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 改善民生

方濬颐在任两淮盐运使时不仅掌管食盐的生产、运销、税收事务，还积极为发展地方经济出谋划策。据《扬州府志》《二知轩文存》《扬州览胜录》《芜城怀旧录》等史料记载,同治九年(1870),方濬颐以“莫使前贤遗址逸”为宗旨,全面着手扬州城市建设。他从捉襟见肘的经费中抽出一定份额,有计划、有步骤地整修被战火破坏的古城建筑以及民生设施，先后修建了大明寺、观音山、天宁寺、大王庙、史公祠等诸多名胜古迹和江都的头道桥、二道桥、万福桥等，重建了育婴堂、题襟馆、盐义仓、安定书院、梅花书院等，创办了淮南书局、盐宗庙、仪董轩等，开展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活动。

到扬州赴任伊始,方濬颐见育婴堂也毁于战火,便于1869年在城内造房60间，恢复了育婴堂，同时还责令江都、甘泉两地县令为弃婴广找乳娘，统归育婴堂管理；六月便开始收养弃婴,第二年四月又增建房屋28间,同时还在北乡黄珏桥设分部收养弃婴；育婴堂经费由盐运司拨款,并由盐运司派专人协助地方管理。由于监管到位,“数年以来既免溺女之风”,收养的弃婴“全数成活”。

方濬颐到任之初还立即兴建淮南书局（今文昌东路扬州市东关街中心小学内），广揽四方贤士，校刊群籍，并以精湛的刻本名留中国出版史。

清代扬州有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旻寺、静慧寺、福缘寺，并称“八大刹”，而天宁寺傲居之首。方濬颐重建天宁寺后，在《梦园丛说》中写道：“板乐寺之海棠,枣花寺之牡丹,丰台之芍药,十刹海之荷花,宝藏寺之桂花,天宁、花之两寺之菊花,自春徂秋,游踪不绝于路.又有花局,四时送花,以供王公贵人之玩赏。……”如今寺内殿后走廊东壁还嵌有清同治十一年（1872）立的《重修天宁寺碑》,这从一个侧面有力颂扬了重修天宁寺的丰功伟绩。在修建大明寺、观音山时,方濬颐还在蜀岗四周广植松树、桃树、柿树造林,有力保障了地方生态环境和经济收入。

同治十年（1871），他在扬州西北郊原净香园处(今瘦西湖和迎宾馆的部分地区)购地四十亩，置课桑局，栽桑数千棵。又去湖州购回桑苗十万株，劝民领种养蚕，为恢复战后的扬州农村经济起了重要作用。此外从同治甲戌(1874)始，每到冬日，方濬颐还在蕃厘观(今琼花观)设粥厂向灾民施粥、发放寒衣等赈济百姓。现今琼花观大殿后西北角还立有当年的记事石碑。

江都县廖家沟上的万福桥、董家沟桥(今头道桥)和石洋沟桥(今二道桥)，因遭到连年战火和洪水的破坏，已不能正常通行，影响了四方百姓的正常生活，方濬颐急群众之所急，积极与中丞卞宝第、参将朱显庭商议，起草募修公告并带头捐献俸禄，筹集过桥税款等，分别于1870年修缮了石洋沟桥，1874年修缮了万福桥，1876年修缮了董家沟桥，有力保障了百姓日常生活。

方濬颐鞠躬尽瘁、殚精竭虑“让扬州从废墟上站起来”，扬州人民有目共睹，铭记于心。1876年，他被朝廷调任四川按察使新职后，扬州人民为感恩他对扬州的贡献，特在天宁寺设立了“钦加布政使衔总理两淮都转盐运使司盐运使方大人官印濬颐长生禄位”牌位，为他祈求福寿。

纵观方濬颐一生，“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全心全意为地方民主谋福祉的“初心”始终没变：早年在广东，他提倡以户口为凭证、以供粮册为依据，再参照经济收入，来确定纳税轻重程度；为减轻国家财政困难，开展“劝捐义穀示”（即官员捐俸禄）活动；撰写《开源节流论》，大声疾呼从全国到地方都要开展增产节约活动。晚年在四川任上，他努力从江苏等地调拨救济款，周恤当地灾民，并裁革陋习、制定“律例便览序”“理讼集议序”和“保甲制”等法律法规、秉公执法，从而使蜀地“安民立法”处于“循良之日”，有力改变了四川的旧貌。专门撰写《蜀中四井记》，对外宣传展现四川境内独特的油井、酒井、火井、盐井资源，呼吁应合理使用，保护资源。

高瞻远瞩 倡议设防

方濬颐博学多识，身为积贫积弱、危机四伏的清政府高官，面对东南沿海虎视眈眈、磨刀霍霍的列强，深知做好国防安全工作的重要性，是倡议钓鱼岛“设防”第一人。

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初，日本倭寇滋扰我沿海边境，甚至溯水而上深入江浙腹地烧杀抢掠，气焰嚣张。前车之鉴，后车之覆，18世纪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军国主义思潮泛涌，蠢蠢欲动，东南沿海局势“山雨欲来风满楼”。因与时任兵部尚书彭雪琴、台湾兵备道吴大廷是挚友，方濬颐“近水楼台先得月”，有机会查看到台湾地域资料，为此特别撰文《台湾地势番情纪略》（收录于其著作《二知轩文存》中），详细描述了宝岛台湾地理环境和丰富物产:“田则膏腴，宜五谷、一岁三熟、无霜无冰雪。多飓颱，以地震卜丰稔。所产地瓜、甘蔗、落花生之属，一种可活数秋。此华彼实，终岁累累，实硕且甘……”深入剖析了海疆形势和防守要点:“台湾,南北径二千五百里,东西或五百里、或二百里不等；其形椭似鱼,连山若脊……鹿耳门为至险,其次则旗后口。初仅一小港,道光间,一夕风涛冲刷,口门忽宽；两崖夹峙,中梗块垒,象人之喉；旁皆暗礁,番舶不能出入,其殆天之所以限华夷耶!惟鸡笼山阴有钓鱼屿者,舟可泊,是宜设防”。方濬颐指出台湾属岛钓鱼岛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大声疾呼应在钓鱼岛“设防”的主张，足见其敏锐的国防观念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眼光。

在繁冗的公务之余，方濬颐酷爱围棋，是地道的围棋发烧友，且棋艺颇高。早在道光、咸丰年间，他在京师任御史时便与京师国手释秋航、沈介之等人时相过从。在扬州任盐运使期间，经常与早年在京师认识的扬州籍大国手周小松在景贤楼手谈。方濬颐还将对局辑成《待月謻弈存》《蜀山草堂弈存》和《皖游弈萃》，合称《棋谱三编》传世。“兵者，诡道也。”攻防进退，形势瞬息万变，与棋局如出一辙，把棋盘当“沙盘”，在上面排兵布阵。“操练”“演习”久了，方濬颐自然对时局了然于胸，提议以静制动，以逸待劳，在钓鱼岛设防御敌不失为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的良策。

《二知轩文存》还记载了同治三年甲子（1864）方濬颐在广东任上曾将早在咸丰庚申(1860)便被外国人占领的、广州城内中国属地收归国有，由他发起劝诸商集资整修，于同治乙丑(1865)向中国百姓开放，大长了国人志气。并上书朝廷《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详细阐明治国方略，提出精兵简政、开源节流、清正廉明、英杰治国等观点，抨击崇洋媚外、出卖主权的思想。又据《二知轩骈体文抄》记载：在广东，他为广西右江镇总兵张树珊为国捐躯的壮举立碑纪念，引导全民爱国，再次彰显了其爱国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