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汉五年（前202）称帝，到汉十二年四月（前195）去世，刘邦实际在位七年，但在首都长安的时间不多，在全国各地忙着“剿匪平叛”，连长安城都没有精力修建。

高祖表示，我很忙。

刘邦是朴素务实的皇帝，最初的临朝办公地点是栎阳（今西安东郊）,汉七年二月（前200年），丞相萧何建成未央宫，刘邦见到后很生气，认为太过奢侈，“上见其壮丽，甚怒”。数落萧何说，“天下匈匈，劳苦数岁，成败未可知，是何治宫室过度也！”（连年战乱，天下一片废墟，国家安危还是个未知数，怎么如此过度的建宫殿！）萧何解释说，“正是因为国家初定，才要树立皇威以重天下。”刘邦这种朴素的风气给汉代开了个好头。

刘邦北征过一次匈奴，以蒙羞失败而归。说蒙羞，不仅是指军事上的失败，还有国格上的失体统。

汉七年冬十月，刘邦不听劝阻，执意北征，天不佑护，遭遇极寒天气。“至娄烦（今山西大同北），会大寒士卒堕指什二三”（士兵中十之二三冻掉手脚指头）。全军陷入重重包围，后来依靠给单于的王后行贿才买出一条逃生路。比行贿更丢大国脸面的，是由此开启了屈辱的“和亲”制度，碍于军力疲弱，“冠戴礼仪之邦”定期给“引弓之国”送美女，粮食，金银财物。套用今天的话说叫“用美女换和平”。

做为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有两件事福萌后世。

一是长安大移民。自秦朝末年，由于连年战乱，关中地区社会凋敝，经济落后，人口外流严重。如果把国家比喻为一棵树，首都是树根和树干，汉代立国之初，树根和树干是弱的，根基不牢，社稷不保。刘邦进行国家建设的第一步棋是实施“强干弱枝”计划。把六国的大户，望族，商贾及各界名流移民长安，以削弱地方势力。第一次大移民是汉九年十一月（前198年），“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第一次移民人口达十万人。汉代初年十万人口是个什么概念呢？具体说一个数字做参照，汉十三年惠帝刘盈修长安城的时候，做了一次人口普查，长安城区总人口不足25万，“户八万八百，口二十四万六千二百。”也就是说,相当于首都人口的40%。

这十万移民摆在首都地区什么位置，也彰显了刘邦的政治智慧。十万“齐楚大族”是精英群体，但也是国家的“不稳定因素”，被集体安置在“长陵邑”。长陵当时是刘邦的在建陵园，位于长安以北，今天咸阳域内。在长陵园区一侧专门建一座“开发区”性质的城邑，今天的开发区旨在发展经济，当年则是国家维稳的需要。

这种“陵邑模式”被后继的皇帝延续。从公元前198年至汉元帝刘奭永光四年（前40年），共有七次大规模移民，史称“三选七迁”，移民总人口40万左右。今天咸阳的“五陵邑”，指的就是汉代的五个开发区，长陵邑（高祖刘邦），安陵邑（惠帝刘盈），阳陵邑（景帝刘启），茂陵邑（武帝刘彻），平陵邑（昭帝刘弗陵）。汉代的“五陵邑”是长安城北的五个卫星城，是繁华锦绣之地，是高大上社区。据史料记载，长陵邑人口18万，茂陵邑人口27万。

“强干弱枝”是国家维稳的成功案例，优化了首善之地的人口结构，给长安城打下了包容型城市的底子。

刘邦不好读书，骨子里蔑视文化，但能兼听。最重要的是打下了依制度管理国家基础，“高祖不修文字，而性明达，好谋，能听。”“初顺民心作三幸之约。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中军法，张苍定幸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汉代打碎了秦的“旧世界”，但汲取吸纳了秦朝的一些善制，“汉袭秦制”，也保留了“旧时代”的一些“职业公务员”。还有一点，没有大量安排“军转干部”到地方任职，把军队管理和国家管理有机分开。这是他的第二个贡献。

汉初的制度虽然不完备，但能依制行事，也不搞整风，不搞政治运动，不搞大跃进。刘邦之后，经过惠帝和吕后，再经过“善以养民，宽以养国”的“文景之治”，到汉武帝刘彻时期，中国终于成为当时世界的第一强国。

野史上有一种说法，认为汉代由平稳开国到兴盛，有一个重要因素，是刘邦在位时间不长，仅仅七年。如果刘邦是一位长寿皇帝，活个八九十岁，依他的粗鄙使狠性子，不知道会把国家折腾成什么样子。当然，这只是民间言，扯闲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