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以地域文化为标志的软实力，是城市发展的根本竞争力，而挖掘地域文化资源，创新地域文化品牌，展示地域文化底蕴，发展地域文化产业，已成为各地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中捷将建设以生活居住、商务贸易、教育科研、运动休闲为内容，海陆交融、水林互映的生态型滨海新城，如何发展有中捷特色的地域文化，已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作为中捷区域内唯一一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武帝台对于研究河北省和沧州东部沿海地区战国、秦汉以来的人类活动、战争、航运、水利、农业、渔业、盐业、地质等具有非常高的价值，且与汉武帝、明代名臣王翱、民国名医张锡纯等历史人物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是中捷最具历史文化价值和地域文化特色的一处遗址。

一、筑台缘起

有关史书方志对武帝台的建造目的交待得很清楚，《盐山县志》（康熙版）古迹篇载武帝台在韩村东北三十里，世传汉武帝筑之望海求仙。虽然文献中有世传二字，但结合汉武帝一生信惑神怪，巡游无度的表现，我们基本可以断定，武帝台绝非单纯为满足帝王登临观览需要而建造，这座古台从建成的那一天始就背负着一项特殊使命，那便是求仙。

汉武帝大半生都在执著的求仙，在这一点上，他的热衷较之燕昭王、齐威王、秦始皇等前辈均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翻开《史记封禅书》及《汉书郊祀志》，便会发现大量武帝求仙的记载。汉武求仙，其来有自。虽说这位著名的君主在意识形态方面坚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种提法近年来学术界有一定争议，然而武帝完全亲政后崇尚儒术，儒家思想取代黄老学说成为西汉王朝的指导思想却为学术界所公认），但其对待鬼神的态度却与先师孔子大异其趣。孔子对鬼神持存而不论的态度，即所谓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先进》有这样的记载：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连人都没有作好，连人事都不懂，还想进一步去了解鬼神的事，岂非舍近求远吗？）在回答弟子樊迟什么是知（即智）的问题时，孔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要专心致力于老百姓的道德教化，鬼神要尊敬，但也要远离，这才可以说是智的表现）。宋代大儒朱熹给这段话所作的注说：专用力于人道之所宜，而不惑于鬼神之不可知，知者之事也。也就是说，道德教化才是务民之本，应多在这方面下点功夫，做点实事，而不应舍本逐末地沉溺于鬼神，这才是智者应该去做的事。从上面的记述可知，孔子更注重观照现世、更注重道德教化，而非虚无缥缈的鬼神之事，在鬼神信仰盛行的春秋之世，能有这种思想确实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有人也许会说，孔子不是很重视祭祀吗？这是否说明孔子亲近鬼神呢？没错，孔子主张祭祀祖先，但他认为祭祀目的不仅仅是为了托庇祖先保佑，更重要的是体现后人对祖先的追思并通过祭祀之礼教化祭祀者本人，最终使民德归厚。

因此，若从孔子的的角度来看，武帝不惮于劳民伤财、执著求仙显然是一种轻人事、重鬼神的不智之举。然而，如果我们对武帝的生平和汉初儒学思想流变做一番梳理，就会发现，从某种角度来说，武帝的笃信神仙方术是可以做出合理解释的。

首先，汉武帝得以生于皇家，就和占卜巫术有着莫大的关系。武帝外祖母平原君臧儿是燕王臧荼的孙女，燕地盛行神仙方术之学，臧儿自也深信不疑，某次卜筮时，卜人告诉她两女皆富贵，于是平原君强行把已嫁为金王孙妇的大女儿王娡夺归，送入太子（即后来的汉景帝）宫中。入宫后，王娡大见宠幸，为景帝生下三女一子，子即武帝，而王娡本人也在顺利地排挤掉薄皇后和栗妃后，成功地登上了皇后宝座，富贵之说至此得到完全应验。母系家庭成员如此笃信神仙方术，生于深宫之内，长于妇人之手的幼年武帝不可能不受到相当影响，武帝大半生执著求仙或即肇端于此。这一点诚如美国心理学家戈登奥尔波特所言：那些幼年受到过宗教熏陶的人中，有82%的人继续坚定的要求这种需要。

其次，武帝所独尊的儒术已非孔子之儒，而是经董仲舒改造后的新儒学思想体系，《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董氏继承并发展了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并将其援引入儒家思想，创建了神秘的新儒学理论，该理论以天人感应、阴阳五行和三统循环等学说为基础，以君权神授和三纲五常为核心政治论，有明显的神学目的论与宗教色彩，因此有很多人认为，从董仲舒开始，儒学逐渐开始演化为儒教。

童年的耳濡目染、公羊学大师的可行性论证、武帝本人对长生不老的狂热期许，再加上李少君、栾大等燕齐方士的投其所好，这一切使武帝义无反顾地走上了求仙之旅，并将其求仙的主阵地置于海上（据说安期生、羡门子高等仙人便常常出没于此），武帝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在渤海之滨建成的。

二、建台时间

关于武帝台建成的确切时间，目前见到的主要提法有两种：一说为公元前121年，一说为公元前117年。但根据相关史料记载，汉武帝离开长安出巡郡国始于元鼎四年，即公元前113年，而他初次巡至海上的时间更是迟至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武帝不可能提前7-11年将这座台建好，却又迟迟不用，这显然是有悖常理的，因此上述两种说法均不能成立,该台只能是在武帝来此地巡游之时或稍前一点时间建造的。只要我们弄清楚武帝何时来此，那建台时间自然就相对明确了。

自元封元年至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武帝共巡海八次，下面我们将这八次巡狩的相关史料辑录于下，以期从中找出一些有利于考证建台时间的蛛丝马迹：

第一次《史记封禅书》云：（元封元年）三月，遂东幸缑氏，礼登中岳太室。从官在山下闻若有言万岁云。问上，上不言；问下，下不言。於是以三百户封太室奉祠，命曰崇高邑。东上泰山，泰山之草木叶未生，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巅。上遂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齐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万数，然无验者。乃益发船，令言海中神山者数千人求蓬莱神人。公孙卿持节常先行候名山，至东莱，言夜见大人，长数丈，就之则不见，见其迹甚大，类禽兽云。群臣有言见一老父牵狗，言吾欲见巨公，已忽不见。上即见大迹，未信，及群臣有言老父，则大以为仙人也。宿留海上，予方士传车及间使求仙人以千数。四月，还至奉高。

第二次（元封元年）行自泰山，复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归于甘泉（见《汉书武帝纪》，下同）。

第三次（元封五年，即公元前106年）冬，行南巡狩，至于盛唐，望祀虞舜于九嶷。登灊天柱山，自寻阳浮江，亲射蛟江中，获之。舳舻千里，薄枞阳而出，作《盛唐枞阳之歌》。遂北至琅邪，并海，所过，礼祠其名山大川。

第四次（太初元年，即公元前104年）十二月，禅高里，祠后土。东临勃海，望祠蓬莱。春，还，受计于甘泉。

第五次（太初三年，即公元前102年）春正月，行东巡海上。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

第六次（天汉二年，即公元前99年）春，行幸东海。还幸回中。

第七次（太始三年，即公元前94年）二月，令天下大酺五日。行幸东海，获赤雁，作《硃雁之歌》。幸琅邪，礼日成山。登之罘，浮大海。山称万岁。

第八次（征和四年，即公元前89年）春正月，行幸东莱，临大海。

上述相关史料中首先可排除掉的是末三次，原因如下：

第六、七巡幸的记载中明确提到了行幸东海，此处的东海应指西汉东海郡及东海海域。根据郑威等先生的考证，景帝三年（前154年）至武帝末年，东海郡辖域发生过几次变化。景帝三年，削原诸侯国楚国东海郡为汉郡，直属中央管辖，下辖海西、郯、兰陵、襄贲、戚、即丘、厚丘、开阳、缯、司吾、平曲、临沂、曲阳十四县及朐、況其二邑；武帝元朔二年（公元前127年）五月至武帝末期，东海郡辖域大变迁，先是有大量相邻郡国分封出来的侯国来属，接着武帝以各种原因将部分侯国免除，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至武帝末年东海郡一直保持十九县邑侯国，即在前述十六县邑基础上，增加利成、费二县（侯国改）与南城侯国，其辖境大致相当于今山东省临沂市大部、江苏省连云港市，以及徐州市东部一带，而汉时东海海域相当于现在的黄海和东海，一般不包括今天的渤海。另外，第七、八次巡游中所提及的琅邪（即琅琊，今山东胶南县之南）、之罘（今山东烟台市北芝罘岛上有之罘山）、东莱（即山东掖县，今称莱州市）均在今山东境内，综合以上因素，我们大致上可以确定，末三次巡游，武帝的涉足范围基本上在山东沿海一带，来渤海并修建武帝台的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其次，我们可以排除掉武帝台建于第一、三、五次巡海时的可能：

第一次巡海发生在武帝首次封禅泰山之前（元封元年三至四月间），上文的相关史料中有几处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是虽然此次武帝出巡主要目的是封禅泰山，但他离开长安后，并未直接去泰山，而是于三月先到了河南礼祭嵩山，之后从这里转程去泰山；二是他到了泰山之后，因山上草木叶未生，便只命人于山巅立起了一块巨石，而自已却东巡海上，行礼祠八神，于四月才又回到了泰山举行封禅大典。据《史记封禅书》，所谓八神即齐地八神：一曰天主（祠临淄）、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东平）、四曰阴主（祠三山，即今莱州三山岛）、五曰阳主（祠烟台之罘）、六曰月主（祠莱山，在今龙口市境内）、七曰日主（祠成山，即今荣成市成山头）、八曰四时主（祠琅邪），八神祠均在今山东境内，其中距泰山最近者为地主祠，最远者为日主祠。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以下推论：武帝此次巡海，时间跨度并不太长，总计仅一个多月，在此期间的主要活动为祭祀八神，如此短的时间内，安排了如此密集的祭祀活动，他应该是无暇到沧州（时属渤海郡）来观海的，其行迹所至当不出山东半岛一带，最远也只到了位于山东半岛最东北端的荣成成山头。

第三次巡海，武帝先是到了盛唐（在今安徽怀宁），又去九嶷山望祀舜帝，然后登安徽天柱山，再从浔阳（今江西九江、湖北黄梅一带）泛长江至安徽枞阳，继续顺江而下，出长江口，入东海，沿海北上至琅邪（今山东诸城一带），由此上岸，返至泰山。行迹限于华东的安徽、江西、山东及华中的湖北，未至华北。

第五次巡海，《资治通鉴》中有一条相关记述与上文《汉书》略异：上东巡海上，考神仙之属皆无验，令祠官礼东泰山。夏，四月，还，修封泰山，禅石闾。此次，武帝东来的目的有二，一是再次封禅泰山，二是考神仙之属是否有验，所谓考，自然是建立在之前的准备工作之上的，也就是沿之前设定的求仙路线和观测点进行考察，新建武帝台作为求仙点的可能性不大。

这样，剩余的两次记录便成为最可能接近历史真相的原始资料了，我想很多人会将注意力放到第四次巡海记录中东临勃海，望祠蓬莱的文字上，没错，这是八项史料中唯一一次明确出现勃海（即渤海）字样的记录，确实很让人兴奋，《河间县志》即引用了上述文字，并隐约暗示建台时间为公元前104年。然而这个勃海是否就是沧州甚至武帝台附近的渤海，却大可存疑，因为现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之间的的海域当时均称渤海，我们无法确知武帝望海的确切地点就在沧州；再者，武帝此次望祠蓬莱的时间在十二月至来年春季之间，其时正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不适于夯土筑台；最后，虽然如今只有一处武帝台岿然独存，但西汉时武帝台有南、北两个（南武帝台位于中捷，北武帝台在今天津滨海新区的大港沙井子村），是一个系列工程，若均修建于此时，则武帝必不独登沧州武帝台观海，此段相关文字中就应有揭示武帝望祠蓬莱非止一次的记载，遗憾的是武帝的望祠之举在这个时间段内显然仅有一次。由此可推知，此次望祠之前，两个武帝台就应都存在了，唯其如此，他才有可能挑选其中的一台作为望祠之地。

在以上诸多时间被排除后，我们只能将建台时间锁定为元封元年四月后，即武帝完成首次封禅泰山大典，第二次巡海之时。我们的主要依据有三：

其一，由于封禅成功，志得意满的武帝由泰山出发,再次东巡海上，至碣石，自辽西历北边九原，（五月）归于甘泉。此次巡游，他的行迹很广，行程计万余里。经过沧州并兴建武帝台观海求仙的概率应该很大；

其二，此次巡游的时间为四月至五月，从时间角度考虑也适于夯土筑台；

其三，据清代学问大家顾炎武及清末民初学人贾恩绂等人考证，碣石即为今山东无棣境内的马谷山，此山西汉时与南武帝台同属高城县，陆上距离不足百里，而南北二武帝台相距60华里。细思这种大致平均的分布，我们不难发现其中蕴涵的意图：碣石为鲁北平原唯一的一座山体，武帝登临自属可能，然由此北上，黄骅至天津沿海地区已无自然山体可资观海，于是每隔60-100华里造台一座，使之既能满足观海求仙之需求、又可为武帝提供驻跸休息之便，正是这种构想最终促成了武帝台的修建。

综上所述，如果我们的推测能够成立，那么将武帝台的建成时间确定为元封元年（公元前110年）四月至五月，应该不会出现太大误差。

三、前贤吟咏

历代有关方志均将武帝台列为古迹之一，因此，不乏文人雅士来此发思古之幽情，并形诸文字，有文献可考的有五人：明王翱、杨文卿，清潘振甲、刘文彦、李裕霈。五位前贤行状及相关吟咏详下：

王翱，祖籍滦州（今河北滦县），明洪武十六年（1384）生于盐山，字九皋。永乐十三年（1416），明成祖朱棣欲迁都北京，起用北方读书人，王翱经过两次考试，皆为上第。朱棣特赐食，封其为庶吉士，授大理寺左寺正。明宣宗宣德元年（1426），经礼部侍郎杨士奇推荐，升为御史。后巡按四川，卓有建树。明英宗即位，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镇守江西，吏民畏爱。后又镇守陕西，提督辽东军务，屡立战功。代宗景泰元年（1453），主持枢密院事务，随即又任两广总督。次年被召回任吏部尚书。宪宗成化元年（1465）进太子太保，三年后病故，终年84岁，谥号忠肃。其人居官清廉、卓有政声，为有明一代名臣。因崔铣所撰的《记王忠肃公翱三事》长期被选入中学课本，故在与武帝台有渊源的明清文人中，王翱是全国闻名的一位。其《武帝台》诗云：地筑高台百丈馀，登临望海有仙居。晚年下诏方哀悔，栾大文成总是虚。

杨文卿（15061558），字子质，号鸥海，祖籍滦州，生于盐山镇杨牛村。幼年喜文，15岁入县学，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应盐山知县时尚儒之召，同宋宇、赵润等纂修第一部《盐山县志》。嘉靖十年（1531）中举人，初授山西稷山令，常与诸生研讨诗文，优秀者列为异等，不及者加以教诲指导，故稷山的科第成就著称于时。嘉靖二十八年（1549），杨文卿应聘为乡试校士，试卷中的疑义都由其定度，后以为官清慎擢升南京都察院经历。

杨文卿喜游山水名胜，游必即景赋诗。曾谓：举业不足传世，吾欲立言垂不朽。尤其是在南京时，写诗最多，自云：吾不喜迁官，喜得南都，得纵吾诗魔也。凡名山胜地，无不纵情遨游，赋诗吟咏。其时朱日藩（明诗文家，字子阶，号射陂，宝应人）诗名冠南京，杨诗堪与其相颉颃，名闻天下，成为明朝的知名诗人。明一代诗选，南人多于北人，然钱谦益、朱彝尊所选明诗，都不遗漏杨文卿的诗。杨诗高华质直，不拘一格，而皆有骨气，无卑靡之音。刊行于世的诗集有《鸥海集》、《秣陵吟》，后散失，故清《四库全书》未录。有《武帝台》诗：玉辇经游处，高台接海天。白云仙迹远，落照鸟飞还。樵过归燕陇，人登说汉年。茂陵毛骨尽，野草自芊芊。

刘文彦，字子美，河北唐县人。清乾隆初年任盐山县教谕。有《武帝台怀古》诗：云烟漠漠大荒开，此日犹存武帝台。玉殿遐承金掌露，瑶池竞进紫霞杯。如闻帝语空中降，恍睹仙踪海上来。琼岛蓬宫何处觅，惟余土块长莓苔。

李裕霈(生卒年不详)，字霁峰，监生，盐山人。家贫不为境困，沉于吟咏。著有《卧吟诗草》，其杂言歌行《武帝台怀古》云：武帝英武填胸臆，创制恢宏天八极。自谓承平一事无，思得神仙来休息。嵩呼三声意兴豪，旦夕之间似有天人来共遨。六龙急驾驱海上，层台高筑望巨鳌。一人慕仙不惮劳，一家事鬼苦相鏖。甘露白云事恍惚，不若各宫所得木人可以按数付法曹。郤老方虚少君死，巫蛊狱具太子逃。上有好者下必甚，作之俑者抑犹未知转念一郁陶。望仙仙不来，海上一台郁风埃；思子子不来，湖上一台长蒿莱。青草白沙海上路，遥遥直接湖之隈。通天柏梁何处是，即此两台对峙已足以动后人哀。家之不齐谁之过，夫子不正贻之灾：董申赵汲皆人望，未闻风谏相追陪。田子千秋智何甚，一言能教天心回。盖自祀灶以来，至是始知事无显功皆虚妄，唾手欲挽日西颓。轮台诏下竟何补，当年事迹人能数。错认儒术在文章，欲使规模高千古。万里穷兵九州贫，半世求仙一身苦。今日海上台已倾，行人犹指台边土。雄才大略失德多，终不若惜彼百金不筑露台之君为令主。

潘振甲，字晓春，南皮人，廪生。有《武帝台怀古》诗：通天初建柏梁火，北狩东巡志犹颇。神歌一唱交门宫，仿佛仙人向祠坐。求仙心急到蓬莱，更作临榆望海台，峻石当门猿鹤立，狂澜拍岸鱼龙回。燕齐方士终朝侍，神山离即灵仙至。落叶哀蝉不忍闻，妻孥脱屣本非易。骑鸾跨凤总荒唐，海上空传不死方。风雨萧萧茂陵树，台前谁爇返魂香？（此诗被收入《盐山县志》，但诗中临榆本指山海关，而峻石当门、狂澜拍岸之语，似非写本地风光，当为作者临武帝台时想象之景，姑录之俟考。）

上录五人诗作，均对武帝半世求仙、迷信巫蛊，以至于自残骨肉之举做出或直接或隐晦的批评，而李裕霈之诗，直可视为武帝一生之评传。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从诗中窥得一些武帝台变化的迹象：在王翱、杨文卿诗中，此台尚可称高台、百丈，虽有诗家夸张之嫌，亦足见至明代中叶，此台规模仍很可观；而在清人眼中，此台已倾，这说明在二三百年的时间里，武帝台外貌已发生很大变化，规模逐渐变小。笔者认为，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风雨侵蚀；二是水灾（含海溢）；三是因开荒等原因导致的人为破坏。这里仅摘录一些史志中关于大雨水灾及海溢的记载，以说明问题：

明代：成化八年大水、二十三年大水；正德十二年秋七月大水；嘉靖元年至五年俱大水、三十四年秋大水；隆庆十六年秋淫雨六十日，平地水盈一二尺，庐舍禾稼湮没无算；天启二年七月初七日大雨至初九日止，官舍民庐倾覆殆尽；崇祯九年大水，禾稼皆没。

清代：顺治九年、十年大水；雍正三年秋大水，十一年秋大水；乾隆二年秋大水；嘉庆十三年海溢；道光十二年海溢，十七年腊月大雨如注、水流冰开，二十年六月大雨经旬，屋庐多圮，禾苗漂没，平地水深数尺，陆地行舟。

四、蝗神信仰

武帝台上原有刘猛将军庙一座，关于此庙形制规模、内部陈设及相关传说，刘宝恒、刘佳昊二先生的《武帝台上的刘猛将军庙》一文考证甚详，本文不再赘述，仅就刘猛将军及本地蝗神信仰作一点浅探。

刘猛将军是驱蝗神中最有名的一位，关于刘猛将军是谁，历来众说纷纭，本地传说认为是汉将刘猛，似于史无据，除此之外尚有四说，聊备于此：

其一，南宋名将刘锜。《释神方祀》引《灵泉笔记》：宋景定四年封刘锜为扬威侯天曹猛将，有敕书云，飞蝗入境渐食嘉禾，赖尔神灵，剪灭无余。刘锜，《宋史》有传，然未言驱蝗。

其二，刘锜之弟刘锐。《通俗编》引汪沆《识小录》：相传神名刘锐，即宋将刘锜弟，殁而为神，驱蝗江淮间有功。《集说诠真》引《苏州府志》：刘猛将军，姓刘名锐，即宋将刘锜弟。殁而为神驱蝗。

其三，南宋金坛人刘宰。清王庆奎《柳南随笔》卷二：南宋刘宰漫塘，金坛人。俗传死而为神，职掌蝗蝻，呼为猛将。江以南多专祠。春秋祷赛，则蝗不为灾。然宋史刘漫塘传，未载其驱蝗事。

其四，元末刘承忠。《集说诠真》引《歙县志》：刘猛将军名承忠，吴川人。元末授指挥使，弱冠临戎，兵不血刃。适江淮千里，飞蝗遍野。挥剑追逐，蝗飞境外。后鼎革，自沉于江，有司奏请，遂以猛将军号之。

上述诸说，只有民间传说认为该神名讳为猛，为汉代人，而其他四说均认为神为刘姓，猛将军乃其官方封号或民众给予的美称。依刘宝恒、刘佳昊二先生的记载，刘猛将军庙貌乃是一位身披战袍的青年男子，这与刘承忠弱冠临戎的描述相一致，且清代祀典中刘猛将军亦为刘承忠，据此，我们大致可以认为刘承忠即为武帝台庙祀中的刘猛将军。

刘猛将军的祭祀由民间的淫祀进入国家祀典，始于清雍正二年。雍正初年，华北蝗灾，至次年七月，蝗灾基本消除。此时，直隶总督李维钧上奏折献媚，称康熙五十七年时天津一带蝗灾严重，他当时因任守道而亲往督捕，束手无策。后来，因思南方有刘猛将军，相传为捕蝗之神，臣虔叩默祝，仗神之灵或使蝗尽入于海，或使之伏而不飞，或使之暗灭总之收效甚大。并称在雍正二年，由于建了刘猛将军庙，不但农业区的蝗蝻被灭顺利，就连宁晋泊洼地的芦苇地带，飞蝗也皆挂死芦苇枝叶之上，一如（康熙）五十七年天津等处之自灭官民称奇，莫不仰颂我皇上盛德大业，洪福齐天，故感召神明效灵微异，自后无蝗蝻之患矣。雍正对其奏折的评价是：此奏甚好，并敕令各省所有州县都要建立刘猛将军庙。

李维钧将刘猛将军定位于刘承忠，这有其撰写的《刘猛将军庙碑记》为证：庚子仲春，刘猛将军降灵，自叙：吾乃元时英川人，吾父为顺帝时镇西江名将，吾后授指挥使之职，亦临江右，剿余江淮郡盗，返舟凯还，值蝗孽为殃，禾苗憔悴，民不聊生，吾目击惨伤，无以拯救，因情急自沉于河，后有司闻于朝，遂授猛将军之职，荷上天眷念愚诚，列入神位。将军讳承忠，父讳甲。李维钧之所以煞有介事的这般假托梦境、装神弄鬼，是为了掩饰其政治目的：弃刘锜、刘锐、刘宰诸人而独取承忠，是因为前三人皆为汉族政权南宋的大臣，其中刘锜还是抗金名将，而满清的祖先正是金人，自然不能也不敢选择他们作为猛将原型。刘承忠则不然，他仕于同样为北方少数民族蒙古族所建立的元朝，满蒙一体又是清朝的基本民族政策，将他坐实为猛将，实为万全之选，而捏造刘承忠降灵、自叙之说，不过是为了掩人耳目、增强可信度罢了。

盐山县治东南亦有雍正二年官方奉敕修建的刘猛将军庙一座（今不存），地方官于每年春秋两次祭祀。

除致祭刘猛将军外，本地民间也祭祀八蜡神。八蜡信仰历史悠久，据说蜡祭始自伊耆氏（古帝号，即神农，一说为帝尧），《礼记郊特牲第十一》载：伊耆氏始为蜡。该书还收入了一篇目前可见到的最早的蜡辞《伊耆氏蜡辞》：土反其宅，水归其壑；昆虫勿作，草木归其泽！这篇咒语式的祭歌，带有强烈的命令色彩，喝令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语气坚决而凌厉，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自汉而宋，国家皆举行蜡祭，各地亦多设八蜡庙。八蜡之祀，一先啬（神农）、二司啬（后稷）、三农（古田官之神）、四邮表畷（田畔屋），五猫虎（食田鼠、田豕），六防（堤防），七水庸（沟渠），八昆虫（螟螽之类）。然而，随着历史的演进，后来八蜡庙多成为专祭蝗神的庙宇，民间尤其如此。元明清三代虽不举行蜡祭，但也不禁止民间举行，甚至默许各地官员致祭，是以往往出现腊祭与刘猛将军祀礼同日进行的现象，清代盐山即循此例。

无论是蝗神还是驱蝗神信仰，都源于蝗虫为灾。据方志不完全统计，自唐开元元年至清同治元年，盐山境内共发生大规模蝗灾15次。面对肆虐的蝗害，百姓将希望寄托于蝗神，民间蝗神信仰不断加深，自然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五、名医鸿爪

曾有人向当代中医名家做过问卷调查，统计对他们影响最大的人物或书籍，结果有70%的人在第一的位置填写了张锡纯及其代表作《医学衷中参西录》。

张锡纯（1860～1933），近现代中医学大师，字寿甫，原籍山东诸城，明初迁居直隶（今河北省）盐山边务里，遂为盐山人。少时广泛涉猎经史子集，读书之暇随父习医，期间其中医水平不断提高，常为人疏方看病，1885年，他治愈令邑中名医高鲁轩、毛仙阁束手的危重症，颇受二人称道，自此应诊几无虚日，然1911年前，仍以训蒙、教书为主业。1893年第二次参加秋试再次落第后，他开始接触西医及其他西学。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他萌发了衷中参西的思想，遂潜心于医学。1900年前后十余年的读书、应诊过程，使他的中医学术思想趋于成熟。1909年，完成《医学衷中参西录》前三期初稿，此时他年近五十，医名渐播于国内。1918年，应聘到奉天（沈阳），在大东关开办立达中医院，并担任院长，提倡中西医合作，声名大噪，与江西陆晋笙、杨如侯、广东刘蔚楚同负盛名，称为四大名医；又和慈溪张生甫、嘉定张山雷齐名，被誉为海内名医三张。

寿甫先生在其《医学衷中参西录》中多次称许武帝台所产旋复花功效卓异，誉之为罕有之佳品。我们先来看一个医案：有一名姓王的小孩，不过十二三岁，某日早起时忽然左半身手足不遂，经寿甫先生诊得病因为痰淤经络，气血不通。当时先生恰好存有自制半夏及亲手采摘的武帝台旋复花若干，于是先让病人服用半夏末，累计服完六两时病便好了一小半，然后又给他服武帝台旋复花，每次两钱半，一日两次煎服。不过十余天，小孩的病就全好了。

除用医案说明武帝台旋复花诚有殊效外，先生还从药理、药性等方面详细地论证了武帝台旋复花之所以如此的原因，他认为由于武帝台地近渤海，地多咸卤，故此地所产旋复花恰好符合《神农本草经》关于旋复花味咸的记载。针对有人对武帝台旋复花味咸却又略辛，与《神农本草经》相关论述不十分吻合这一现象提出的疑问，他利用中医辩证观点给出了答案：古人写文章崇尚立言简约，而《神农本草经》是有文字以来第一本药学专著，其文字之简略自然可想而知。所以读这本医书，不能断章取义，而应综合分析药物主治未写全的，当参考记述药性、气味的文字，以得出更完整的结论；同样，药性记述不全，可参看关于其功能主治的一些相关论述。旋复花主治结气、胁下满、惊悸，可除水、去五脏间寒热，有补中下气之功，因而应是平肝降气的要药，正应借其辛味，以镇肝木，所以它的味道就应该是咸而兼辛。

因寿甫先生与黄骅仁村及扳倒井刘氏有戚属之谊，过从甚密，故常于探亲之暇，来武帝台采集旋复花等药材（参见刘宝恒先生《医学宗师张锡纯先生轶事》一文），幸赖先生巨著述及，武帝台旋复花的功效才广为海内岐黄大家所知。可惜，如此上佳药材，虽经先生揄扬，但由于民国时此地僻处海隅，交通不便，无人采取购买，当地居民亦不识为药物，但取其作柴，遂未大用于世，终湮没无名。此花之际遇，殊为可叹！幸与不幸，惟读者识之。

六、保护开发

与其他古建筑工程相比,武帝台有其先天的致命弱点:它既不像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造福当时，泽被后世，至今仍膏腴着巴蜀大地；也不像江南园林，虽无关民生大旨却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它既不实用，也无从谈到审美。然而，不容置疑的是，我们必须让它继续存在下去，毕竟这座古台见证了一段历史，封印了一种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甚至应该庆幸历史的车轮曾在当时渺无人烟的渤海边，留下了一个深深印记，历经两千多年，依然能够留存，给后人一个切入点，让后人有机会去直面历史，去回忆，去思索，去探寻，去挖掘。时光老人既然把它交给了我们，我们就有责任继续把它保存下去，再交给后人，这样，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地面对历史的重托和后人的拷问。余秋雨曾说过：对废墟而言，要义在于保存。这句话当然也适用于武帝台遗址。

2008年底，武帝台被确定为河北省第五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编号为V-1-55），并确定了具体保护范围：以武帝台台基边缘的基线，东扩30米，西扩50米，南扩50米，北扩50米。但客观的说，在该台的具体保护工作上，我们依然面对着很多不容忽视的问题：

一是武帝台作为野外遗址，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雨水冲刷、风蚀等自然因素的破坏。二是该台虽已立碑，有了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标志说明，但并未树立界桩，普通群众不甚了解保护范围，附近居民的生产生活等人为因素也对古台造成了某种程度的蚕食和破坏。三是相关部门并未编制保护与利用该台的详细规划，专门的古台保护人员队伍尚未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