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我东三省，其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范旭东意识到此番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未雨绸缪，必须做撤退转移的准备。在日寇入侵天津之前，已令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停产疏散，并派“团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李烛尘等南下四川，调查探路。

此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范旭东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态度，拒绝同日寇合作。长江江畔的永利硫酸铔厂开工仅5个月，自1937年8月起，连遭日寇飞机三次轰炸，范旭东指示迅速撤退，并决定选址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重建久大、永利两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址至五通桥。在统一了撤退转移不是“逃难”，而是要在大西南重建化工基地的思想后，工厂在转移图纸、资料、设备的同时，首先做到保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转移，组织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陆续南下，撤入内地。员工几经辗转，至1938年春于汉口集合。

1938年1月，一支“先发队”抵达重庆，大家商定先在重庆租地设厂，经积极奔走，于沙坪坝租得一小块空地，将原厂拆运来的机件材料安装，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座竹篱茅舍搭建的临时“铁工房”便已矗立在嘉陵江岸，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制造了53000多个钢铁机件和200多吨翻砂制品，为久大、永利在四川的重建，做出了新的贡献。

范旭东已年近花甲，仍身先士卒，亲自实地考察，押车探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42年1月，日寇入侵缅甸，永利的车辆、器材、汽油损失不计其数，且车辆常被军方征用，但“团体”员工斗志不减，克服困难，感人事迹甚多，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支援了川厂建设和抗战事业。

选址自流井重建久大，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与之毗连的自流井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井盐丰产地区，久大在此设厂，虽有官方批准，但涉及该地原有盐商切身利益，致使众盐商上书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总裁，称“范氏（旭东）一人之挟资谋利之阕，系而置富荣（原盐商）数十万工商生计于不顾……隐伏危机，有妨增产贻误抗战”。经有关方面一再协调，一座崭新的久大模范食盐厂在“认定目标，拼命前进”的努力中终于建成。为纪念抗日，特选定“九·一八”举行开工典礼。史料显示，自1938年开工至1941年9月底，制盐45万余担，并公开技术，协助当地制盐厂改进工艺。与此同时，还制造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牙粉等，为战时的大后方军用、民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转移至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继续各项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着眼长远发展，选派研究人员出国深造。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45年9月17日下午，于桂园（张治中寓所）以茶会招待产业界代表，包括范旭东在内的多位从沿海内迁西南的人士出席。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此举消除了与会工商业者的一些顾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范旭东此刻仍然惦记着国民党政府为1600万美元贷款出具担保这一心头大事。由于孔、宋插手，久拖不决，致使范旭东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沙坪坝寓所逝世，终年62岁。

范旭东的逝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45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结束了和平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词。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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