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古代的财政税赋，读过历史的就知道，就是政府从老百姓手中收取财富。

政府行政要长久运行，也需要老百姓的税收支持。

税收要收多少？怎么收才公平？怎样避免腐败？都是重要的问题。

你收多了老百姓可能会不满，收少了底下那批官员的工资又发不起，这都是需要权衡的事儿。

站在老百姓的立场，肯定是能少收就少收，最好不收。

而站在政府的角度，税赋不仅是社会问题，还是民间参与国家制度建设的方式。

对比下传统的农业社会和现在的商业社会，农业社会的税收主要来自于土地，土地无法移动，民众逃税的可能性很小。

所以古代农业社会的压迫比商业社会要严酷很多，毕竟政府只要有足够的武力，老百姓还是得乖乖缴税。

再来看工商业社会，工业和商业创造的财富，政府要从流动的资产上征税，比从土地上征税，要难得多。

武力征税，那么商人可能跑掉，或者干脆不做生意。

所以工商业社会的制度压迫比较小，大家多是协商和开放。

举个例子，英国的税收主要来自流动资产，当政府打仗需要钱时，增加税收必须得到民众的支持。

于是就吸收工商业代表进入政府，直接参与收税法案的制定和执行。

再比如晚清，也开始现代化改革。清政府税收主要来源于海关，因为农村的税收需要挨家挨户去收，是个耗费体力的工程。

海关税就方便多了，在港口设置一个衙门，收税数额大且稳定，只要国家贸易增长，税收自然就增加。

海关税的特点是征收简单，对国家整体社会环境依赖不高，政府只要确保口岸秩序正常就行，不需要建立复杂的财政机构，不需要对经济进行有效管理，不需要健全国内的公共设施，这就导致了政府没心思搞农村建设。

到了民国，这个现象更明显，政府主要税收和江浙一带的工商业以及上海的海关，内地的治理完全放空。

从税收这个视角，就可以理解很多国家的现状。

比如中东国家，不依赖生产，通过出售石油就能获取收入，这些国家特别富有。

但是别光看人家富得流油，自然资源是先天形成的，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市场环境都没多大关系。

政府只要严格控制这些资源，就可以确保收入源源不断，短期内收入很多，但是人民之间没有互相制约和促进，对于国家的认同感和整体性影响很大。

其实你会发现，收入来源会反方向去塑造一个组织的行为方式。

比如有些工厂为了降低成本，就把工业废料直接排放到沟渠里，严重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

政府部门高压严打，这些工厂老板还是铤而走险，对于他们来说，只要能把利益最大化，环境卫生关我什么事？

再比如那些大型机器操作的工厂，能够熟练操作设备的技师很吃香，收入比管理层还高，但只要设备更新换代，技师的技术一过时，立马就失去了价值。

一个人对于周围环境的诚意，对于人才的态度，在决定怎么赚钱那一刻，就已经定下来了。

翻看中国历史的税收，其实有一条主线，就是从“人头税”到“田亩税”，就是从按人头收钱，到按田产收钱。

为什么是这样的发展呢？原因有三个：

1、中国历史是从中原开始往周边拓展，一开始是地广人稀。

社会的形式是分散在各处的聚居点，外面到处是没开发的土地。这种情况下只能按照人来征税，周朝以前都是如此。

2、一开始国家机构很简单，支出也不多，主要是祭祀、打仗、公共工程这几种，不像后来那么完善又复杂。

简单的支出就简单的征税，那个时候普遍没有钱，物资也缺乏，国家就让老百姓来干活，就是服劳役。

打仗的时候，大家带上自家的武器和粮食，集合出发，没有专门的后勤部门，这种出人出力，也是人头税。

3、想要征收土地税，就必须有一套官僚系统，底层官员能够了解各地情况，根据水旱灾害判断土地收成。

这就要求官僚系统就必须有完整的甄选、升迁和反贪手段，这在那个时代，是无法做到的。

80年代的时候，中国刚开始出现集贸市场，国家要收税，但税务员不可能每天蹲在摊位前，数商贩一天卖了多少货。

只能不管多少，每个月统一交个数目，这其实也是人头税。

直到90年代后，大型商场的出现，税务部门才有条件根据营业额收税，这得益于技术的升级。

后来国家的支出越来越多样化，只靠收取人头税渐渐应付不了。

比如说汉朝，税收非常低，主要是因为税收不上，很难统计土地的数量，只好征收人头税。

结果就是穷人和富人交得一样多，显然不公平，还导致了各地的豪强崛起，政府的财政逐渐枯竭，世家大族有钱有势，敢跟政府叫板。

后面的历朝历代，只要收人头税，就很难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朝天权威容易被挑战。

像唐朝、宋朝和明朝中期，都不约而同进行了税收改革，也就是变法。

但是改革困难重重，积压了几百年的烂账，重新翻一遍会动多少利益集团。

政府要不是迫不得已，就不会去征收困难的税，而一旦开始，就会倒逼政府改善对于社会的治理，这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其实个人也一样，一开始都喜欢挑简单的事情去做，不愿走出舒适区。

只要被现实逼到角落，才不得不去改变现状，走出舒适区，反而磨练出更强大的自己。

有时候，自己最不愿做的事，反而能带来最大的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