和出土遗物的分析，我们可初步判定大长岭墓葬的年代和族属。根据棺板画中的十二生肖、双室墓形制及突厥式金银器的特征，墓葬年代大致应为盛唐时期，即公元8世纪中期前后。

大长岭墓葬的选址特征、彩绘木棺、棺板上的十二生肖图像、殉葬马匹等与青海都兰、德令哈地区的一些吐蕃时期墓葬有颇多共同之处，尤其是墓主人的游牧民族特色服饰和缠绕丝绸的发辫、棺板彩绘中的身着虎皮裙的武士和出土的锁子甲残片等，都显示了浓厚的吐蕃文化背景。结合随葬品等级以及当时吐蕃在河西地区的征战历程来看，墓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吐蕃军队的高级将领。

大长岭墓葬和青海都兰地区的同类型墓葬代表了青藏高原北部地区吐蕃墓葬的一个类型。这类墓葬与其他吐蕃墓葬的主要区别是地表不设封土，或仅有简易的封堆，流行彩绘木棺和仰身直肢葬式。这类墓葬很可能与吐蕃化的吐谷浑人有密切联系。吐蕃王国对征服地区大力推行吐蕃化政策，吐谷浑处在逐渐融入吐蕃文化的历史进程中，其地域文化既体现出显著的吐蕃文化特征，也保留了自身长久以来的传统。同时由于地域上接近唐朝，文化习俗、器物制度等方面受到唐朝尤其是河西地区的影响。

有学者根据随葬突厥特色的金银器物认为墓主人是突厥人，这一推断与墓葬形制、丧葬习俗、服饰等显示出的吐蕃特征不符。唐代突厥丧葬的特征，如“并尸俱焚之，收其余灰”的火葬习俗和于墓所“立石建标”的墓上设施，大长岭墓葬并不具备。这一判断也有违当时的历史背景。根据文献记载，在公元8～9世纪，河西走廊活动的主体族群为吐蕃人，包括其治下的吐谷浑人，甘州是其重要的聚居点，这一情况甚至持续到吐蕃衰亡以后。敦煌S389号文书提到在中和四年（公元884年），“其甘州吐蕃三百细小相兼五百余众，及退浑王拔乞狸等，十一月一日并往归入本国”。虽然8世纪末期有西突厥沙陀部迁附吐蕃至甘州的记载，但该部落不久便迁往漠北。吐蕃墓葬常常出土来自于周邻各地的珍贵物品，包括来自唐朝和粟特的金银器，来自中亚、西亚和唐朝地区的丝绸等。由于吐蕃与突厥地域毗邻，民族属性相似，又在政治和军事上联合，因此使用来自突厥地区的奢侈品也并不意外。

吐蕃在公元663年征服吐谷浑后便将触角深入河西地区，到公元700年多次寇掠凉州。公元727年吐蕃大将悉诺逻寇掠大斗谷进攻甘州，次年陷瓜州。公元728年唐大破吐蕃于祁连城下，吐蕃退至祁连山南。公元738年吐蕃大举攻入河西。但这一阶段吐蕃并没有在河西地区长期逗留，因此在河西留下吐蕃遗迹的可能性较小。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吐蕃乘虚而入，先攻占陇右各州，然后进攻河西诸州，公元766年占甘州和肃州，781年陷沙州，至此河西地区尽为吐蕃所有。随着吐蕃对河西地区的征战及占领，吐蕃人开始移居河西。直到公元848年，吐蕃在河陇的统治瓦解，部落分散各地。因此吐蕃大规模聚居甘州地区的时间集中在公元766～848年，肃南大长岭墓葬的年代处于这一时间段的可能性较大。而此前或此后，虽然也有吐蕃人活动或居住在这一区域，但缺乏出现高规格吐蕃墓葬的政治和经济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