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二十一年(1388)，朱元璋亲自指示，让人民纳税实物不入仓库，直接供应于军士的家庭，军士则不再发给军饷，并规定先在应天府抽派若干税民，和金吾卫的五千军士对口。试验一年以后，朱元璋认为成绩良好，乃通令全国一体施行。

很快，这一办法因脱离实际，窒碍难通而销声匿迹。但与之相适应的其他经济措施，则依然危害极大。举个例子，万历二十年(1592)，北京的宛平县知县沈榜声称，他每年要向二十七个不同的机构交款，总数则不出白银二千两。此法之危害可见一斑。发展到后来，更是造成了各地税率混乱的局面。例如南直隶苏州府，田赋额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而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则只有百分之一至五之间。

中国幅员广大，情形复杂。明朝采取严格的中央集权，施政方针不着眼于提倡扶助先进的经济，以增益全国财富，而是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这种情形，在世界史中实属罕见，在中国历史中也以明代为甚，而其始作俑者，就是明太祖朱元璋。

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西欧各国在十四世纪已经朝着这一方向前进，日本在德川幕府末期，亦复如是。

而明代的财政税收制度则和民间经济的发展相脱节。与此相似，全国布满了这种短距离的补给线，此来彼往，侧面收受，又没有架构，而提出的统计数字，经常为一纸具文。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萌芽在明朝业已出现。有明一代，官员俸禄微薄，除了贪污受贿外，能够维持他们奢靡生活的，便是背后的资本力量。

明代张瀚所著的《松窗梦语》中，记载了他的家庭以机杼起家的经过。很多明史的学者，对这段文字多加引用，以说明当时工商业的进步及资本主义的萌芽。同时代的书法家王世懋，在《二酉委谈》中提到江西景德镇烧造瓷器，火光烛天，因而称之为“四时雷电镇”。当代好几位学者据此而认为此即工业超时代发展的征象。

但是细阅全文，便能发现其中的一些蹊跷。张瀚所叙其祖先夜梦神人授银一锭、因以购机织布云云，其实是在宣扬因果报应及富贵由命的封建思想。而王世懋的本意，是在于从堪舆家（即风水先生）的眼光出发，不满当地居民穿凿地脉，以致没有人登科中举；而后来时局不靖，停窑三月，即立竿见影，有一名秀才乡试中式。

资本、商业，历来为社会所不齿。它们只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持奢靡生活的工具而已。正如《大明王朝1566》中沈一石所说：“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则掠之于商。”

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越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越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没有这样的组织能力，也绝不愿意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明朝中后期，吏治腐败，朝纲不振，武宗荒淫，世宗昏聩，神宗怠荒，至思宗崇祯时早已是积重难返。在关于明史的叙述中，几乎无不有“税重民穷”的说法。百姓不堪重负，纷纷揭竿而起，大明朝在内忧外患中走向灭亡也就成了历史必然。

但是，明朝的税负真的重到让百姓无法承受的地步了吗？

如上所述，十六世纪末，全国田赋额最重的为南直隶苏州府，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二十。此外各府县一般都在百分之十以下，其中又有轻重的不同，山东曹县全县的赋役约占农村收入的百分之九；去苏州不远的溧阳县，情形就更为奇怪，约在百分之一至五之间。而以比例而言，与此同时的日本大名政权，税额占收入的百分之五十。以总额而言，十七世纪末期的英国，人口为五百万，税收每年竟达七百万英镑，折合约白银二千余万两，和人口为三十倍的中国大体相当。据此可知，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在于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官僚地主巧取豪夺，无力的百姓被摊派的赋役过重，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社会矛盾日益尖锐，终至不可收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