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咸丰帝玩文字游戏，桂良、何桂清能化解难题吗？

自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之后，咸丰帝的脾气变得十分乖戾。他只是固守定见，不再考虑下级的实际操作困难，也不帮助下级解决具体问题。他的这种苛刻的要求，有时也能使懈怠的官员振作精神，一些叫嚷多年的难题轻松化解。而这种不时出现的效果又使之更为苛刻，许多官员由此琢磨对策，以应付咸丰帝催命般的谕旨。桂良、何桂清都是官场老手，深谙政治操作之诀窍。他们已经看出，咸丰帝虽言“四事”，实际上“公使驻京”为“第一要事”；而“公使驻京”仅入载《中英天津条约》，法、美、俄三国条约皆规定“有事进京”；于是，他们专在“公使驻京”一事上下工夫，专在英国专使额尔金身上下工夫。至于咸丰帝不断提及的其他三事，对照英方文献，他们从来就没有正式提出过。

《中英天津条约》中文本规定：“大英钦差各等大员及眷属可在京师，或长行居住，或能随时往来，总候奉本国谕旨遵行。”桂良派员解释，文中的“或”字表示选择，表示可能，因而希望英国去掉“长行居住”，改为“随时往来”。由于先后出任两广总督兼钦差大臣的徐广缙、叶名琛、黄宗汉对外持强硬态度，广州民众自鸦片战争以来与外国人交仇甚久；由于江苏官员历来对外主和，已经设置租界的上海不仅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大的对外通商口岸，而且在众多方面成为对外交往的“模范区”；桂良为使各国公使不致再在广州处处磨难，准备改上海为对外交涉之地，也就是说，将原由两广总督例兼的管理通商事务钦差大臣一职，改由两江总督例兼，由两江总督在上海代表清朝与各国公使打交道。

徐广缙雕像

叶名琛

桂良的交涉一开始并不顺利，英国专使额尔金明确照会，《天津条约》一字不易，北京方面却不断传来废约再战的声音。桂良婉转地提醒咸丰帝，清朝此时尚无与英、法对抗的武力。何桂清此时也在奏折中反话正说，其本意是让咸丰帝尽快批准他们在上海进行的谈判，并曲折地示意咸丰帝，欲改条约，须有武力。他同当时的许多官员一样，当遵旨办事遇到困难时，行延宕之计，力求先将事情拖至明年。咸丰帝并未看出此层意思，反在该折中朱批：“与惠亲王等同看，此折颇有关系，著悉心商酌。昨日惠亲王面奏办法，事属可行，朕思迟则有变，莫若先发以制。”僧格林沁报告大沽等处的炮台建设情况，又使咸丰帝的态度趋于强硬。

僧格林沁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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