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藩王在靖难之役前后，地位和处境都不同。

相对来说，靖难之役之前，藩王地位比较高，不仅有爵有禄，有府邸，而且有封地，更重要的是，有护卫，也就是有兵。因为朱元璋的想法是，要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去，坐镇一方，可以帮衬朝廷，如果朝廷出现了权臣，藩王就可以率兵入京，清君侧。

《明史·诸王传》：

明制，皇子封亲王，授金册金宝，岁禄万石，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公侯大臣伏而拜谒，无敢钧礼。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册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涂金银册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

也就是说，藩王们的典礼和待遇非常高，只比天子低一点，下面的公侯将相见了面都必须拜服，也就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而不是以同事礼仪相见。地方上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一样，见面都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是非常恭敬的。

这其中，兵权尤其重要。藩王的护卫少一点的有三千人，大多数在五千人，多一点的达到一万九千人，规模就相当庞大了。明朝初期规定的兵制中，一个卫才只有五千六百人。朱元璋的三儿子晋王和四儿子燕王因为处在和北元相接的边境地带，所以朱元璋还特地培养他们带兵打仗的能力，让他们节制奉命出征的大将，开国时期的名将冯胜、傅友德也在此列。

《明史·晋王传》：

是时，帝念边防甚，且欲诸子习兵事，诸王封并塞居者皆预军务。而晋、燕二王，尤被重寄，数命将兵出塞及筑城屯田。大将如宋国公冯胜、颍国公傅友德皆受节制。又诏二王，军中事大者方以闻。

“军中事大者方以闻”，就是说，晋王和燕王节制诸将的时期，在军中几乎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大事才需要上奏皇帝，一般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这是一般奉命出征的大将想都不敢想的权力。

也正是因此，藩王权力太大，又有护卫兵权，而且晋王和燕王还有军事经验，对皇权的威胁比较大。建文帝登基以后，开始着手削藩，虽然做法上不够谨慎和老道，但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也还是激发了燕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结束后，因为朱棣是从藩王造反起家，登上帝位的，更清楚藩王的势力太大对皇权的威胁很大，所以他接着做建文帝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继续削藩。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撤销了各藩王的护卫，只留了很小的一部分，完全不足以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如此，后来也还是发生了宁王叛乱和安化王叛乱，但相比之下，轻易就被平定了，没有能复制成祖靖难之役的成功。

但成祖削藩比建文帝老道了很多，是逐步渐进的，成祖并没有很少对自己的亲兄弟们动手，多数是在嗣封的藩王的时候，抓住他们的一些过错，迫使这些藩王辞去护卫。但也有例外，比如周王朱橚是成祖的同母弟弟，但成祖还是以有人告他谋反为名，对他施压，迫使他辞去了护卫。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成熟一个做一个，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控制起来，一直持续到玄德时期，才基本上完成。

也是在靖难之役后，藩王和地方官的关系有所变化。此前，地方上的行政官员由朝廷任免，藩王无权过问，但地方官对藩王都是毕恭毕敬的。到靖难之役后，虽然地方行政官员对藩王表面上仍然很恭敬，但相互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地方行政官员实际上有代表朝廷对藩王进行监视的职责。

所以，到英宗时期以后，在地方上的藩王不但很少有能力威胁朝廷，而且在地方上形同幽禁，连出城都要经过地方官向朝廷请示才能放行，不然是不能出城的。所以，大多数藩王就在府邸里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的过日子，连出王府都很少了。尤其是和朝廷大臣交往，更是被视为心怀不轨的重大嫌疑，更加不敢了。

但还是有些藩王闲不住，喜欢交结朝廷官员，但见面时候的礼节一般都还是按照太祖时期规定的礼节，无论公侯将相，都得以君臣之礼拜谒藩王。张居正在回家居丧起复的时候，路过襄王、唐王的封地，二王都是出城迎接，张居正没有按照君臣之礼相见，而是以宾主礼相见，在当时被视为张居正僭越礼仪的证据之一。

《明史·张居正传》：

道经襄阳，襄王出候，要居正宴。故事，虽公侯谒王执臣礼，居正具宾主而出。过南阳，唐王亦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