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诗歌，多反映当时社会实际，抒发忧国忧民的心声，但当时并没有什么名气。到了宋代，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有人认为杜甫作品的创作手法十分森严，不媚上，不欺下，跟汉朝司马迁有些相似，不同于其他诗家，可以说是另一种形式的史书。许多文人争相研习杜诗，形成了“江西诗派”。

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的，宋初杨亿在做翰林学士时就很不喜欢杜甫，宋朝刘放在《中山诗话》记载：“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

村夫子，就是在村里教书的老学究。只因杜甫诗里的忧国忧民，一生不得志，在他的诗里流露出感伤抑郁，杨亿因此说杜甫就像村里一个不得志的教书夫子，因此不喜欢杜甫的诗。

杨亿喜欢的诗人，是李商隐。因为晚唐之后的社会动荡，文人墨客失去了养尊处优的环境，对社会对生活的不满大多借由诗歌发泄出来。也有些当权者附庸风雅，尽作些肤浅粗俗的诗。这种情况持续到了宋初，有人终于忍受不了，杨亿就是其中一个，跟他一起的还有刘筠、钱惟演等。

他们提出了新主张，认为诗歌是文人的艺术创作，应该语义要深，词句要华丽，最好能引用几个典故。这样写诗的，在他们之前正好有一个，就是李商隐。李商隐是遍数整个唐代，为数不多的刻意追求诗美的诗人。他的不少诗写的优美动人，也很喜欢化用典故，而且广为传诵。因此他们开始学习李商隐。正好宋真宗当时命杨亿、刘筠、钱惟演等编纂《历代君臣事迹》，他们在编书空闲，就刻意模仿李商隐的诗，最后也写了不少。因为他们的诗大多是在皇帝的藏书馆中写的，杨亿就引用《山海经》典故，在昆仑之西的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府的地方，将这他们的诗集命名为《 西昆酬唱集》，说白了就是自命高雅，逼格高嘛！

由于他们这些人，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越，所以他们的词很少反映现实，大多是相互称赞溢美之作。而且一味模仿李商隐，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变得不伦不类，逐渐被学习杜甫风格的“江西诗派”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