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中国化工之父范旭东,才有了现在我们每天都在吃的食盐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我东三省,其狼子野心已暴露无遗。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卢沟桥事变”。范旭东意识到此番抗日战争不会在短期内结束,未雨绸缪,必须做撤退转移的准备。在日寇入侵天津之前,已令久大、永利两厂职工停产疏散,并派“团体”的核心人物之一李烛尘等南下四川,调查探路。

此后北平、天津相继沦陷。范旭东以“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坚决态度,拒绝同日寇合作。长江江畔的永利硫酸铔厂开工仅5个月,自1937年8月起,连遭日寇飞机三次轰炸,范旭东指示迅速撤退,并决定选址四川腹地的自流井和犍为县五通桥的老龙坝,重建久大、永利两厂,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也迁址至五通桥。在统一了撤退转移不是“逃难”,而是要在大西南重建化工基地的思想后,工厂在转移图纸、资料、设备的同时,首先做到保证技术人员和老工人的转移,组织员工,特别是技术人员,陆续南下,撤入内地。员工几经辗转,至1938年春于汉口集合。

1938年1月,一支“先发队”抵达重庆,大家商定先在重庆租地设厂,经积极奔走,于沙坪坝租得一小块空地,将原厂拆运来的机件材料安装,当年“五·一”国际劳动节,一座竹篱茅舍搭建的临时“铁工房”便已矗立在嘉陵江岸,在不足十个月的时间里制造了53000多个钢铁机件和200多吨翻砂制品,为久大、永利在四川的重建,做出了新的贡献。

范旭东已年近花甲,仍身先士卒,亲自实地考察,押车探路,置个人生死于度外。1942年1月,日寇入侵缅甸,永利的车辆、器材、汽油损失不计其数,且车辆常被军方征用,但“团体”员工斗志不减,克服困难,感人事迹甚多,他们以自己的血汗和生命支援了川厂建设和抗战事业。

选址自流井重建久大,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与之毗连的自流井是个有上千年历史的井盐丰产地区,久大在此设厂,虽有官方批准,但涉及该地原有盐商切身利益,致使众盐商上书重庆国民政府主席和国民党中央总裁,称“范氏(旭东)一人之挟资谋利之阕,系而置富荣(原盐商)数十万工商生计于不顾……隐伏危机,有妨增产贻误抗战”。经有关方面一再协调,一座崭新的久大模范食盐厂在“认定目标,拼命前进”的努力中终于建成。为纪念抗日,特选定“九·一八”举行开工典礼。史料显示,自1938年开工至1941年9月底,制盐45万余担,并公开技术,协助当地制盐厂改进工艺。与此同时,还制造副产品如氯化钾、硼酸、碳酸钙、牙粉等,为战时的大后方军用、民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转移至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在继续各项研究工作的同时,还着眼长远发展,选派研究人员出国深造。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广泛接触各界人士,1945年9月17日下午,于桂园(张治中寓所)以茶会招待产业界代表,包括范旭东在内的多位从沿海内迁西南的人士出席。毛泽东赞扬他们为发展中国民族工业所做的贡献,同时指出,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民族资本是得不到发展的,只有在国家独立、民主、自由之下,民族工商业才有发展前途,并向他们介绍了中国共产党对民族资本的政策。此举消除了与会工商业者的一些顾虑,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范旭东此刻仍然惦记着国民党政府为1600万美元贷款出具担保这一心头大事。由于孔、宋插手,久拖不决,致使范旭东忧愤成疾,一病不起,竟于1945年10月4日在重庆沙坪坝寓所逝世,终年62岁。

范旭东的逝世,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1945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联合召开了追悼大会,结束了和平谈判、即将返回延安的毛泽东,亲笔书写了“工业先导,功在中华”的挽词。周恩来、王若飞送的挽联是:“奋斗垂卅年,独创永利久大,遗恨渤海留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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