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1 ：奥斯曼帝国征服罗马帝国之前的欧洲

拉丁人、西欧人的视角与异域的“历史”资料相分离、分裂的状况必须引起我们高度重视，而在这种状况下写就的西方古史更应该值得我们高度警惕和怀疑。

↑图2：安布罗乔•洛伦采蒂《好政府的寓言》局部，锡耶纳共和国宫藏，该图抄袭字图3。

↑图3：南宋楼璹《耕织图》局部，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图3影响图2。

↑图4：庞培壁画《花神芙罗拉》，画中女子身着轻盈的丝绸服饰

↑图5：贝里尼《诸神之宴》，美国华盛顿国家画廊藏，画面中央和地上有三件明显的青花瓷器

↑图06：乔托《金门相会》局部，斯科洛维尼礼拜堂，1304至1306年，受图7影响

↑图07：中国风格的佛教图像，12世纪末，影响图6

↑图8：西蒙尼•马尔蒂尼《光荣圣母》，锡耶纳公共宫，1315年，受图9影响

↑图9：《树下说法图》，出自莫高窟第17窟，大英博物馆藏，唐代，影响图8

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

尽管欧洲人在“中学西渐”中取得进步，但是，西欧人写作历史却是依据近邻的拉丁人和希腊人，尤其是希腊人的资料。（东）罗马的希腊人具有较悠久的历史，而陷入“黑暗中世纪”的是拉丁人，他们除了宗教，一无所有。

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陷入“黑暗”的拉丁人和西欧人占领了（东）罗马帝国即希腊帝国的君士坦丁堡，并逐渐“文明”起来。于是，拉丁人蔑称罗马帝国为希腊帝国，蔑称罗马皇帝为希腊皇帝，蔑称罗马人为希腊人。彼特拉克说：“我们既不是希腊人，也不是野蛮人；而是拉丁人和意大利人。”（邓尼斯·海，《自身历史背景下色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1961，p65）

能够说明希腊在亚洲的另一个例子是石油，欧洲十字军知道其源自中东，却称之为“希腊火”，可见，至少在欧洲十字军（拉丁人和西欧人）的观念中，希腊在中东。

“希腊”的华丽转身

之前说过，“希腊”文艺复兴时期在拉丁基督教徒眼里是一个蔑称，彼特拉克把它与“野蛮人”相提并论。

“‘希腊人’沦为了‘异教分裂者’的同义词。”（《欧洲由希腊走来》p81）

“在纯粹基督教血统看来，希腊帝国沦陷无疑是对异教分裂者的惩罚和神圣审判。”（《欧洲由希腊走来》p82）

这种贬义的希腊是一种典型的拉丁视角，是意大利的沙文主义，这影响到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欧人。

那么，“希腊人”是何时且如何完成华丽转身的呢？

P.伯克在《文艺复兴运动》中说道：

“对待希腊人的态度何时出现了质变，文艺复兴运动何时结束，回答这两个问题具有同样的难度。”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需要从不同的视角和派别去理解：基督教世界和奥斯曼帝国，罗马天主教和希腊正教，天主教和新教，拉丁人和西欧人，宗教信仰者和泛神论者、世俗主义者。

对于“希腊”一词华丽转身，其历史背景是，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征服之后，拉丁天主教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试图联合希腊正教以振兴基督教罗马之后，“希腊”的贬义被淡化了。

随着16世纪早期宗教改革运动的序幕拉起，作为同是天主教的“分裂者”，希腊正教和新教走到了一起，也随着新教的胜出，“希腊”的贬义色彩消失，反而被赋予了变革的正面和褒义的含义。于是，“希腊”脱离基督教，成为偶像崇拜的代名词，乃至“希腊”一词咸鱼翻身最终成为世俗主义和辉煌文明的代名词——古典希腊。

只有完成了从贬义到褒义的华丽转身，才能为建构古代希腊奠定基础，否则，以一个贬义词去建构辉煌古希腊，岂不荒唐？

指鹿为马、时空错乱、层累变脸

基于西方中古和古代没有纪年法，以及近代以来纪年法的定型很晚，因此，文艺复兴之前，西方“历史”一片漆黑；文艺复兴以来，西方“历史”一团乱麻，比如欧洲中心论和世界体系理论对历史的不同看法，何况公元前的“历史”。

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指出：“整个公元400—1400年的千年，欧洲不存在历史感，即使受过教育的人也是如此。”

刘小枫在《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的“编者说明”中写道：“‘历史主义’这个语词最早出现在18世纪末的德意志，到19世纪中期逐渐成为一种引人注目的史学和哲学取向，这既与启蒙思想的历史哲学的形成有关，又与史学在19世纪成为一门正式的学科相关，其背景仍然是领土性民族国家在欧洲的形成。”

科瑟勒克说：“18世纪最后三十年里，世界历史作为一门主导科学的地位已无可争议。人们同时意识到，这是一门尚未被写就的科学。借用康德的话：它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开普勒和牛顿。”（刘小枫，《从普遍历史到历史主义》，华夏出版社，p352）

西方的“历史”形成如此之晚，我们还能奢望其中世纪或古代史如何靠谱呢？不要说中世纪或古代史，就是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史，也是一笔糊涂账，也是伪史。

试图排除东方、尤其是中国对西方文明崛起的影响，建构起独创性、不受他者影响的、纯粹的西方文明史，不仅导致了一系列虚构，而且在证据以及解释上更是弄虚作假。

杜尔哥《普遍历史两论提纲》：“任何史述都无法回溯至书写发明之前，除非利用某种神话性的编年表。而只有当各民族由于商贸往来而相遇，并由民族自尊转为民族嫉妒的时候，才会不厌其烦地编造出这样的编年表。”

中国人在古史回溯时没有压力，所依据的逻辑体系是文献记载和祖先崇拜传统；西方人在回溯历史时，既要摆脱基督教神学史观，又要面对着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于是，按照杜尔哥所说的，民族“妒忌”心理发作，开始系统性地、不厌其烦地编造。

西方文艺复兴之后的“历史”写作不但在纪年法上不断编造完善、在时间轴线上把圣经编年进行拉伸，而且在空间轴线上西移，这表现在古代希腊所在的地域空间上。

《欧洲由希腊走来》p198注释②：

“种种迹象表明，在1650-1660年期间，出现了重新描绘古希腊的苗头。”

也就是说，到了17世纪中期，西方人开始把目光转向古代的希腊。

到了17世纪末期，西欧旅行家枉顾希腊人的发源地在亚洲的认知，竟然到今天的希腊半岛去寻找希腊古代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城。

为什么西方会最终选定到巴尔干去寻找古代希腊呢？

因为这时候西欧人确定希腊帝国（版图包含巴尔干和小亚细亚）是其历史的根脉所在，希腊帝国在1453年被奥斯曼帝国征服之后，东部亚洲地区已经已经严重伊斯兰化，希腊基督教徒处于屈辱的被奴役地位，已经彻底沉沦，而欧洲部分的巴尔干希腊基督教徒由于奥斯曼帝国的宗教宽容政策而享有相对自由，赢得西欧共鸣，所以，选择欧洲巴尔干部分作为古希腊的载体。这完全是出于情感认同，而非科学的学术研究，更是枉顾文献的传统认知。当然，更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欧洲在持续几个世纪的“中学西渐”中取得快速进步，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衰弱，西欧人对土耳其的恐惧消失，民族主义的“妒忌”心态作祟。

为什么又要选择希腊半岛而不是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等地区呢？须知，此前也曾有过索菲亚的希腊、阿索斯圣山的希腊。因为希腊半岛的地缘状况类似于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历史的地理特征。

大卫·休谟在其《论文选集》第65-66页写道：

“倘若我们环视这个地球就会发现，世上所有的地方，欧洲被海洋、山川及河流分割得最为惨烈，而希腊又位居欧洲所有国家的榜首。”

于是，从1670年代起，西欧旅行家强行认定今天希腊半岛雅典在当时奥斯曼统治下的一座叫米纳瓦庙（在奥斯曼之前为无名神庙）为巴台农神庙，而把该庙所在的城堡强行称为卫城，无视当地说法和传统其他文献说法，无视17世纪早期雅典古代遗址早已荡然无存的说法，可谓“指鹿为马”（参阅娜希亚·雅克瓦基《欧洲由希腊走来》，p192-204、267、286）。

于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向古代推进的结果，就是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的希腊横空出世。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319写道：

“18世纪中期，兴趣的焦点转移到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意大利和古典时期的希腊身上……源自对古代希腊兴趣的术语和源自对意大利文艺复兴兴趣的术语，在18世纪中期开始相互融合……都是新欧洲主流意识的直接产物——18世纪的欧洲全景图恰好隐藏在16世纪的意大利抑或公元前4世纪的希腊背后……直接关系到有关寻找时代进步及‘欧洲民族’振兴起源的种种质疑……努力发现一个价值相符并能够诠释今天的过去……尽情收获有关点亮欧洲之光的所有发现和思想源泉了。”

最终抛弃索菲亚的希腊、阿索斯圣山的希腊而选择今天雅典的希腊，不但在于寻根问祖、托古言志，还在于诠释当时西方进步之“天命所归”，因为地理类似。与其说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是由于古典希腊和文艺复兴，不如说古典希腊和文艺复兴被建构出来用以解释西方近代以来的进步，以掩盖“中学西渐”和西方的“中国化”，以掩盖“文艺西传”。因为整个文艺复兴期间和17世纪早期，西方人根本就没有古代希腊的意识，遑论古典希腊了。

如图10所示，最后我们看到，古希腊的版图跨越了爱琴海，一半在小亚细亚，另一半在希腊半岛；前者基于早期认识，后者基于后来的情感因素而“指鹿为马”。建构这种古希腊版图符合西方近代崛起的特征，可以解释西方近代崛起强大的历史缘由。

↑图10：古希腊的版图

必须说明的是，从15至17世纪早期，在拉丁人和西欧人的意识中，希腊基督教帝国在今天的小亚细亚和君士坦丁堡的巴尔干地区，而希腊的古代或古代希腊在这时候指的是基督教早期的希腊。至于基督教早期之前的希腊，即在使徒保罗传教的雅典之前的偶像崇拜时期的雅典以及希腊，则是在17世纪末期才在西欧人的意识和行动上产生并化为现实，此前则是一片空白。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130写道：“文艺复兴运动时期的、以探索与发现为特征的东地中海之旅，却有着一个巨大的空缺——雅典”，“发现美洲比‘发现’雅典大约还早两个世纪”。

而即使这个时候，完全世俗化的古典希腊还未产生，这要待到欧洲人基本完全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之后才会出现。因为，此时还在相信神圣启示而没有理性精神的欧洲人是不可能去“发现”和“编造”理性的、世俗化的、哲学的、科学的古典希腊的。

西方什么时候基本完成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转型呢？

根据对基督教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外交文件的研究表明：

从17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用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原先长期沿用且不可替代的官方术语“基督教世界”，开始被术语“欧洲”所替代。这说明摆脱基督教的世俗化的古希腊阔步向前。到1714年，术语“基督教共和”完成了在官方文件——乌德勒支和约上的最后一次谢幕。从此，这一术语在官方文件上彻底消失。这表明，西方社会基本完成了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参阅《欧洲由希腊走来》，p28-29）。

没有什么进步，比世俗社会转型的意义更大的了，而且世俗社会转型是其他发展进步的基础：理性、哲学、科学、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等。

从博絮埃（17世纪末期）、维柯（18世纪初期）、伏尔泰（18世纪中期）对神意的态度，可以明显看出这种社会转型的进程。博絮埃认为，神意不可捉摸，不可妄揣神意，捍卫着基督教这杆“红旗”；维柯认为，神意可以捉摸，可以揣摩神意，“打着红旗反红旗”；伏尔泰认为，神意不必捉摸，不管它，抛弃之，把“红旗”扔了。这说明，基本完成从宗教社会向世俗社会的转型已经在学术思想领域掀起一浪高过一浪的浪潮。突出的标志就是：原来世俗史作为基督教圣经史的附庸，到后来基督教圣经史成了世俗史下的宗教文化的一个分支——教会史。

虽然“指定”了雅典的地理位置，但此时、即17世纪末期的古代希腊还是一片混沌、一团乱麻，待到了温克尔曼《古代美术史》出版的时候，古代希腊的分期（远古风格、崇高风格、典雅风格、模仿风格）才清晰起来，古典希腊的建构才逐步浮出水面，并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成熟、成型。

当古典希腊经过18世纪酝酿和19世纪编造完成之后，西方把世俗化的古典希腊置于偶像崇拜时期的希腊之后而略早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后来，又以轴心时代冠之。

为了超越悠久的中国历史编年，西方又把远古希腊也定位于今天的希腊半岛：1870年代施里曼在今天的希腊半岛发现迈锡尼遗址，1878年卡洛凯里诺斯在今天的克里特岛发现了米诺斯王宫遗址。

再次枉顾早期博丹关于希腊人发源地的记载等早期西方人的意识认知而“指鹿为马”。虽然考古学在西方发展得早，但在应用上却极不严谨，乃至近乎戏谑，就像早年徐中舒先生在田野考古尚未全面展开的情况下，推断“仰韶为夏民族曾经居住之地”一样，基本上属于猜测，瞎对应；而实际上，西方近代以来的考古莫不如是。

所以，把希腊人发源地“指鹿为马”地定位于今天的希腊半岛是17世纪末期才开始的事，希腊实际上是亚洲。所谓希罗多德、修斯底德和色诺芬关于希腊等“历史”记载所依托的地理空间，实际上发生地在亚洲，而不是今天的希腊半岛和欧洲。

通过上文分析，我们可以想见，文艺复兴以来的那些民族、国家、人物等概念产生的时间都是公元后的、乃至阿拉伯帝国崛起前后的（东）罗马帝国时期的。

娜希亚·雅克瓦基在《欧洲由希腊走来》p92写道：

“从16至17世纪西方旅行家发表的大量文章中……希腊给人的印象是无处不在，却又无处可寻。说它无处不在，是因为古希腊作家不费吹灰之力，就伺机钻进了那些拉丁作家连篇累牍的游记作品中……在他们的叙述中，从伊利亚到亚细亚再到埃及，处处遍布着希腊的痕迹。总之，希腊这一名字及其声誉早已名扬天下……说它无处可寻，是因为……探寻希腊的份额却微不足道，稀疏零散。在他们的游记叙述中，曾是历史上最辉煌的古希腊城市却只字未提，毫无踪影。”

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文艺复兴时期“古典希腊名人”如雷贯耳而“古典希腊城市”却只字未提、毫无踪影？何以如此分裂？

因为这些所谓的“古希腊作家”实则是（东）罗马帝国时期的人物，而文艺复兴时期本质上是罗马的，在当时西方人的意识认知中，希腊是君士坦丁堡的希腊，是拜占庭的希腊，是东罗马帝国的希腊，所以，根本无需提及所谓的古典希腊时代的城市。而之所以在今天的人看来，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希腊人物和古希腊城市处于分裂状态，实则是由于后来西方编造、伪造历史的需要而把（东）罗马帝国时期的希腊作家附会成古希腊作家所造成的错觉，是伪史所造成的错误认知。也就是说，西方人把差不多是同时代的拉丁中世纪和希腊帝国（拉丁基督教教徒的视角）误认为中世纪和古希腊了。

克利斯特勒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和艺术》p25写道：

“意大利人文学者与他们的拜占庭老师和同行分享着被运入西方图书馆的大量希腊文稿，古代希腊文学的文本便保存在这些手稿里，而此时拜占庭帝国正受到土耳其征服者的威胁并最终被其摧毁……他们逐步将古希腊文献全部翻译成拉丁文，在我们意识到文艺复兴时期只有极少数学者知晓和掌握希腊文时，这一工作更是令人肃然起敬，那时拉丁文仍是整个西欧学者通用的阅读和书写语言。到1600年，人文主义的译者们已经向西方读者奉献出完整的古希腊文献的拉丁译本。”

这里，克利斯特勒强调从即将被土耳其摧毁的拜占庭帝国西运而来的希腊手稿中的“古代希腊文学”，为什么是古代？同样是因为伪史所造成的错误的认知。在我看来，这些希腊文稿都是（东）罗马帝国和蒙古西征和郑和下西洋后“中学西渐”时期的希腊作家的文稿。

从学术的意义上讲，西欧人完全搞错了。但是，对于西欧人来说，无所谓或者说本系刻意为之，他们要的就是让辉煌的“古典希腊文明”落地生根于欧洲和“轴心时代”，以及超越悠久的中国历史及其编年，建构起不受他者影响的、纯粹、内生的完全自主性文明，满足其民族主义的变态虚荣心罢了。

据《欧洲由希腊走来》p309-310记载：

“毋庸置疑，且无须深入考证，当时，无论“大旅行”家们走何条路线，意大利都是必须访问和经停的地方。可以好不夸张地说，18世纪的大旅行和意大利之旅几乎具有同等意义。”

“同样毋庸置疑的是，在18世纪，希腊根本就够不上这一旅行传统的组成部分，最多只能算是中途驿站。尽管此时的希腊之旅表明了某种承认历史真实的新态度……但仍旧无法推翻这一事实：在那些来自北部旅行家的心目中，意大利、尤其是罗马，仍然保持着古代地中海世界的核心地位。”

可见，直到18世纪，“言必称的希腊”还未成为欧洲人意识中的“常识”，雅典还未成为朝圣目的地，只是意大利之旅的附属项目，可去可不去，更滑稽的是，那些对建构古典希腊作出突出贡献的西方学者压根儿就没有去过希腊半岛。

世俗化的古典希腊建构和古典希腊历史写作是两回事，对于成熟的世俗化历史写作（《风俗论》摆脱神学史观）而言，对于古典希腊历史写作而言，18世纪还处于古典希腊的酝酿建构阶段，古典希腊历史写作真正成熟于19世纪，尤其是19世纪中期的格罗特和杜鲁伊。

可以这么说，18世纪是古典罗马史的世纪，19世纪才是古典希腊史的世纪。

“言必称希腊”，这句响彻云霄的口号其实还不到200年。但是，我们一直误以为已经有2000多年了。

我们可以对此作出一个梗概性的总结：文艺复兴至 17世纪早中期，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是欧洲人的朝圣之地；从教皇振兴罗马、大兴土木的16世纪开始到18世纪，意大利的罗马城后来居上成为欧洲人的朝圣之地；19世纪中期开始，希腊半岛的雅典才成为欧洲人以及世人的朝圣之地。

不但古典希腊的诞生很晚，而且，不受他者影响的古典希腊以及希腊化时期的希腊诞生更晚。借用杜尔哥所说的“编造”，西方人不但在时间纪年和空间地理学上编造，还在历史事件上编造，可谓“全产业链”（时间、地点、人物、事件的起因、经过、结果）造假。

在1681年博絮埃的《论世界历史》中，记载着希腊从摩西时代开始就被埃及人、腓尼基人、叙利亚人殖民的历史。

根据贝纳尔《黑色雅典娜》，从希罗多德到米特福德（1829年），西方文献都显示古希腊是埃及人和腓尼基人的殖民地，也就是说，希腊文明是“亚洲化”的。

但是在缪勒 （1820年代）及其之后的西方著作就把这一点给排除了，古希腊就成了自主的、纯粹的、不受他者影响的了！

再到19世纪末期德伊罗森提出亚历山大不只是一个蛮夫，亚历山大是个有宏大政治理想的伟人，他使希腊文化广播达中亚。于是，不但“亚洲化”的希腊被排除了，还反说亚洲被“希腊化”了。

在西方人的眼里，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就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任人凌辱”。这恰恰反映了西方没有真正的历史，或者说，有历史的时间很短。

可以再举一个精彩的典型事例，即《雅典学院》（详见《欧洲由希腊走来》p87-90）。

图11为著名的《雅典学院》，实际上，该图名不副实。

↑图11 《雅典学院》，实际上是受中国“稷下学宫”影响

该图是拉斐尔在教皇尤利乌斯二世的命令下于1510年进行的一个“以基督教信仰为主题的圣画项目”，以展现“基督教世界和基督教神学的荣耀”。

在对这幅画的诠释上，乔治·瓦萨里在16世纪上半叶解释为“一群正在探讨问题的神学家”，还认出中间一位为“福音的传递者马特”。

之后，1550年，乔治·吉西又把该画解释为“使徒保罗在雅典宣讲福音书”。

1638年，有人将该画命名为《雅典学院》（可能是法国旅行家马奎斯·德·塞涅莱）。

1695年，该画的名称被确定为《雅典学院》并成为今天人们的“常识”，即以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所建的雅典学院为题，展现古希腊对知识——语法、修辞、逻辑、数学、几何、音乐、天文——的渴求，对智慧和真理的追求，以及展现了古典时期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罗宾·希利在其所著《1900之前的意大利文学》一书中写道：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丹尼斯·麦克·史密斯（Denis Mack Smith）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新版《君主论》（英文版，1954年）：现在这部书并不是新发现的马基雅维利的著作，而是老的熟悉文本的翻新（refurbished），几乎是完全重写的；……该书是人为再造的（artificially reconstructed），解释当今政治，而不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政治，这是问题的根源。”【出处：Robin Patrick Healey: Italian Literature Before 1900 in English Translation,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2011, p.180】

这些实际上就是“层累”和“变脸”。西方“历史”中存在大量、不计其数的大大小小的“层累”和“变脸”，比比皆是。

从君士坦丁堡的希腊，到雅典的希腊，雅典的希腊又分出一个古典希腊，再到迈锡尼的希腊、米诺斯的希腊、乃至基克拉底的希腊。

“层累”，可以把事物的本来面目歪曲得面目全非，既可以美化、乃至神化，也可以丑化、乃至妖魔化。

甘阳、刘小枫在《西学源流》丛书总序《重新阅读西方》中写道：“上世纪初，中国学人曾提出中国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说法，但他们当时似乎没有想过，西方史何尝不是层累地造成的？”

中西方的古史形成都是“层累”的？是的，中西方古史形成都是“层累”的。层累，只是现象，不是本质；层累的本质是每一个辉煌文明的溯源而已，每个文明崛起之后都面临一系列问题：我是谁？源自哪里？人类是怎么起源的？天地是如何形成的？因此，层累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层累的逻辑体系。

中国古史层累的逻辑体系是祖先崇拜传统和文献记载，西方古史层累的逻辑体系是神学史观、面对中国历史编年的压力、民族“妒忌”主义。西方的这种层累的逻辑体系造成了西方“历史”存在极为严重的时空错乱，宗教、故事和历史一团乱麻、难分难解，“关公战秦琼”、“猪八戒战张飞”比比皆是。

西方古典希腊的伟大，是逐渐增加的，是以后来的理念逐步赋予的，即层累的。在古代希腊于17世纪末期慢慢被建构出来后，于18世纪初期古希腊被赋予的主要是文学、艺术以及科学等上的辉煌，这里的科学主要是技艺的意思，并不是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涵义。这就要涉及到西方社会的进步以及西方语言的复杂问题导致不容易廓清迷雾：希腊语、拉丁语、早期意大利语、早期法语、早期英语、早期德语以及现代英语等。后来，古希腊又被逐步赋予思想、哲学上的辉煌，到18世纪末期又被赋予民主政治上的辉煌。当然，西方人会说这是他们逐渐发现了古希腊的辉煌。以现代人的思想和认知去发现古代人的思想状态？雅克瓦基说：“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要以为使用了同样的词，就可以随意张冠李戴，将后来的意义强加给当时本不具备这些意义的时代。”（《欧洲由希腊走来》p91）

有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个问题，就是欧洲中心论的对立面：东方主义。欧洲人有一个神话：西方人发现好望角，发现印度，那里的人们处于封闭和未开化状态。而实际上，阿拉伯人早就已经发现好望角了，亚非处于极为开放和繁荣的东方全球化状态，真正孤陋寡闻的、封闭的、未开化的是欧洲人。

中西方历史涵义的不同

西方伪史之所以不容易揭露，主要是因为一下几点：西方话语权和种族主义；早期希腊文和拉丁文难懂；语言发展导致近代早期语言晦涩难懂；各种语言的翻译、再翻译导致意思变化；史料的不同文化背景；社会进步导致词意变迁，如早期智慧和占卜、哲学和炼金术是同义词。

而中国历史自古都是统一语言和文化背景，简单直接，没有弯弯绕绕。

如果进行中西方历史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中国古史体系成型于司马迁的《史记》，而西方“古史”体系成型度堪与之相比且年代最早的只有1924年的《剑桥古代史》，此前西方所有古史著作都不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包括兰克晚年的《世界史》。

但细细思量，从成型度来讲，《剑桥古代史》真的能与《史记》相提并论吗？

刘家和先生在拱书玉所著《西亚考古学》一书的《序》中指出：

“我们过去常会参考《剑桥古代史》（第一版)，以后此书以单册的形式出第二版，以后又陆续出了第三版。关于近东、西亚的史料及论断，新本对于旧本的补充和纠正的地方真太多了，简直令人要刮目相看。”

可见，《剑桥古代史》并没有成型，所以，从成型度来看，《剑桥古代史》还是不能跟《史记》相提并论，相差甚远。

从反映的史实来讲，《剑桥古代史》只是建构起来的“历史故事”、是伪史，根本不能和真实历史记录的、且屡屡为考古所证实的《史记》相提并论，甚至都不能和《隋唐演义》相提并论！

西方“历史”（拉丁人和西欧人的视角）的真相是，从13世纪之前的基督教文字的文盲社会，经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引领的文艺复兴运动（相当于中国的《诗经》），转变为以基督教为主导的、伴有巫术、占星术、神秘主义等多元化的神学史观的文学；再经17 - 18世纪的博学时代和启蒙时代，从多元化的神学史观的文学转变为民族、国家和帝国等故事的世俗文学；最终在19世纪，文学和“历史”分道扬镳，“历史”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1600年前后，斯卡利杰以中国历史编年为参照草拟了一套圣经编年和基督教圣经史，后来不断完善。并以此圣经编年去框定其它民族或国家的“历史”——世俗史，之后，世俗史又后来居上把基督教圣经史纳为自己的一部分——教会史。这就导致我们只知道西方历史是耶诞纪年，却不知道耶诞纪年源自圣经编年，而圣经编年源自中国历史编年。但西方人有意无意“去中国化”，遂编造了耶诞纪年的创立者——公元5-6世纪的狄奥尼修斯。

西方“历史”真相除了上述社会进步、社会转型和纪年法这一时间逻辑外，还有一个空间转移逻辑，即西方近代以来此起彼伏地崛起的不同国家和地区：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先后崛起，先后参与西方古史写作，各自在西方古史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位置以及共同的位置，最终拼凑而成今天的西方“历史”体系。

从中世纪纯粹的基督教圣经史，到文艺复兴后直至18世纪初期的以基督教圣经史为主导的圣经史和世俗史的混合史，再到19世纪纯粹的世俗史，西方的世俗“历史”概念真的很晚很晚。而该世纪又是种族主义思潮高涨的世纪，其历史真实性可想而知，为了建构纯粹的、自主的、不受他者影响的西方文明史；为了圆这个“谎言”，西方需要制造千千万万个谎言。

于是，西方发明了所谓史料批判、史料校勘、考据法、历史哲学、原始资料、科学方法等学术方法，其实，西方用这些方法来建构伪史，而不是还原历史；用来歪曲“历史”，而不是还原真相；是用来建构欧洲中心论，而不是跨文化交流。西方利用这些所谓的方法建构起庞大的欧洲中心论，把神话、宗教、上帝、耶稣驱逐出“历史”，把荒诞不经的、明显故事性的文学删改掉，把希腊被埃及和腓尼基殖民的历史、把希伯来对希腊文明的影响、把东方对西方的影响、把中国对西方的影响等全部剔除掉、把西方“历史”溯至比中国更为古老的年代。不但如此，西方从18世纪起建构了在文学、艺术、建筑、理性、哲学、科学、政治、文化等各领域都远比中国辉煌的古典文明，从而建构起一个世俗版的上帝之城——辉煌的、自主的、内生的、纯粹的、“言必称希腊”的古典希腊文明，从而使其民族保持一种荣耀和昂扬向上的心态，尽享其他民族对他们的敬仰。但是，“18世纪时没有一个欧洲人会声称欧洲是由其自身创造出来的。”（马丁·伯纳尔，《黑色雅典娜》，郝田虎、程英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p177）

尽管西方“历史”在19世纪成为独立的学科，但是，只是拼凑起来的“历史故事”，根本不靠谱。如上所述，西方人利用各种所谓的学术技术来建构伪史，而不是还原历史，或者说，这是西方人的“历史”概念，而不是中国人的历史概念，中西方的历史传统是不同的。中国历史是实录史，西方历史是建构史、西方古史是无中生有、西方近代史是移花接木（去中国化、移花接木于古典希腊）；中国古史是自然原创史，西方古史是刻意模仿史；中国历史主要是古文经学传统，西方历史主要是今文经学传统。

龙、黄色、历史，同一个词汇，其实在中西方文化中的涵义是不同的，乃至相反。因此，千万不要以为西方历史和中国历史的“历史”一词的涵义是相同的，千万不要以中国历史的概念标准去理解西方历史。

对于西方人来说，历史真相无关紧要，重要的是现实利益。西方的历史写作是实现其现实利益的工具，是服务于其现实利益的，是实现其现实目的的手段，是表达思想、情感、利益诉求的载体和平台。

历史不同于哲学，哲学可以在理性王国里自由驰骋，但历史不行，历史必须脚踏实地。由于西方“历史”的上述特征，西方才有所谓“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的说法。但中国历史总体上不是如此，中国历史“这个小姑娘”只有一套打扮，那就是《二十四史》，是各个历史时期的历史，并不容得当代任意建构，故切勿东施效颦，贻笑大方！

一句话：从蒙古西征到1800年，西方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南橘北枳”；而古典希腊文明是中华文明在西方投射的“海市蜃楼”，从逻辑上来讲，古典希腊指的就是中国；之后，西方把其文明成就“移花接木”于“无中生有”的古典希腊。

也就是说，西方为了解释其近代文明的辉煌成就，又要排除史实上的东方、尤其是中国的起源和决定性影响，建构起自主、纯粹、内生、不受他者影响的欧洲中心论历史，只能去虚构伪史，弄虚作假，去虚构一个根本不存在、子虚乌有的古典希腊文明。

最后，我想引用英国著名诗人威廉·怀特黑德在1759年写的一首诗作为本文的结尾:

希腊和罗马的教条已经太多了，他们

耗尽的智慧宝库已失去了迷人的魔力，

尽管对我们徒劳的挣扎还有些许补救，

但我们的成功在芸芸众生中已经枯萎……

今夜，诗人煽动雄鹰的翅翼乘风而起，

飞向光之源头去找寻异域文明的新奇，

在中华帝国的领地采撷孔夫子的智言，

大胆地从东方带到不列颠子民的耳际。

（完）

家事国事天下事，尽在金桥内参

读而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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