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朱以撒

看《雷雨》，觉得能写出这样剧本的曹禺真是有才华。这么年轻，写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还改编了《家》，这些事情做完了，曹禺不过32岁。按常规推算，曹禺享年86岁，完全可以在此后的50多年间写出更多的名剧。可是，期待还是落空。

冰霜能开联 曹禺

曹禺的研究者各陈其见，内外在原因不一而足。但一个人一生能有五部名剧已是辉煌之举，不必再奢求第六部。许多期待是没有道理的，好像一个人起始才华横溢，一生也都要如此，让人盯着不放。其实，“一本书主义”是很有道理的，杨沫就一本《青春之歌》，此后的《芳菲之歌》《英华之歌》平平耳。梁斌的《红旗谱》为人牢记，而《播火记》《烽烟图》谁人提及？一而足，就可以自信人生了。就像有的河流，方才波澜涌动不可遏止，不知何时就断流干涸，人们走在旧日的河床上，也觉得随时而变，并不奇怪。

文徵明在他那个时段是长寿之人，加上自身勤勉，挥毫无辍，故作品甚多过于常人。这么多作品皆可以精致著称，却也说不上有不断向上的状态，有什么新意再现。由于勤写，也就保留一种基本态，以惯性助推之，写写写，写无停歇，却也太熟，只是数量多矣。真要更上一层就不能这么惯性为之了，且作全面调整，那是个人精神生活的鼎革，显然不是易事。老去情怀期有所得，写了很多作品，人生不满百，作品已千万，也算得上一种自守，总比不写的好。书写有一点是十分私有的，那就是按自己的感觉来进行，写自己体验的、倾心的，最大地抒发自己的才情。至于终了能不能进一步且不说，但内心是舒畅的、开张的，因为循自己的心思所为，亦可称不俗。曹禺曾经说：“多年来，我写戏都是领导交给我的任务，我也写了几个，有的也没写出来。”“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摩领导的意图。”此时的曹禺什么都有了，又是主席，又是院长，桂冠多，负盛名，可是自我没了。正如吴祖光说曹：“岁月不居、余年衰朽，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一个人可以有几套笔墨，一生也不免会写一二应景颂美文章。曲己阿时、阿世，只是敷衍了事，写过就忘，重点还是放在自己真情的创作上，用心用力，倾注心血。如果真把应景当正事，那再好的笔墨也会被糟蹋。清人毛先舒认为：“如解杜诗，句句引着每饭不忘君，胶绕牵合，几无复理，俱足喷饭。”杜诗里当然有忠君的一面，在潦倒时还“每依北斗望京华”，对皇帝有不切实际之寄托，显示出他的局限，但毕竟不会拘囿于此，才有了如“三史”“三别”这样的正视现实之作。这就是笔墨所较、所重的倾向，即写什么，怎么写，那些自己体验到的、深切感受的必定乐意为之，而那些时髦的、流俗的，众人趋附的又有现场效果的，也应该力避之。人是群居的团体的，总会有些人来引导这样写那样写——每个时段都有好为人师者，如果这些人还是一定权力地位者，那就更具有倾向性了。曹禺吃亏就在这里，宁肯委屈自己的内心而趋附——傍人门墙历来都是值得深思的教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区域，有如根据地，然后稍有延伸。有人善篆隶，再学点行草以题款。如果没有自己的体验区域，真不知如何下笔。这也使有的书法家一生专于几本帖，并不走遍临诸家的宽泛之路。曹禺擅长写封建家庭禁锢的人生、事件，但新社会不需要他写，让他去写陌生，他就去写自己不熟悉的历史剧，于是总写不好，就焦虑起来，越焦虑，就越写不好。如此外在环境，如此个人心态煎熬，可以想见精神生活之艰辛。

如曹禺这般，前30年如此辉煌，写了5部名剧，让人惊艳其才情双臻。后50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却都相距甚远，被人忘记了。前30年是一个真实的曹禺，后50年也是一个真实的曹禺，都是现实中的人生。如果要求他在漫长的后50年间也要写出至少5部名剧来，那才是真的荒唐。

（作者为福建师范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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