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4月22日，鲁迅先生写过如下一篇杂文，题目是《朋友》。全文如下：

“

我在小学的时候，看同学们变小戏法，“耳中听字”呀，“纸人出血”呀，很以为有趣。庙会时就有传授这些戏法的人，几枚铜元一件，学得来时，倒从此索然无味了。进中学是在城里，于是兴致勃勃的看大戏法，但后来有人告诉了我戏法的秘密，我就不再高兴走近圈子的旁边。去年到上海来，才又得到消遣无聊的处所，那便是看电影。

但不久就在书上看到一点电影片子的制造法，知道了看去好象千丈悬崖者，其实离地不过几尺，奇禽怪兽，无非是纸做的。这使我从此不很觉得电影的神奇，倒往往只留心它的破绽，自己也无聊起来，第三回失掉了消遣无聊的处所。有时候，还自悔去看那一本书，甚至于恨到那作者不该写出制造法来。

暴露者揭发种种隐秘，自以为有益于人们，然而无聊的人，为消遣无聊计，是甘于受欺，并且安于自欺的，否则就更无聊赖。因为这，所以使戏法长存于天地之间，也所以使暴露幽暗不但为欺人者所深恶，亦且为被欺者所深恶。

暴露者只在有为的人们中有益，在无聊的人们中便要灭亡。自救之道，只在虽知一切隐秘，却不动声色，帮同欺人，欺那自甘受欺的无聊的人们，任它无聊的戏法一套一套的，终于反反复复的变下去。周围是总有这些人会看的。

变戏法的时候拱手道：“……出家靠朋友！”有几分就是对着明白戏法的底细者而发的。为的是要他不来戳穿西洋镜。

“朋友，以义合者也”，但我们向来常常不作如此解。

”

有位伟大的思想家说：“读史使人明白”。鲁迅的文章使我们知道，至近在六十多年前，“耳中听字”之类，不过是花几枚铜元就可在庙会上学到的、小孩子的戏法。然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的一天，这种玩艺儿却成了什么“祖国大地的春雷”，新时代、新科学的“曙光”！而推动它的，不仅是欺人的骗子和被欺的无聊者。揭穿这些戏法隐秘的“暴露者”，也就不仅是被“深恶”而已。他们不少人被推上法庭，被判处有罪，遭受着意想不到的迫害。直到现在，有些欺人者和被欺者也还在“深恶”着他们。而那些欺人者，在一个时期里，则受人敬，惹人爱，甚至被顶礼膜拜，尊为大师。这是一个悲剧，而且是一个极大的悲剧！

然而曾几何时，那些骗子就露馅了。所谓的“大师”，头等的跑到海外，甘心充当反华势力的走狗。次一等的，则藏身匿形唯恐不密。为什么呢？他们不是有许多保护伞吗？他们不是有许多骗人的伎俩吗？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吗？为什么都不管用了呢？

骗子们的生涯之所以不会长久，因为求真是人的本性，也是一个民族的本性。一个人，一个民族，只要还想发展，还不自暴自弃，骗人的东西就只能得逞于一时。连小孩子听故事都常常要问一句“真的吗？”，何况一个正在迫切进取的“有为”的民族！

近二十来年中骗子们的得势，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我们这个民族太急切进取的缘故。急切就容易轻信；使骗子们得售其奸。所以在急切的情况下保持冷静，对于一个人是重要的，对于一个民族更是重要的。

至于那些给人以真实的“暴露者”，将在“有为”的人们中，在我们这个“有为”的中华民族中，受到永远的尊敬。

我们不能指望骗子们绝迹，但我们指望人们提高免疫力，而且从青少年开始，还指望当骗子出现时候，有更多的人能够站出来，戳穿他们的西洋镜，而不做他们的“朋友”。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本文原载《科学与无神论》2002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