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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中生有山西霸国考古十年卧马先生破译鸟盉发现春秋霸主晋文公墓

历史 08-19 来源：文字考古学

无中生有山西霸国考古十年后卧马先生破译鸟盉铭文发现春秋霸主晋文公重耳大墓

中国五千年历史长河里，没有任何关于霸国的历史记载。传奇的是2006年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发掘后被山西省考古专家，在没有完全准确解读出铭文内容的情况下，仅根据出土有“霸伯”的青铜器铭文将墓葬破天荒的考成了霸国之墓，并以霸国之名四处展览各大媒体广为宣传。让山西省考古专家没想到的是，在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发掘十周年之后，卧马先生破译确载周襄王作公命赐晋文公称霸誓辞的《鸟盉》铭文及确载晋文公重耳践土会盟诸侯称霸的《霸伯尙盂》，发现论证成就晋国百年霸业的春秋霸主晋文公大墓的确凿文字证据，揭开山西考古历史上无中生有的“霸国”考古惊天之谜。

考古专家发掘任何墓葬，最希望能出土带铭文、简帛等带有文字信息的文物，因为铭文简帛上的文字是解开墓葬人身份之谜的密码是最关键的文物证据。只要准确无误的识读铭文文字，就能真正找到揭开历史之谜的文字密码。

山西省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除出土不少带“霸伯”铭文的青铜器外，还出土有51字的青铜“鸟盉”铭文和116字的青铜尚盂长篇铭文。自2007年发掘至今已十年之久，关于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出土的长篇铭文，虽有很多专家尝试释读，遗憾的是至今长篇铭文均未能完全准确无误的释读，2017年卧马先生赏读考古专家们所释如读天书，多文不对题。仅有51字青铜“鸟盉”解读至今也未统一准确的隶定。

2006年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M2002号出土的鸟形青铜盉与盉盖上的铭文图

可搜索参看2011年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发表在《文博》的“试释翼城大河口鸟形盉铭文”论文。

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释《鸟盉》铭文介绍图

李学勤所释《鸟盉》铭文：乞誓曰：“余某弗稱公命，余自無，则鞭”。身笰传出，报厥誓，曰，“余既曰余稱公命，襄余亦改朕辞，出弃，丵公命”。用作宝般盉，孙子其万年用。大意为，乞立誓说：“我所谋议，如果不合君命，而是我自己的私行策划，就受鞭刑”。乞亲自乘有车蔽的传车前往各地，重复所立誓言，说：“我已立誓要上合君命，假如我违反誓辞，便应遭到流弃，使君命仍得执行”。乞因此铸造盘盉，传于子孙使用。

2006年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M2002号出土的鸟盉盖上的铭文大图

2012年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教授裘锡圭在《中国史研究》上也发表“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文章。关于《鸟盉》的释读，裘锡圭与李学勤所释铭文，除有“某谋”之别和“襄曩”等几处文字不同外，断句也略有变化，而二位文字专家释文大同小异大体基本相近。所释之意读后不知所云。搜索参看：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出土鸟形盉铭文解释。裘锡圭《鸟盉》释文：气（乞）誓曰：“余某弗爯（称）公命，余自無，则鞭（便）身，笰传出，报厥誓，曰，余既曰余爯（称）公命，曩余亦改朕辞，‘出弃’”。对公命，用乍（作）宝般（盘）、盉，孙子其迈（万）年永用。

在“某”与“谋”字之译上，卧马先生支持裘锡圭的，因为对《鸟盉》铭文中，没有一笔证明释为“谋”字的言字旁部。李学勤以通假说硬将没有言字旁的某字释为“谋”，无文字证据外可能会因为“某谋”之别，使得《鸟盉》铭文原文内容的释读从根本上发生改变。对带文字的文物考证，如果文字书写无误的话，多主张使用本字本意释解的。古文字使用虽然有通假之说存在，如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尽量以文物上的文字为准，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原汁原味的还原文物的历史原貌。

卧马先生初步研读认为，李学勤所说的《鸟盉》铭文“奇特高古，很不容易解读”，问题就出在文字释读和臆测性的随意解读上，这样容易造成误读使之难解。古文字书写都是手写，不同于印刷，铸造的模板设计也是手写完成。写书法的人都知道，同一个人连续书写的每个字都做不到如榫卯结构那样一卯对一楔的严丝合缝一模一样。为确保《鸟盉》铭文的释读准确，经过逐字逐句的对《鸟盉》铭文仔细甄别，不放过一笔一画的点画细节，务必做到追其根溯出源。卧马先生经过严格查核，终于破译出翼城大河口《鸟盉》全部铭文文字，找到《鸟盉》铭文困扰专家十年之久的文字密码。

正确无误的释读铭文文字，只是迈出了关键的第一步，恰当准确的断句，也是释读简帛文字和铭文的关键。为确保《鸟盉》铭文断句准确不出偏差，不下足功夫不行。卧马先生在纵览与铭文相关的字词意及西周春秋等典籍史料，反复推敲才予以定案的。

2017年10月22日卧马先生破译《鸟盉》铭文与李学勤释读对比图

2017年10月22日卧马先生破译《鸟盉》铭文为：乞，誓曰：“余某，弗称‘公命’，余自芜，则鞭身、笰传、出报人。誓曰：余既曰，余然‘公命’襄，余亦改，然辞出，当单勤‘公命’”。用作宝簋盉，孙子其万年用”。

《鸟盉》铭文的“乞”字本意向人讨、要、求的乞求外引申为请求，希望。《广韵》“乞，求也”。与“乞”相关的字意中还有“乞礼”字，古代相当于“跪拜礼”之礼。春秋时有《晏婴乞礼》的记载。晏婴上奏齐景公，言东鄙水灾，乞景公不要贪图享乐，醉心于歌舞升平之中，求开仓放梁，救民于水火之中。景公撤掉筵席，屏退倡优后，悻悻不乐。晏婴观之说齐景公面服心不服，对自己无礼。景公颇怒，晏婴有以下一段话：君子无礼，是庶人也；庶人无礼，是禽兽也；勇而无礼，则弑君；力而无礼，则杀长者；礼者，是以御民也；辔者，所以御马也；国君无礼，则不能治国也。看来春秋虽乱，但还是以礼为治国之本，交往之本啊！跪拜礼是古代的一种交际礼仪。旧时使用年代最长、最频繁的一种礼节。古人认为，不跪不叫拜。拜，在古代就是行敬礼的意思。按照周代礼仪的规定，当时对跪拜的动作和对象，作了严格的规范。跪拜礼分稽首、顿首、空首，称为“正拜”。行稽首礼时，拜者必须屈膝跪地，左手按右手，支撑在地上，然后，缓缓叩首到地，稽留多时，手在膝前，头在手后，这是“九拜”中最重的礼节。一般用于臣子拜见君王和祭祀先祖的礼仪。

《鸟盉》铭文中的“乞”字与誓曰间似有间隔，当与“誓曰”分开。乞，当应是虔诚跪地的行跪拜乞礼。“乞誓”与《春秋• 僖公八年》：“郑伯乞盟”的“乞盟”之意相近。“乞，誓曰”的“乞”字，应不作人名解读。

《鸟盉》铭文的“余某”笔画字迹清晰，无言部结构与金文“余某”相符，从文字上识读“余某”非“余谋”。综合研究《鸟盉》铭文整体内容分析认为，“余某”也不是余姓氏的“余某”，而是发誓人的自称或谦称，古文中很常见。

《鸟盉》铭文中的“公命”文字无误，公与命是鸟盉铭文使用频率最高的字，并且是“公命”并行同时出现。卧马先生研究发现对重复使用三次的“公命”是否能够正确的解读，是解谜《鸟盉》铭文的关键。

“公命”之“公”确实是个很令人费解和难解的大问题？铭文中的发誓者与公命之“公”到底应该是什么关系？到底是“君谋于臣”还是“臣谋于君”？到底是“君命于公，还是“公命于臣”？研究过《说命》、《臩命》、《文候之命》之后，终有所悟，发现《鸟盉》中的“公命”与《说命》、《臩命》、《文候之命》类似。铭文中的“公命”其实是“王命于公”，“公命”的“公”就是指受命者和发誓者。综合研读《文候之命》后认为，《鸟盉》铭文中的“公命”就是指的“文候之命”的“文公之命”；发出“公命”的就是“周襄王”，发誓人是接到“公命”后，向周襄王乞誓。请关注日后关于“文候之命”的“文公之命”的相关文章。

《鸟盉》中的“余自芜”，结合“弗称公命”的不称职于公之任命。“余自芜”有不怨天尤人，只怪自己，不称其职的原因都是自己荒废使芜所致。《鸟盉》中的“鞭身、笰传、出报人”是“余某”不称其职愿意接受如负荆请罪一样的“鞭身”惩罚外，还要受到“笰传”和“出报人”的更残酷惩罚。关于“出报人”，很容易理解，是指出门遭报应。如很多人为了让人相信，当众发“出门遭天打五雷轰”及“出门叫车轧死”之类的毒誓相近。关于“笰传”，有点不好理解。从“鞭身”和“出报人”的毒誓分析，也应该是惩罚之一。“笰”：古代一种杆上带绳的箭。古代车箱前后的遮蔽物。从车后登车，车后的门户即是“笰”。古代挽发定冠的簪子也为“笰”。传：《说文解字》解释“以驿站转递文件”。传，表示转递。造字本义：古人利用驿车一站站转递信件及物品。“笰”与“传”组合的“笰传”，以传的利用驿车一站站转递信件及物品的字义，分析，驿车传递一个“带绳的箭”和“车箱前后的遮蔽物”都与受责罚的“余谋”无关，只有“挽发定冠的簪子”的“笰”字之意，才跟“余谋”有关。用“驿车一站站转递一个“余谋”头上的“簪子”，不认真想，感觉不像是惩罚？读过《诗·卫风》的“翟笰以朝”的就知道，古之君臣“翟笰以朝”的重要。“笰传”，对于一国之君的君王来说，是相当重的惩罚。试想在以长发为主的时代，君王像府衙县官摘去了顶戴花翎的“簪子，那就会变成披头散发的一介庶民的模样了。这样解读“笰传”，也符合《左传 • 成公五年》所载的：“晋侯以传召伯宗”的传召之意。

《鸟盉》铭文后段的“然公命襄，余亦改然，辞出，当单勤公命”句。李学勤解读为“稱公命，襄余亦改朕辞，出弃，丵公命”。裘锡圭释为“称公命，曩余亦改朕辞，‘出弃’，对公命”。二位所释的“称、朕、弃、丵、对”的汉字与铭文笔画不符。《鸟盉》铭文句中，两次使用的然字，写法不同，前一个写作（月+犬+火），后一个写作（月+犬），其实是然字金文的不同写法。金文然与鸟盉铭文都有对应出处。李学勤与裘锡圭所释的“出弃” 、“丵公命”和“对公命”，李学勤“丵公命”的“丵”字释为践行之践，没有文字依据，虽然践意相近，但属臆测之字意。裘锡圭的“出弃”和“对公命”的弃和对都与整个行文不符，前边是反复发誓，后边又出弃以对，完全前后矛盾。《鸟盉》释为“然公命襄”和“当单勤公命”的襄字金文；当字金文，单字甲骨文，勤字金文等甲骨文金文篆书字例，虽然与《鸟盉》铭文有细微差别，但与铭文文字笔画相符。《鸟盉》文字书写多不常见外，组合起来更是晦涩难懂，如果没有对应和相符的历史事件，的确是很难清晰解读的。 “余然‘公命’襄”，之间应该省写了一个“于”字，完整的是“余然‘公命’于襄”。然是答应和接受的意思，整句是说已经接受襄王的“公命”之命。“单勤公命”的“单勤”，与争霸的诸侯国君尊王、勤王的意思相近，是指专心致志的像勤王那样一心一意勤勤恳恳的为“公命”操劳一定不负周王之命。捋清了“乞誓、余某、公命、笰传、出报、然‘公命’襄、单勤”等关键字，再来解读《鸟盉》铭文就很好解读了。

卧马先生破译《鸟盉》铭文的大意是说：晋文公在平定王子带之乱，助周天子修筑宫室，迎周襄王回成周，践土之盟后，接到周襄王为晋候所赐的“公命”任命后，感激之致虔诚的向周襄王行跪乞之礼后，再三对周襄王发誓说：“我晋文公，如果不称‘公命’的诸侯之长的霸伯之职，是我无能自废所致，愿受负荆请罪的鞭身之罚，愿将“翟笰以朝”笰簪用驿车传给周王降为庶民，出门遭到天地神灵的报应”。晋文公在发完毒誓后，还感觉意犹未尽，再次继续发誓说，我晋文公既说，接受襄王的‘公命’的任命，也改服听命于王，既然周王的公命之辞已出，理当专心致志的像勤王一样一心一意勤勤恳恳的为“公命”操劳，不负于周王之命。这样晋文公在乞、誓、再誓，三次向周王发誓，成为诸侯之长的春秋霸主。为铭记“周王赐‘公命”盛世，特作宝簋鸟盉，孙子万年永用。

按照《鸟盉》铭文文字本意的解读，文字自然顺畅，与周襄王为平定王子带之乱，迎周襄王回成周，践土之盟有功的晋文公锡秬鬯、圭瓒，作《文侯之命》，策命晋文公为「侯伯」，令其安抚四方诸侯，辅弼王室惩治不忠。对于周天子的恩宠，晋文公辞谢三次，然后才接受“公命”之命等，晋文公重耳勤王称霸诸侯成就晋国百年霸业的历史记载完全相符，有待进行进一步的研讨个论证。

《鸟盉》铭文虽然只字未提“霸”字，记载的与“霸伯”有关的晋国称霸的“百年霸业”历史。《鸟盉》铭文确切的文字证明翼城大河口西周墓为晋国晋候之墓与专家所考证的“霸国说”无关。

从翼城县大河口西周墓的M2002号出土3鼎3簋及大量青铜兵器、车马器和工具分析，墓葬等级只是士级，与《鸟盉》铭文所记载的“公命”内容，似乎很不对等和相匹配？分析《鸟盉》青铜器应为晋候赏给功臣之器。结合晋文公身边的功臣名将与文公称霸的有功之臣，非狐偃莫属。M2002号符合为晋国上军将狐偃葬三鼎车马兵器的地位身份。晋国霸业首功是狐偃的。

因为，身为晋文公之舅的狐偃，自晋文公避乱母国、晋文公复国，到力劝晋文公：“争夺霸权最好是拥护周天子，周王室与晋国同为姬姓，如果晋国不抢先护送周天子回京而落在秦国之后，就无法在天下发号施令，今天尊敬周王是晋国称霸的资本”的勤王之策就是狐偃最先提出来的，直到晋文公称霸诸侯成为天下霸主。所以记载晋国霸业的《鸟盉》葬于狐偃之墓，也是实至名归。当然，关于翼城县大河口M1号和M2002号等墓的墓葬人身份，还需要得到与DNA、碳十四测年、树木年轮法测年等科学的鉴定相符的证据进行验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