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词作者田汉，1898年出生在湖南长沙一个清贫的职员家庭。田汉从小聪明过人，上学读书过目不忘。参加革命后，在现代文化戏剧界才华横溢，声名显赫，是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剧作家、诗人，被誉为“当代关汉卿”。

事业上的辉煌与他的个人家庭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田汉先后与4位红颜知己的情感故事，戏剧性地演绎于“戏中戏”中。

他与第一任妻子从儿时相识到相恋，既是田汉情深意厚的爱妻又是文化事业的助手，然而不幸的是爱妻过早的病故，令田汉悲伤不已……

他的第二任妻子是第一任妻子最好的朋友，她为了好友的嘱托而嫁给田汉的，可两人同床异梦。

他的第三任妻子温顺贤淑，却与田汉的革命理想相距甚远。

田汉与安娥

留苏归来的情人出现了，在田汉心中掀起波澜，可是情人又不忍心看到第三任妻子的痛苦，拒绝和田汉结婚……

1

田汉与易漱渝：青梅竹马的爱情

易漱渝(1903—1925)是田汉的表妹，活泼纯真。田汉与她从小青梅竹马，感情深厚。但田汉家境贫寒，却无能力提亲。田汉6岁那年，父亲就去世了，是母亲带着他们兄妹3人艰难求生。

田汉自小聪慧，过目成诵，因此很得舅父易梅臣的喜爱。易梅臣有革命倾向和维新思想，不拘封建礼节，他家中只有一个女儿易漱渝，因此，他把田汉当成儿子一样看待，并想把女儿许配给田汉，做成一桩亲上加亲的婚事。

可是易漱渝的母亲却坚决反对与田家结亲，原因很简单，田家太穷了，连田汉的学费都是易家资助的，怎么能指望独生女将来在田家获得幸福呢？

舅父易梅臣性情耿直，他认准的事情就要执意干到底，为了避免女儿的婚事横生枝节，他亲自为两个孩子谋划设计，拿出家里的积蓄给田汉，让他带上女儿一起私奔去日本留学。

田汉的第一任妻子易漱渝

一对懵懵懂懂的年轻人，两颗若即若离的爱慕心，如何从兄妹之谊，发展成两性之爱，这让田汉颇费踌躇。田汉坚信，真的爱情应当“灵肉统一”，不可敷衍苟且。因此，在日本很长一段时间两人之间彼此仍保持纯洁的兄妹关系。

田汉除了应付正常的学业，整天忙着文学戏剧创作上的事，他时常鼓励易漱渝潜心学习，两个人都忙于学业，见面的机会并不多，这不免让多了几分心事的女孩易漱渝心生委屈。好友郁达夫时常开田汉的玩笑，说他这是“睡在未婚妻身边读圣贤书”。

两人的感情和生活变化缘之于家族的突然变故，促使了田汉与易漱渝的迅速结合。舅父易梅臣因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被军阀赵恒惕杀害。噩耗传来，两个年轻人抱头痛哭，他们彼此抚慰、彼此相依。

田汉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责任：过去是舅父照顾自己，今后自己应当照顾好易漱渝，决不辜负舅父的信任。为此，他毅然决定尽快接受舅父为自己安排的婚姻。

1920年底，田汉与易漱渝在日本正式结婚，他们相爱至深，使田汉的话剧创作进入了丰收期，如《乡愁》和《咖啡店之一夜》等。1920年，在为中国使馆赈灾演出活动中，田汉的剧本《灵光》在东京著名的“有乐座”剧场演出，获得很大成功。

1922年田汉在日本

由于经济上的困难，1922年，田汉与易漱渝被迫回到上海。一年多以后，两个人合力创办了《南国》。刊物的名字取自于王维的名诗《相思》中的“红豆生南国”，这也是他发表自己戏剧作品的园地。宣称“欲在沉闷的中国新文坛鼓动一种清新芳烈的艺术空气”。

夫妻两人辛勤耕耘，确实给当时的中国文坛带来了新的气息。田汉与易漱瑜一起兴办进步刊物，虽然生活在穷困之中，但两人甘苦与共，相濡以沫。易漱渝一直觉得：“寿昌(田汉字名)觉得我聪明，我是他的花儿。”

不幸的是，易漱瑜的身体每况愈下，田汉不得不陪着爱妻回到长沙老家养病。田汉尽管时时放不下自己的创作，但面对病中的爱妻他几乎寸步不离，日夜守护在病床前。他甚至祈祷上苍，希望易漱瑜的病体能早日康复。然而，没想到的是爱妻却一病不起。

1925年1月的一天，寒风裹着迷蒙的细雨。当易漱瑜执意让田汉待在身边寸步不离时，他没有做过多的联想。他只想他病的“玫瑰”，还能重向春风抖颤，凤凰再从死灰中复活。

病重的易漱渝拉着田汉的手少气无力地说：“你回来得好，可以送我的终，哥，我能今晚死，就是幸福的了。”她又喃喃细语地说：“你今晚务必要送我的终。”田汉满含热泪，深情而温柔地安慰说：“哪有的事，你千万别这样忧虑，好好静养吧！”

就在田汉一再安慰她不要乱想时，易漱瑜却躺在他的臂弯里，已经停止了呼吸。易漱渝合上眼睛前的最后一句话是：“哥，你不规则的性格，丢下你，我不放心，让黄大琳嫁给你吧，她是我最好的好朋友……”

易漱瑜的去世，让田汉的情感承受了深重的打击。《南国》也因此而停刊。田汉安葬了爱妻，怀着苦闷惆怅的情绪在长沙师范担任了一段时间的国文教员，然后便应朋友之邀重返上海，在大夏大学和上海大学担任国文教授。这时，他开始接触到电影创作，与朋友们发起成立了南国电影剧社。

2

田汉与黄大琳：友谊至上的“爱情”

黄大琳(1904—1988)，湖南长沙人，是易漱渝的闺中好友，淳厚善良。1927年与田汉在长沙结婚，同去日本，1929年离婚。田汉为离婚题文：“为着我们精神的自由，为着我们不渝的友谊，我决然与你小别。”在田汉四个红颜伴侣中，她是唯一没有得到田汉爱情的女人，她嫁给田汉完全是出于她与易漱渝之间的深厚友谊。

田汉与黄大琳在日本

易漱瑜病危时，曾经对闺中好友黄大琳做过交代：自己如遇不测，请黄大琳照顾好田汉。后来，田汉便与黄大琳结婚。但是，这次婚姻是短暂的。

很快，他们之间暴露出性情志趣相差甚远，对生活的追求也不一致。这使田汉感到异常的烦恼和痛苦，田汉正是带着这样的心境创作了《苏州夜活》、《湖上的悲剧》，这是田汉因婚恋而产生的特有的思想、情绪和心境的艺术写照。

笔者从大量的档案史料中搜集到田汉与黄大琳在短暂的共同生活生的一段精彩对话。

田汉与黄大琳

黄大琳：“我是否能够在你和她之间继续生活……”

田汉：“大琳，我不想这样，能原谅我吗？”

黄大琳：“寿昌(田汉字名)，也请你原谅我，我决定向你辞行。”

田汉：“我们一起生活了两年……”

黄大琳：“两年时间不算长……”

田汉：“但记忆却终身抹不掉，我没能给你带来快乐，一点没有……”

3

田汉与林维中：无法言语的“爱情”

20世纪20年代的中晚期，是田汉艺术人生的上升期。他那感伤、浪漫的戏剧和文学作品获得了很大的社会影响，他的才华也引起了一位身居南洋的姑娘的倾慕。这时，田汉与黄大琳不愉快的婚姻仍在继续中。

田汉与林维中在上海

这位名叫林维中的苏州姑娘，因为逃避包办婚姻，她从苏州偷偷乘船到上海，再由上海赴印尼华侨学校当教员，一个女孩子远在异国他乡独立谋生，不能不说有几分奇才。

1925年，林维中读到田汉的散文，尤其在读到田汉为易漱瑜病故所作的《悼亡妻诗十首》之后，被字里行间那哀痛深挚的情感所深深打动，她不仅对田汉的身世产生了同情，而且对田汉的才华更是十分仰慕。

于是，她情不自禁地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给远在上海的田汉，向他倾吐心声，表达其爱慕之情。田汉读信后，被林维中那饱含深情而又具现代女性睿智的“情书”深深地打动了，于是两人鸿雁传书来往不断，日久情深。

田汉的文化艺术活动虽然风风火火，意气昂扬，但是经常落得“金力两疲”——资金短缺、势单力弱。远在南洋的林维中，在得知田汉的困难之后，毅然把自己积攒多年的家底——500大洋全部慷慨捐献出来，热心资助田汉的文化艺术事业。这让经济困境中的田汉好生感动，他认定林维中是一个重义轻利的奇女子。

林维中

可是，生活的天地并不总是朗朗晴空，随后发生的一些琐事，却又令田汉的心境蒙上了阴影：田汉曾委托林维中照顾他在南洋谋生的弟弟田沅，想不到的是，两人的相处却不甚融洽。

在与田沅发生矛盾的时候，林维中在给田汉的信中既表露了对田沅的不满，甚至还提到了让田汉还钱的事。这让田汉既尴尬又无奈。

田汉在社会各界特别是在文化艺术界向来豪爽仗义，从来不在金钱上与人计较，投奔他门下学习创作的青年人，好多身无分文，他只要自己有一口饭吃，就决不会让这帮青年学子饿肚子。

赠钱与索钱的事，也反映了两个人思想观念和对生活认识上的差异：林维中爱田汉，就是看中了田汉这个人的才华；而田汉爱林维中，是把她当成了整个家族乃至南国社的一部分。

金钱纠葛这样一个生活中的小插曲，虽然不至于动摇他们爱情的根基，但是，却在田汉的内心留下了一丝情感的阴影和裂隙。

两人在革命理想上既没有共同的目标，又缺乏共同语言，在日常生活交往中就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矛盾，更重要的是此时田汉的身边出现了安娥。安娥是一名热情似火的革命女性。

安娥

她受过五四新文化的影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踊跃站在红色“左”翼文化战线的最前沿。两人在革命文化事业、革命奋斗目标的一直性，特别是两人感情、思想上的吸引力，使他们不顾一切地热恋着对方，不久便生活在一起了。

1930年早春二月，远在南洋、已经和田汉通信5年的林维中突然来到上海，践行她与田汉两年前所订下的婚约，在上海与田汉结婚。这使田汉在如火如荼的红色文化战斗中，突然陷入了痛苦的爱情漩涡中，他面临着文化艺术事业与思想、爱情选择上的彷徨之苦。最后，安娥悄悄离开了田汉。

但田汉与林维中的婚姻终究无法维持多久。其中的悲剧多少来自于林维中本身——“该明白的没明白，终于把自己多年追求的爱情给‘葬送’了。她是一个幽怨的女子，总是站在舞台的一角，无可奈何地看着自己的爱人去热爱文化戏剧、热爱其他女人……”

4

田汉与安娥：革命事业的真挚爱情

田汉是在与林维中恋爱的阶段就认识了安娥。安娥原名张式沅，河北人。1925年入党，1927年至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在上海地下党机关工作。

1930年参加“左联”音乐小组，与田汉是在党的地下工作中建立了感情，她与任光、聂耳、冼星海合作创作了《渔光曲》、《卖报歌》、《打回老家去》等著名歌曲，创作了大量诗文、报告文学，成为五四后的著名女作家之一。

田汉与安娥在一道从事进步的文化艺术活动中相知相恋，他们不仅思想上有共同语言，事业上也有共同志向。于是，两人很快热烈相爱而同居。安娥拥有睿智的革命阅历和深厚广博的学识，以及活泼的个性，她在田汉面前展开了一道绚丽奇异的人生风景。

田汉与安娥在重庆

然而，1930年林维中突然从南洋回来找田汉结婚，安娥只好和田汉痛苦的分离。田汉虽与安娥分手，但安娥对田汉在这一时期的文化艺术创作影响巨大。当时安娥刚从苏联学习归来，给田汉带来了苏联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艺术理论，使田汉在创作的题材上迅速拓展视野，创作方法也迅速转移到革命现实主义上来。

此时，田汉与林维中的婚事已在筹备中。田汉的内心充满了矛盾，他虽然对林维中产生了幻灭感，但又觉得男子汉不能出尔反尔；他既要娶林维中为妻，内心却又放不下安娥，觉得离开安娥是他今生的憾事。田汉的犹豫彷徨，实际上伤害了两个爱他的女人。

已经怀孕在身的安娥，被迫退出这场情感角逐，倔强的她独自悄悄抱痛离去，生下了他们的儿子田壮壮，交与自己母亲抚养，却转告田汉说孩子死了。林维中与田汉结婚后，很快就身怀六甲。在安娥的儿子出生两个月后，林维中为田汉生下了一个女儿。生产时因为难产，饱受磨难，而忙碌的田汉却不在她身边，这使林维中不免生出幽怨。

1937年冬天，田汉在赴南京的轮船上，意外地遇上了分手6年之久的安娥。两个情投意合的革命伴侣尽管感情受到累累伤痕，但他（她）们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此，田汉在安娥《渔光曲》的感召下，经过30年代革命文学运动和抗日烽火的考验，于1947年，终于写出了他“转向”以后最成功的一部力作《丽人行》。

《丽人行》反映的是抗日战争时期，三个不同阶层女性所经历的曲折生活道路，其中李新群的形象，隐含着安娥的身影。李新群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创办进步学校，组织学生运动，印发革命传单。特别是面对特务的搜查、追捕，她机智勇敢，沉着冷静，表现了一个革命者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此剧演出后在当时的敌占区和解放区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田汉与安娥

经过多年对爱情生活的体验，田汉觉得安娥才是他最理想的伴侣，因此决心与林维中分手。1946年3月，田汉与林维中经过协议，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田汉与安娥，历尽情感的波折和磨难最终走到了一起。从此，两人携手度过了20多年幸福的后半生。

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晚年的田汉不幸被“文革”造反派关押、批斗，于1968年含冤而死。8年后的1976年5月，71岁的安娥也随田汉到冥冥的另一个世界再续情缘。

本文来源于湖南省文史研究馆网站，作者 | 黄禹康，原标题《田汉一波三折的爱情故事》，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