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帝国扩张的时代，也是强国崛起的时代。除了美国和德国，日本同样是从十九世纪开始成长为世界强国的。但是不同于美国的暗度陈仓和德国的先易后难，日本崛起过程中的每一步都离不开其他大国的干涉，缺少明晰的整体战略。本文就来梳理日本崛起过程中的大国博弈，并探寻其战略缺失的原因。

我们首先来梳理日本崛起过程中的关键事件：

众所周知，截止到十九世纪上半叶，日本同样是一个非常封闭的落后国家。日本幕府采取孤立主义政策，严禁日本人与外国人发生政治和经济关系。同样，日本也是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下被迫打开国门。1854年的《佩里条约》强迫日本开放下田和函馆这两个港口为美国舰船提供补给和维修，进行有限贸易。此后不久，英国、荷兰、俄国也加入进来，日本的大门逐步向欧洲列强敞开。也是同样，日本在与列强交往的过程中，认识到自身的落后和欧美列强的强大，决定学习西方，开展著名的“明治维新”，并成功地将自己改造成一个现代化强国。明治维新的故事早已被大家所熟知，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明治维新

日本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不仅学习到了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发展之道，同样学习了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性思维。1876年日本要求朝鲜驱逐所有的外国势力，这样就可以为日本独家控制朝鲜铺平道路。随着日本介入朝鲜事务，其与清王朝的利益冲突也开始激化，并最终演变为1894年的甲午战争。实际上，西方国家最初对甲午战争的预测和对1866年普奥战争的预测一样错的离谱。当时，几乎所有欧洲强国都预测奥地利最终将战胜普鲁士，这也是列强没有干涉普奥战争的重要原因之一，最终被结果惊得目瞪口呆；普鲁士取得三次王朝战争胜利之后实现德意志帝国的统一这一事实，也彻底打破了欧洲原来的均势格局。历史惊人般相似的在东亚重现，几乎没有人看好的日本取得了战争的胜利，也同样惊人相似的改变了西太平洋地区的国际局势。

对于《马关条约》的签署，欧洲列强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尤其以当时在东亚利益最重大的英国和俄国最具代表性。英国对《马关条约》实际上持支持态度。这是因为，一来马关条约中规定的对外国商船增设口岸同样有利于英国的贸易。更重要的是，日本强势介入朝鲜半岛就等于在英国和俄国的势力范围中间多了一道屏障，而且这道屏障更靠近俄国的势力范围。因此，不论从经济角度还是从战略角度来说，英国都没有理由反对日本的介入。

但是反过来，俄国对日本此举就非常愤怒。俄国在远东扩张的脚步虽然已经抵达太平洋沿岸，并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设立海军基地。但是这里远离东亚经贸核心区，符拉迪沃斯托克在当时每年有四个月的冰冻期，算不上是天然良港。因此，俄国始终将辽东半岛和朝鲜半岛视为俄国未来的势力范围，修建中的西伯利亚铁路的终点同样是计划通到这里。在此之前，一是因为运输问题，二是因为担心相关国家的干涉，俄国始终采取相对谨慎的扩展政策。实际上这一战略也类似与俄国对奥斯曼帝国的蚕食策略：与其快速扩张导致其他列强的介入，倒不如保留一个虚弱的奥斯曼再一点点蚕食。但是这次日本的介入，阻碍了俄国上述东亚扩张计划的实施。因此，俄国开始寻求其他大国的支持，以迫使日本修改《马关条约》。

令人惊讶的是，第一个响应俄国呼吁的是在东亚没有多少实际利益的德国。德国的高调支持，是由于1890年《再保险条约》到期后法俄结盟，而德国在寻求与英国结盟的过程中很不顺利。因此，德国急需在外交上寻求突破。高调支持俄国，既可以为恢复德俄关系铺平道路，也可以将俄国的注意力留在东亚从而减轻德国在欧洲的压力。此外，德国更希望这样做可以降低法国在俄国心中的重要性，破坏法俄协约。法国最希望俄国能够重新将注意力调回欧洲，但是迫于压力不得不与德国一起支持俄国的要求。但事实证明，德国的盘算又错了。日本虽然同意修改马关条约，但是却要求获得更多的赔款。法国恰好可以发挥他在融资方面的优势。这里补充一点，十九世纪的欧洲贷款市场是大国博弈的另一个关键战场，贷款融资也是大国干涉地区事务的重要方式，而法国正是该领域的行家里手。这实际上使俄国更加依赖法国的帮助。

十九世纪末东亚的另一个关键事件是英国和日本结盟。由于英国与法国和俄国在殖民地问题上矛盾激化，同时南非的布尔人问题开始发酵，英国亟需与有关国家达成和解，英美特殊关系就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也是为了对抗俄国在东亚的威胁。英国原本是打算寻求与德国结成某种程度上的同盟，即《杨子协议》（考虑到英国的外交传统，正是结盟不太可能），但是当时的德国希望俄国的矛头继续留在东方而错失了这个他们自威廉二世上台以来就梦寐以求的机会。英国发现，在阻止俄国的问题上，日本与自己的利益更相近。1902年两国缔结英日同盟。

日俄战争中日本联合舰队几乎全歼俄国舰队

自从甲午战争胜利之后，日本与俄国在该地区的矛盾就愈演愈烈，并最终导致了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于日俄战争，西方观察家再一次完全预测错了。日本最终战胜了俄国，并且更加深刻的改变了欧亚局势。1905年在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斡旋之下，日俄两国达成《朴茨茅斯和约》。这一和约所产生的影响是爆炸性的：在地区层面上，该和约开启了日俄两国的和解与合作，双方互相承认了对方的势力范围；更重要的是，日俄战争的失败也迫使俄国重新将注意力转回西方，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埋下伏笔。

至此，日本正式崛起为东亚地区的主导性强国。但是，通过梳理我们发现，日本的崛起之路中并没有发现美国那样的明确的战略设计和实施，也不同于俾斯麦时期德国对欧洲外交的精确把握。日本的对外扩张和战争更多表现为被欧洲列强推着走的趋势。不仅是在这一时期，即使到了二战，日本的国家战略依旧没有清晰完整的规划。众所周知的在二战之前，日本国内始终存在北上和南下两个互相竞争的路线主张。这一路线之争的背后，实际上是对日本国内有限的资源的焦虑和对海陆军主导权的争夺。1939年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更是给地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带来地震般的影响。由于早先退出国联和华盛顿会议体系，日本在外交上变得越发孤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署让日本发现，欧洲唯一可能与自己联合的国家竟然与苏联结盟，这令日本外交更加孤立。再加上此前诺门坎战役的失败，迫使日本放弃北上的战略。同时，随着德国在西线快速的战胜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使得日本南下侵占东南亚的大门敞开了（特别是盛产石油的荷兰殖民地印尼）。但是这么一来就势必与美国和英国产生矛盾，甚至兵戎相见。为了配合该战略转向。日本与德国和意大利签署《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希望借此威慑美国。但是此举反而坚定了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措施的决心，也拉响了太平洋战争的前奏。

日本偷袭珍珠港

让我们回过头来探寻日本战略设计问题存在的原因。日本的政府体系非常特别。日本的1889年宪法仿效德国宪法，国会由两院组成。但是政府大臣却直接由天皇任命，只向天皇负责，不向议会负责。国会也控制不了军队。为了更好地协调各方关系，1937年日本设立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替代内阁处理外交问题，由首相、外相、陆相和海相及陆海军参谋长组成。联席会议的决定必须经由御前会议批准。陆海相有权绕过首相直接向天皇上奏，陆海军参谋长的军令权也来自天皇，因此，军方的实际权利非常巨大，不受文官节制。与此同时，陆海军之间也处于竞争关系，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这些都是导致日本缺少清晰对外战略的制度原因。另一方面。兴起于西方的民族主义到此时已经传播到了东方，结合日本独特的历史文化，形成了日本独特的民族主义教条的核心，即“皇道”。在它的旗帜下，也使日本军队变得越来越激进，无视事实，不计后果。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也不可能形成理性务实的大战略。十九世纪末的大国战略无不以全球为视角，从而形成各自的整体战略。日本的体制和文化导致日本无法形成明晰的战略观，被迫屡次沦为西方列强博弈的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