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先后以“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的名义发行了两次国内公债，颁布了明确的章程，开启了发行国内公债的先河。

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是由清政府发行的国内公债，旨在筹措款项，以备国用。两次借款从发行到结局都很相似，积极意义与消极影响并存，见证了清朝末年一段社会动荡、经济凋敝的历史。

19世纪90年代，清政府先后以“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的名义发行了两次国内公债，颁布了明确的章程，开启了发行国内公债的先河。这两次借款具有很多相似之处，以下从五个方面稍作分析：

发行目的

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的发行皆与甲午战争有关。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前夕，为了平靖倭寇、“购船募勇”，户部提议效仿息借洋款之法“息借商款”，“思中国之大，富商巨贾岂无急公募义之人”，向富商巨贾与京城银号、票号借款以筹措军费。而昭信股票发行于甲午战败后。清政府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欠下日本2.3亿两巨额赔款。由于国库虚空，清政府只好向外国借款，但是“举借外债，非长久计”，帝国主义国家的借款利息高昂，并以关税、盐税等国家财政收入为担保，加重了中国的财政负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到了《马关条约》第四期赔款时限，英、俄争欲抵借，陈兵旅顺口加以威胁。时值康有为准备全面变法之际，光绪帝下诏，允许天下士民上书言事，共同筹划开源之计。时任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的正六品官员黄思永向光绪帝呈送了《请特造股票筹借华款疏》，他主张“舍己求人，终不可恃”，不如举借内债，共济时艰。提出发行“自强股票”以募集钱款偿还外债的建议，希望“人人晓以休戚相关之理，人人动其忠君爱国之忱”，“似乎四万万之众，不难借一二万万之款”。清政府采纳这项提议，取“示昭大信于天下”之意发行昭信股票。

发行章程

两项借款的章程中都规定了发行债券的面额、偿付利息、还款方式、担保方式、奖惩措施等内容，尤为强调须“听民自愿”，不得侵商扰民。息借商款拟定的六条章程规定：二年半还本付息，以六个月为一期，定以五年还清，月息七厘。印票面额为一百两，并具小票，商铺字号、本息数目、交兑日期皆于票内注明。借款统一以库平足色纹银缴纳和归还。“集款在一万两以上者给奖”。“遴选廉明司员，认真经理，不许扰累商人。如有吏胥在外招摇，立即饬拿严究，商人如遭勒索，准其赴部递呈控告，以凭惩办”。

昭信股票17条章程的主要内容为：户部设昭信局，印昭信股票，面额为100两、500两、1000两的股票分别印制50万张、6万张、2万张，预计募集资金1亿两。二十年本利还清，年息五厘。以田赋、盐税为担保，可用股票本息与丁、盐课两项税赋作抵。股票可抵押、售卖，须报局立案，各官局认票不认人，倘有遗失，须立即报备。募集债款10万两以上者，由各省报请授奖；1万两以上的应募者授予官位。严禁地方借机勒索，违者一经查实，从重治罪。

发行过程

两次借款的主要对象皆为各省官绅商民，虽然户部拟定的章程和光绪帝的上谕中屡次强调“严防弊端”，“不准稍有勒索”，“不强令捐输”，“商民人等愿借与否，各听其便”。但是在实际发行过程中，为追求政绩、从中渔利，两次借款都演变成了对官员的变相捐输，对民众的变相勒索。如江西对“息借商款”章程多有增改，巧立名目，加征捐税，命官吏“威吓刑驱，苛派勒索，捐借并具”，引起官民非议。昭信股票采取“先官后民”、官为民倡的方法，恭亲王奕䜣率先响应，认购昭信股票2万两作为报效，自愿捐赠给朝廷。大小官员纷纷效仿，向光绪帝表忠心，仅江苏一省便认缴60万两。官员报效的热情最终还是变成百姓的负担，如四川、山东、河南等地发生了官府以认购股票为名强行按粮、按亩摊派的现象，对不愿购买者缉拿严押，私设班衙；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发生了截留款项、挪作他用的现象。

发行结果

两次借款所筹银两皆没达到预计数目，背离了发行目的与拟定章程，暴露出封建社会末期的种种弊端，激化了社会矛盾，加上后期偿还不力，严重损害了清政府的信用。息借商款发行了八个月，共计筹得白银约1200万两。甲午战败后，清政府下令，“未收者一律饬停，毋庸再行议借”。昭信股票只发行了半年，便使民间怨声载道，弹劾各地官员借机肆意勒索的奏章纷至沓来，光绪帝只得于九月下诏停发：“朝廷轸念民艰，原期因时制宜，与民休息，岂容不肖官吏任意苛派，扰害闾阎，现办昭信股票著即停止，以示体恤，而顺民情。”其时，昭信股票只发出了1000万两的债券，不到预计发行总额的1/5，大部分款项被挪作他用，对于偿付赔款只是杯水车薪。清政府最终还是再次向英德借款，并以厘金收入为抵押。

失败原因

当时国内尚不具备发行公债的各种条件，特别是缺乏必备的经济基础与思想基础。经济方面，息借商款与昭信股票同属我国最早发行的国内公债，是由中央政府推行的一次全新的筹款措施。但是由于当时中国没有专业的金融机构负责设计与发行事项，最低面值100两的国债，普通商民根本无力承购。对富裕官商而言，息借商款月息7厘，昭信股票年息5厘，清政府财政亏空，资不抵债，他们也不愿购买利息低、风险高的公债。清政府只图筹款，无意进行根本的财政改革，借内债无异于挖肉补疮。思想方面，民众对筹款募资心存疑虑，特别是昭信股票伴随《马关条约》而来，以维新派为首的广大士民反对签约，拒绝赔款。在四川起义的余栋臣打出的旗号便是“但诛洋人，非叛国家”，提出“事必有成，则日本兵费之赔款，本年昭信股票六千万之派款，一切免矣”。在这种情况下，两次公债虽已具备现代公债的一些特征，但注定不能取得相应的实效。

作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分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