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清朝中期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康乾盛世”转衰，即由乾隆。

就史笔与史论来说，长期以来，晚清史学者们愿意把清末大贪官庆亲王奕劻和清朝中期乾隆朝的大贪官和珅相提并论。这是因为，庆亲王奕劻之贪，在一个皇朝行将结束的时候，起到了极其重要的摧毁性作用;而和珅之贪，史论常把它和由“康乾盛世”转衰，即由乾隆朝“盛世”到嘉庆朝渐衰的结节点连在一起。且不论这种史论判断是否带有史笔史论者个人的情感因素，常识告诉我们，个人的贪，与体制内的贪，一定存在着共同体的关联作用。任何事情表现为个体行为，是古旧认识论留给中国后人的认知缺陷。清史揭示，和珅之贪，没有乾隆皇帝个人“好物”贪欲作为推手和庇护，是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和珅是常在乾隆皇帝这条贪之河边走而湿了脚的那么一个大贪官(史料记载，乾隆常借各种名义叫臣下百官孝敬他)。同样，清末庆亲王贪的基础，就是整个晚清官僚体系的腐败。由此说明，史学者们愿意把这两人作为典型大贪官，既在贬斥旧官吏的贪劣，更具有渐衰和皇朝没落这种以史为鉴的政治因素。

其实，在确认以上两人是清朝最大贪官(之一)的前提下，清朝还有一个大贪官，这便是晚清鼎鼎有名的洋务运动急先锋李鸿章。或者说，封建专制政权下的贪官，只有之一，没有之最。李鸿章(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晚清名臣，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安徽省合肥人，世人多称“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间又称“李二先生”。本名章铜，字渐甫或子黻，号少荃(泉)，晚年自号仪叟，别号省心。

李鸿章是淮军、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统帅、洋务运动的领袖、晚清重臣，建立了中国第一支西式海军北洋水师。官至东宫三师、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爵位一等肃毅伯。其一生中参与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包括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镇压捻军起义、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等，代表清政府签订了《越南条约》《马关条约》《中法简明条约》《辛丑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

当时一位叫瓦伦丁.吉尔乐爵士的外国学者对李鸿章及他的洋务事业有过深刻的研究，他在1896年(李鸿章出访欧美、洋务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写道:

“在李鸿章的朋友和亲戚中间，腐败以最大和最无耻的嘴脸出现，并规模很大地扩展开来，于是这些人就在社会上追随着他，在政治上支持着他。对于这种现状，纵然是那些对他予以赞扬的人也不可否认地看到，他凭借着自己拥有的巨大的财富而著称于世，所以，对于他本人的双手是干净的这一点，我们没法确信。据说，倘若要找出世界上最有钱的人，那么此人一定会出现在中国。”

李鸿章是晚清中国经济转型(农耕到工商)和改革(近代化)的主要枢臣。这位著名的、后人一直争议不断的晚清改革家，利用洋务购买和本国应用的渠道，上下其手大敛其财，在垄断权力资源的同时，又垄断了经济资源。但这里必须指出，皇朝时代为官之贪，只要不是个人欲壑难填，在为官为政个人贪欲的同时，又能带动体制内一批人先富起来，是符合当时的为官之道的(经手人可以收受回扣甚至虚报，然后某一小集团共同分利)。这样的史料，在中古及近古的中国封建皇朝历史上，确是不胜枚举。个人贪欲是人品的瑕疵，为官而又对至尊个人或整个集团的忠，才是是否可以为官、为大官的最高道德标准(忠孝仁义礼智信，把“忠”列于首位)。贪官在历史民间舆论上处于千夫所指的道德最底层，但在官僚体制内并非如此。这是专制皇朝社会的两种道德评判标准。

按晚清西方人对对清朝官僚体系的认知是，“官僚的权力应该包括盗用公款，作为其一种阶级特权，被人们接受着”。而关于李鸿章的一个显著例证是:“到了1894年底，当厄运即将降临到李鸿章头上的时候，社会上盛传在他的一个儿子的负责下，他的可移动资产被偷偷地往南运回了自己的老家安徽，那就是整整一船的大箱子、板条箱、盒子和袋子，就如同慈禧太后在1901年暂居外地后回到北京时带回一火车值钱的东西一样”。就在同一时期，“宰相合肥天下瘦”的传言，决非空穴来风。据嘉庆朝的上谕、参与和珅抄家臣僚的奏折、内务府的折片等金额数字加起来，和珅贪污的家产总数不会超过4000万两(以亿数为传统政治因素控制的民间传说)，更保守估计为1000万两;而晚清李鸿章的动产与不动产总额，就保守估计已超4000万两。有史学研究者明确指出:“李鸿章的家产已经超过了和珅”--晚清工商化即洋务运动也决定了社会总财富必然超过前代。

封建宗法官僚(权力至尊与权力崇拜)制度培植出的贪官，从来没有“之最”，只有“之一”。李鸿章与前两者的最大区别是，他没有倒在同一朝代内部整治即吏治的反腐浪潮中，而是倒在了持之以恒的洋务(近代化)事业和孜孜以求挽救没落皇朝的工作岗位上，即他个人吸引眼球的“亮点”不在贪上。这足以使他成为后人评说中的“有争议”的一个历史人物。

下面是知乎对李鸿章的评价，作者：申鹏。

你们说的是清末著名贪官李老爷子吗?那是真有钱!

“宰相合肥天下瘦”嘛，一点都不掺假的。

李鸿章有个女婿，叫做张佩纶，也就是著名小说家张爱玲的祖父，当年李鸿章的女儿、也就是张爱玲的奶奶李菊耦嫁给张佩纶时候，光嫁妆就能吓死人，那叫一个煊赫啊，烈火烹油，繁花似锦，银子如流水一般淌出去。

李鸿章女儿李菊耦的陪嫁有多少，已无从查起，但从她后人透露出来的只言片语仍有蛛丝马迹可寻。 房产是她后人提到次数最多的。张佩纶与李菊耦结婚后，一段时间住在天津北洋衙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才双双到南京定居。在南京他们买下了原先靖逆侯张勇的府第。这是一座豪宅，厅堂不算，被人称作绣花楼的楼房即有三幢，另有一个花园。

对这个花园，张氏后人——李菊耦的女儿即张爱玲的姑姑，仍有一分依恋。她记得一听说桃花或是杏花开了，母亲李菊耦就扶着女佣的肩膀去看。这所房子后来被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看中，购作立法院办公使用，足见其宽敞的程度。购置这样的豪宅，置办费用无疑来自李菊耦的嫁妆。

李鸿章还将上海、青岛，可能还有天津等地的部分房产分给了李菊耦。李菊耦去世时(张佩纶已在十三年前去世)，自己亲生的一子一女张志沂、张茂渊均年少，财产只好由张佩纶前妻所生的次子张志潜(长子志沧早夭)掌管，直到张志沂二十多岁才分家。分家后，仅张志沂名下所得，据张子静回忆：“至少1935年左右，他在虹口还有八幢洋房。”此外青岛一幢洋房是属张志沂与哥哥共有的。(张子静：《我的姐姐——张爱玲》)

而这只是李菊耦从娘家带来陪嫁的一小部分。因为哥哥张志潜分得的比弟弟还多。 李菊耦的陪嫁中还有土地。张爱玲写《谈吃与画饼充饥》时便提及她姑姑很爱吃一种点心叫“黏黏转”，是用青麦粒做的，青麦粒是“从前田上人带来的”;张爱玲小时候，“田上人”还带来一种用开水加糖冲调吃的点心“大麦面子”，证明张家有田产、有佃户。张爱玲还明白地讲，他们家的“田地大概都在安徽，我只知道有的在无为州(现安徽省无为县)”，她记住这地名是因为“无为富于哲学意味与诗意”。田产全变卖了。 除了房产、土地外，李菊耦的嫁妆还有各种细软、古玩。直到张爱玲离开父亲的家，她手头尚有不少这类小玩意儿，有的甚至还是舶来品，显然都是嫁妆的一部分。

所以，即便过了两代人，张爱玲童年的时候，依旧过的是锦衣玉食的日子，即便她父亲不成器，坐吃山空，她家的祖产一直到吃到了建国后，还有几栋房子没卖完，她奶奶的陪嫁箱子还有宝贝可以换钱。然而这个陪嫁养活了三代富贵闲人，这点东西对于李鸿章来说——那就是九牛之一毛!

李鸿章到底有多少钱?只怕当时都没人说得清!清代中兴名臣中最富有的，以李鸿章为第一。李鸿章的财产究竟有多少?无确切数字，据容闳《西学东渐记》估计，约合白银四千万两，相当于当时全国年财政收入的近二分之一。“宰相合肥天下瘦”殆非虚言呀! 李鸿章如此，他的几个兄弟自然也不弱。兄长瀚章历任湖广、漕运、两广总督;老三鹤章官居道台，后来用钱得了个二品衔;最小的六弟昭庆虽死得早，因随李鸿章在淮军中效力，早早当了知府，死后赠太常卿。只有老四蕴章、老五凤章，一个眼睛有毛病，一个不愿出仕，只愿在乡为李家掌管家产。

李鸿章还是当时数一数二的房地产巨头，大地主大官僚资本家。 李氏六兄弟，仅在家乡合肥，“每人平均有十万亩”，合计共六十万亩土地，“其在外县更无论矣”。李鸿章本人所置田产，每年可收租五万石。直到1936年，“李文忠享堂每年收租稻仍有三万余石”，统计者不禁感慨万分：“则是一个骷髅地主仍有田地三万余亩矣!”(《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 除此之外，现银和其他不动产的数额也十分惊人。有人称，李氏兄弟六人，“一、二、四房，约皆数百万，而不得其详”，分家时“析为五，每房见银三十五万两，田产典铺在外。六房早卒，遗寡妻幼子，兄弟五人，合银二百万两与之，而五房极富，家中田园、典当、钱庄值数万元不算，就芜湖而论，为长江一大市镇，与汉口、九江、镇江相埒，其街长十里，市铺十之七八皆五房创造，贸易则十居四五。合六房之富，几可敌国”。(同上)这里记的自然是属于李家在安徽老家的公产部分，在外置的私产并不在内，而私产所置如上海、天津、青岛的洋房，各大公司的股票，外国银行的存款，更是不计其数。

李合肥不仅官居一品，同时又是帝国首富级别的人物，比现在的什么马云、许家印、马化腾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那么这些钱，从哪里来呢?

权与钱是双生子，富与贵又紧密相连。李氏兄弟中，李鸿章权位最高，也最富有。从统领淮军、任江苏巡抚起，李鸿章便一改寒门书生本色。淮军军饷的充足为当时各军之冠，按惯例，各营统带都有截旷、扣建之权，除留作聘用幕僚、来往迎送之资及各营营官中饱之外，还要上缴若干。淮军最盛时达百余营这个截留，为数就不会少。据甲午时暂时接替李鸿章任北洋大臣的王文韶说，仅留在北洋账上的淮军钱银就有八百万两，这时淮军早已裁撤。这笔巨款也是后来袁世凯小站练兵的主要经费来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留在账上的尚有如此巨大的数字，李鸿章个人分润自不在少数。值得注意的是李鸿章平素有一种看法，认为淮军将领多为安徽子弟，随他出征，东奔西跑，战事过后，理应享受荣华富贵，这是淮军将领贪污成风、军纪败坏的根由。李鸿章对此一味回护，以至淮军宿将如刘铭传、周盛传、张树声、卫汝贵、周馥、唐殿奎、涂宗瀛等个个都腰缠万贯。作为淮军头子，李鸿章不是富翁才是怪事。

洋务运动中饱私囊 李鸿章是洋务运动的领袖，为弥补军工企业的亏空，他当时创办了为数不少的民用企业，最著名的有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上海机器织布局、电报局、漠河金矿及天津铁路公司等等。这些企业大多由李鸿章凭借自己的权力，腾挪各种官款，再吸收商股兴办，属于所谓官督商办性质。所有企业的总办、督办、协办、会办，都由李鸿章挑选的亲信担任，李鸿章事实上是这些企业的太上皇。每办一个企业，循例这些亲信们都要向有关官员奉送干股，李鸿章应是最大受益者。至于李鸿章收受了多少干股，亲信们要保持地位又要额外奉上多少孝敬，是查不出来的。但有一件事是肯定的，李鸿章死后李氏家庭仍在轮船招商局、开平矿务局的董事会上占有重要职位。他的儿子李经述做过招商局总办，经述死后，1910年6月，上海举行了招商局第二届股东会，股东们选举盛宣怀为总理(总办后改的名称，盛是李的亲信，后来聚敛的财富更超过李)，另二位协理中有一位便是李鸿章的长孙李国杰，这一届选举因清政府不承认而告吹，但足以说明李氏在招商局中势力之大，影响之深远。

除了贪腐和搞企业之外，李中堂还擅长外交买办致富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御史们相继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便涉及了李鸿章在日本财产的问题。御史安维峻说，李鸿章把一千五百余万两交由某日商经营，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不愿与日失和。又有洪良品上疏说，李鸿章有数百万两银子交日商经营，所以主和。这些御史们的话有捕风捉影之嫌，所列数字也不一致，有还是没有，至今尚是疑问。但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李鸿章绕地球一周，所访各国都隆重接待，他收过不少礼品是事实。有一记载说，俄国为要与李鸿章签订《中俄密约》，馈赠他达三十万卢布;连副使张荫桓也沾了光，受赠有二十五万卢布之巨。 至于办海军、修码头、购置军舰和火炮，外国厂商都会给回扣，以致能挤入采买人员之列的都要发笔横财，更何况是决定此事的李鸿章呢?

多财善贾，长袖善舞，李中堂的钱都花在刀刃上 清末督抚大员中，论出手之阔绰，首推李鸿章(后有盛宣怀、袁世凯更驾乎其上)。前文提到张佩纶因丧妻回乡路过天津，李鸿章送的丧葬费就是一千两，使张佩纶感激涕零，这尚是小数。一位官员记下另一件事：光绪二年，丁宝桢升任川督，入京陛见，路过天津，李鸿章知道宝桢比较清廉，以“到京后例有应酬”为名，特告丁，已代筹一万两，存于京城某银号，用时便取。丁宝桢抵京后，各项应酬一万两不够花，干脆一客不烦二主，再向李鸿章借银一万两，据说李鸿章给得很痛快，毫不吝啬，而这笔钱当然是不须归还的。赠银给丁宝桢的，除李鸿章外，还有他哥哥李瀚章也赠银三千两。这位官员最后感慨地说：“勤恪(李瀚章谥号)、文忠二公之重友轻财，均不可及，特述之以为后世交友者劝。”(陈夔龙：《梦蕉亭笔记》)这还仅是一例。 天津位于南北交通要冲，李鸿章迎来送往这一笔开销是巨大的。为保持自己权位，对贪婪成性的慈禧、李莲英及王公大臣的各种孝敬、贺礼、节仪，收买京中御史和百官们的种种使费，也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引用资料来自于冯祖贻的《煊赫旧家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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