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大概梳理了一下儒家来源的基本脉络，今天再来看看儒家的天命观到底有什么先进性的意义。

也许，我们都曾经迷失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海洋中，捉住了几条小鱼，以为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全部，而看轻而痛心，总觉得腐朽、没落，总觉得不够高大上，不能说我们是跪久了，而忘了站直身躯，只是太无知而已，无知。

在西周早期的一篇诰词中，有这样的一段话：一个政治领导者，不要以水为镜子，应当以民为镜子。

这个观念与对上帝对神的盲目信仰不同，有着强烈的历史感和现实感。显示出在中国西周早期就出现了重民或者民本主义的萌芽，西周的统治者并不理所当然地或者心安理得地享受王朝更替的事实，而是把历史事实上升到宗教和哲学的高度，自觉地追溯天命与历史事实中国人的关联，不能因为身负所谓的“天命”而恣意妄为。（呵呵，特朗普有点这个意思，无论把中国打成什么样子，美国注定无法伟大，前辈们的心血被这目光短浅的家伙毁掉了，开了历史的倒车）

对于前朝“夏”被“毁命”的历史教训，让西周的统治者认识到“天命”不是理所当然的永恒赐予，没有这个必然性，历史的构成不是由“天”或者上帝单独构成，人的行为意识的主动参与才是历史过程的主轴，我们要从自己的主动行为中找到实际参与历史建构的因果性。

新的统治者“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才能受命保命。

既然开始了祛魅，怎样证明统治的合法性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问题。虽然还没有摆脱“君权神授”的那套逻辑，但必须要对人民解释这种权利的合法性。

于是便形成了“天意、民情、政德”三位一体的稳定结构，天意被理解为伦理，是从历史的禁言中获得，“德”是国家、政治行政运行的核心准则，并在具体行为表现为一系列的惠民措施。

这种历史性格并非由什么信仰独立发展而来，而是人的自觉理性决策。

对其后3000年中国的历史政治，产生着绝对性的影响，这里我们看到了儒家“实践理性”的形成机制。

政权的合法性来自“敬德”，不能做到这点，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广泛质疑，就会被“革除天命”。这个历史规律至今任然具有可适性。“道民以德”，而不是“道民以刑”，才能传之久远。

西周早期其实还走得更远，他们并不那么“信天”，也不是全然地“信命”，而是“天把不可信”，对天命的永恒性有怀疑，但是基于当时的技术条件和刚刚从多神的殷商夺过政权，还没有成熟的政治和认知模式，要知道同时代地球上其他所谓的民族可能还在树上呢。因此，不可能形成我们现在看到的西方式的民主政治，而且这个民主政治也不过才成型百年左右，在历史的长河中实在不算经得起检验的模式。

这种对天命的怀疑，使当时的人们逐步着重于人事的努力，否则“天命”就要有被革除的危险。

“勤于民事”，是儒家最重要的思想来源。在当时的技术条件和认知局限下，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儒家采用的是“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为知也”的实践理性态度，就是我们现在成为科学态度的这种思想。这种思想一直都是儒家思想的主轴。

黑格尔先生尊来贬孔，是在是他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至少不能算是完整的人本主义，走的是尼采超人哲学的一路，也就是国家社会主义，同时也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的那一路，也就是纳粹的那一路，其对人类的危害，从世界大战中都看到了，历史的事实就放在这里。

回到儒家，科学技术的进步为儒家思想的重生注入新的活力，但不能说就因此变成了“新儒家”，而是为这个世界提供了一个解决现实问题的知识论。

人是万物的尺度。没有人，什么科学哲学物理学......都不会存在，这好像有佛学唯识论的观点了，就此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