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物都是有起源的，文人书法自然也不例外。文人书法与书法的起源，是两个殊同的概念。简单的理解，文士与书法的结缘，便诞生了文人书法，文士乃其父，书法为其母。故文人书法，内涵文人之气质精魂，外赋书法之美妙形体，何其高贵，简直是艺坛至尊。 在此不妨先来探探书法与文人二者各自的渊源。

史家历来认为，书法是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书法艺术的自觉始于东汉时期，但其起源与汉字的萌生是同时的。迄今发现的与汉字有关的最早的资料，主要是原始社会在陶器上遗留下来的契刻符号。但史学家认为它们还不是文字，只是对原始文字的产生起了引发的作用。大多数文字学家认为“汉字的形成大概不会早于夏代”，并在“夏商之际（约在公元前17世纪）形成完整的文字体系”（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学术界公认的我国最早的古汉字资料，是商代中后期（约前14至前11世纪）的甲骨文和金文。从书法的角度审察，这些最早的文字已经具有了书法形式美的众多因素，如线条美、单字造型的对称美、变化美、章法美以及风格美等。从商代后期到秦统一中国（前221年），汉字演变的总趋势是由繁到简。这种演变具体反映在字体与字形的嬗变之中。西周晚期金文趋向线条化，战国时代民间草篆向古隶的发展，都大大削弱了文字的象形性。然而书法的艺术性却随着书体的嬗变而愈加丰富起来。

严格地讲，文字发展到甲骨文，才称得上书法。因为甲骨文已具备了书法的三个基本要素：用笔，结字，章法。而此前的图式符号不具全这三种要素。迄今最早发现于1899年（即清光绪二十五年）的甲骨文，乃殷商时期锲刻于龟骨、兽骨、人骨上记载占卜、祭祀等活动的文字，是经过巫史加工过的古汉字。其风格豪放，字形大小错落有致，姿态生动，自然潇洒且富有变化，不愧为甲骨文书法中的杰作。

最早的甲骨文随着殷亡而消逝，金文起而代之，成为周代书体的主流。金文是指铸刻在殷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是青铜器的代名词。因为周以前把铜也叫金，所以铜器上的铭文就叫作“金文”或“吉金文字”；又因为这类铜器以钟鼎上的字数最多，所以过去又叫作“钟鼎文”。金文应用的年代，上自商代的早期，下至秦灭六国，约1200多年。与甲骨文相比，甲骨文笔道细、直笔多、转折处多，为方形有所不同，金文笔道肥粗，弯笔多，团块多。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多样，更加丰富了。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前116)。以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文人欧阳修、赵明诚都善书，对金文作过研究和记载。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出土的青铜器铭文最长者。《毛公鼎》内容主政论，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驰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上乘之作。

文人是跟着文学样式诗歌的诞生而诞生的，因为诗歌是最早的文学样式。所以研究文人的渊源，首先得探究诗歌的源头何在。诗歌的特质在于其抒情性，文人与常人不同在于文人比常人更长于抒情。可以这样说，诗歌诞生于人类的快乐与痛苦，因为快乐需要放飞，痛苦需要倾诉，二者皆必抒情。文人在体验快乐与痛苦时，能比常人更好地放飞与倾诉自己的感情。人类的抒情，在文字未有时表之以声，即歌谣；有了文字进而表之以诗歌。所以诗歌的前身就是歌谣。最早的中国诗歌文献是《诗经》。《诗经》的创作者是先秦的文人们，因为各作品其风格不一，不可能是一家之言，孔子不过是其收集兼整理者。

周籀书 《石鼓文》产生于先秦这一诗歌繁荣的历史时期。它虽未入《诗经》，然其却是一首夹叙夹抒的上乘诗作。其它如上述几种钟鼎铭文，均以叙述议论为主，《毛公鼎》内容主政论，《大盂鼎》铭文载康王向盂叙述周文王、周武王的立国经验，《散氏盘》铭文为政事纪录文书，以上三者内容不足具抒情性，绝非诗意文章；虽然史家已首肯它们的书法成就，在此尚不能将其列入文人书法行列。然《石鼓文》石作鼓形，共十鼓，分别刻有四言诗一首，径约三尺余。内容记述秦国君游猎，故又称“猎碣”，所叙是秦君贵族们狩猎的宏大场景，气势雄壮，语言奔放，将贵族们尽情狩猎之乐抒泻得淋漓尽致，足具抒情性。其书为石鼓，秦篆的先声，字行方正、大方；横竖折笔之处，圆中寓方，转折处竖画内收而下行时逐步向下舒展。石鼓文字体多取长方形，体势整肃，端庄凝重，笔力稳健，石与形，诗与字浑然一体，充满古朴雄浑之美。其势风骨嶙峋又楚楚风致，确有秦朝那股强悍的霸主气势；其神采古茂雄秀，冠绝古今，堪为最早的文人书法一点也不为过。石鼓文是集大篆之成，开小篆之先河，在书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鼓文被历代文人书家视为习篆书的重要范本，故有“书家第一法则”之称誉。石鼓文对书坛的影响以清代最盛，如著名文人书家杨沂孙、吴昌硕就是主要得力于石鼓文而形成自家风格的。考察《石鼓文》创作主体之文人身份，史上传《石鼓文》为周宣王时太史籀所书。仅凭实物之诗文书法，其文人气质已是不争的事实。

民国 徐世昌 草书七言联

关于太史籀，史间资料多有争议：汉书艺文志载史籀十五篇，班固注：“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许慎也说： “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周宣王太史籀著《史籀篇》，汉人名为“大篆”，详“大篆”条。其后列国分治，诸侯力政，文字异形，至秦相李斯乃同一之，汉人称为“小篆”，详“小篆”条。近人王国维则认为“籀”是诵读之意，原书首句“太史籀书”，便以“史籀”二字作书名。笔者认为，太史为史官名位，籀则人名，“太史籀”即以“籀”为名的史官；而以名或姓来命名其所创书体史见不鲜，或许此例是由此开先河也未可知。其实《石鼓文》作者是否太史籀，其作者之文人身份也是勿庸置疑的，以其作品如此之雅量，何用疑虑其创作主体的文士身份呢；更何况作品内容是为歌颂秦君狩猎而立碑树传，其身份也是可想而知，必非当时大文人莫属。

综上所述，文人书法始启于先秦周宣王太史籀之石鼓文。此后文人书法不断演进，发扬光大，历历辉煌昭史，浩瀚精深，隆起华夏国粹书法艺术的瑰丽大厦，巍然矗立于世界艺术之林。

文人书法几经书体形制之演进，数经审美风尚之变迁，各地域板块争奇斗艳，流派纷呈。

所谓流派，乃众多艺术创作者或者艺术团体因为各种原因在艺术风格创作中趋向相同的一种艺术潮流或者艺术思维。一个艺术流派的形成，一般应具备三个条件:一是有共同的主张、观点(或称艺术见解、宗旨、思想、观念，形诸文字，便是纲领)；二是有大范围内相似的风格特征(包括选材、布局的审美意向与表现手法等等)；三是有一个具延续性(并往往有承传关系)的艺术家群。 现将文人书法历代各期流派分述如下。

先秦时期：书写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差异很大，成为发展经济文化的一大障碍。秦始皇统一国家后，臣相李斯主持统一全国文字，这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伟大功绩。秦统一后的文字称为秦篆，又叫小篆，是在金文和石鼓文的基础上删繁就简而来。著名书法家李斯主持整理出了小篆。《绎山石刻》《泰山石刻》《琅琊石刻》《会稽石刻》即为李斯所书。历代都有极高的评价。秦代是继承与创新的变革时期。《说文解字序》说：“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书，八曰隶书。”基本概括了此时字体的面貌。

由于秦李斯之小篆，篆法苛刻，书写不便，于是隶书出现了。“隶书，篆之捷也”。其目的就是为了书写方便。到了西汉，隶书完成了由篆书到隶书的蜕变，结体由纵势变成横势，线条波磔更加明显。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书写的一大进步，是书法史上的一次革命，不但使汉字趋于方正楷模，而且在笔法上也突破了单一的中锋运笔，为以后各种书体流派奠定了基础。秦代除以上书法杰作外，尚有诏版、权量、瓦当、货币等文字，风格各异。秦代书法，在我国书法史上留下了辉煌灿烂的一页，气魄宏大，堪称开创先河。

两汉南北朝时期：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一为主流系统的汉石刻；一为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后汉以来，碑碣云起，”是汉隶成熟的标记。在摩崖石刻中（刻在山崖上的文字）尤以《石门颂》等为最著名，书法家视为“神品”。于此同时蔡邕的《嘉平石经》达到了恢复古隶，胎息楷则的要求。而碑刻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中以《封龙山》、《西狭颂》、《孔宙》、《乙瑛》、《史晨》、《张迁》、《曹全》诸碑尤为后人称道仿效。可以说，每碑各出一奇，莫有同者。北书雄丽，南书朴古，体现了“士”、“庶”阶层的不同美学追求。至于瓦当玺印、简帛盟书则体现了艺术性与实用性的联姻。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

东汉时期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杨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时期崔瑗的《草书势》。汉代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张芝被后人称之为“草圣”。最能代表汉代书法特色的，莫过于是碑刻和简牍上的书法。东汉碑刻林立，这一时期的碑刻，以汉隶刻之，字型方正，法度谨严、波磔分明。此时隶书已登峰造极。汉代创兴草书，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的发展史上有着重大意义。它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够高度自由的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草书的最初阶段是草隶，到了东汉时期，草隶进一步发展，形成了章草，后由张芝创立了今草，即草书。

三国时期，隶书开始由汉代的高峰地位降落衍变出楷书，楷书成为书法艺术的又一主体。楷书又名正书、真书，由钟繇所创。正是在三国时期，楷书进入刻石的历史。三国（魏）时期的《荐季直表》。《宣示表》等成了雄视百代的珍品。晋时，在生活处事上倡导“雅量”“品目”艺术上追求中和居淡之美，书法大家辈出，简牍为多，二王（王羲之。王献之）妍放疏妙的艺术品味迎合了士大夫们的要求，人们愈发认识到，书写文字，还有一种审美价值。

最能代表魏晋精神、在书法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书法家当属王羲之，人称“书圣”。王羲之的行书《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论者称其笔势以为飘若浮云，矫若惊龙，其子王献之的《洛神赋》字法端劲，所创“破体”与“一笔书”为书法史一大贡献。加以陆机、卫瑾、索靖、王导、谢安、鉴亮等书法世家之烘托，南派书法相当繁荣。

南朝宋之羊欣、齐之王僧虔、梁之萧子云、陈之智永皆步其后尘。两晋书法最盛时，主要表现在行书上，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其代表作“三希”，即《伯远帖》《快雪时晴帖》《中秋帖》。南北朝时期，中国书法艺术进入北碑南帖时代。北朝碑刻书法，以北魏、东魏最精，风格亦多资多彩。代表作有《张猛龙碑》《敬使君碑》。碑帖之中代表作有：《真草千子文》。北朝褒扬先世，显露家业，刻石为多，余如北碑南帖，北楷南行，北民南土，北雄南秀皆是基差异之处。如论南北两派之代表作，则是南梁《鹤铭》、北魏《郑文公碑》可谓南北双星。北派书写者多为庶人，书不具名；而南渡之后王右军，书法时称冠冕，故被誉为“书中之圣”。

隋唐五代时期：隋结束南北朝的混乱局面，统一中国，和之后的唐都是较为安定的时期，南帖北碑之发展至隋而混合同流，正式完成楷书之形式，居书史承先启后之地位。隋楷上承两晋南北朝沿革。下开唐代规范的新局，隋有碑版遗世，多为真书，分四种风格：1、平正淳和如丁道护的《启法寺碑》等。2、峻严方饬如《董美人墓志铭》等。3、深厚圆劲如《信行禅师塔铭》等。4、秀朗细挺如《龙藏寺碑》等。

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唐代墨迹流传至今者也比前代为多，大量碑版留下了宝贵的书法作品。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楷书、行书、草书发展到唐代都跨入了一个新的境地，时代特点十分突出，对后代的影响远远超过了以前任何一个时代。

唐初，国力强盛，书法从六朝遗法中蝉脱而出楷书大家以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欧阳通四家为书法主流。总特点结构严谨整洁，故后代论书有“唐重间架”之说，一时尊为'翰墨之冠'延至盛唐歌舞升平，儒道结合，李邕变右军行法，独树一帜，张旭，怀素以颠狂醉态将草书表现形式推向极致，孙过庭草书则以儒雅见长，余如贺知章，李隆基亦力创真率夷旷，风骨丰丽之新境界。而颜真卿一出'纳古法于新意之中，生新法于古意之外。

董其昌谓唐人书取法，鲁公大备。到晚唐五代，国势转衰，沈传师。柳公权再变楷法。以瘦劲露骨自矜。进一步丰富了唐楷之法，到了五代，杨凝式兼采颜柳之长。

上蒴二王，侧锋取态，铺毫着力，遂于离乱之际独饶承平之象，也为唐书之回光。五代之际，狂禅之风大炽，此亦影响到书坛“狂禅书法”虽未在五代一显规模，然对宋代书法影响不小。

唐代书法艺术，可分初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初唐以继承为主，尊重法度，刻意追求晋代书法的劲美。中唐不断创新，极为昌盛。晚唐书艺亦有进展。唐代最高学府有六种，即国子监、太学、四门学、律学、书学、算学。其中书学，专门培养书法家和书法理论家，是唐代的创举。唐代名家辈出，灿若繁星。如初唐的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中唐的颜真卿、柳公权等，都是书法大家。晚唐有王文秉的篆书，李鹗的楷书和杨凝式的“二王颜柳”余韵。

公元九零七年，割据者朱全忠灭唐，建立后梁，由此历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称五代。由于国势衰弱和离乱，文化艺术亦呈下坡之势。书法艺术虽承唐末之余续，但因兵火战乱的影响，形成了凋落衰败的总趋势。五代之际，在书法上值得称道的，当推杨凝式。他的书法在书道衰微的五代，可谓中流砥柱。另外还有李煜、彦修等有成就的书家。至此，唐代平正严谨的书风已告消歇，以后北宋"四家" 继之而起，又掀起了新的时代波澜。

两宋时期：宋朝书法尚意，意之内涵，包含有四点：一重哲理性，二重书卷气，三重风格化，四重意境表现，同时推扬书法创作的个性化和独创性。这些在书法上有所体现，如果说隋唐五代的尚法，是求工的体现，那么到期了宋代，书法开始以一种尚意抒情的新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这就是要墀书家除了具有“天然”“工夫”两个层次外，还需具有“学识”即“书卷气”，北宋四家一改唐楷面貌。直接晋帖行书遗风。无论是天资极高的蔡襄和自出新意的苏东坡，还是高视古人的黄庭坚和萧散奇险的米芾，都力图在表现自已的书法风貌的同时，凸现出一种标新立异的姿态,使学问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并给人以一种新的审美意境，这在南宋的吴说、赵佶、陆游、范成大、朱熹、文天祥等书家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然南宋书家的学问和笔墨功底已不能和北宋四家相比了。宋代书法家代表人物是苏、黄、米、蔡。

元代时期：元初经济文化发展不大，书法总的情况是崇尚复古，宗法晋、唐而少创新。虽然在政治上元朝是异族统治，然而在文化上却被汉文化所同化，与宋不拘常法的意境追求不同，元朝之意表现为刻意求工的形式美的追求，所以苏轼标榜的是“我书意造本无法”，赵孟俯鼓吹的是“用笔千古不易”前者追求率意之意，后者强调有意之意。元朝书坛的核心人物是赵孟頫，他所创立的楷书“赵体”与唐楷之欧体、颜体、柳体并称四体，成为后代规范的主要书体。由于赵孟頫的书法思想绝对不逾越二王一步，所以，他的书法对二王派书法的精髓处颇有独到的领悟，表现为“温润闲雅”“秀研飘逸”的风格面貌，这也和他笃信佛教、审美观趋向飘逸的超然之态获得一种精神解脱有一定联系。在元朝书坛也享有盛名的还有鲜于枢，邓文原，虽然成就不及赵孟頫，然在书法风格上也有自已独到之处。

他们主张书画同法，注重结字的体态。纵观元代书法，元代书法的特征是“尚古尊帖”，其成就大者还在行草书方面。至于篆隶，虽有几位名家，但并不怎么出色。这种以行、草书为主流的书法，发展到了清代才得到改变。

有元一代书风，仍沿宋习盛于帖学，宗唐宗晋，虽各有其妙，亦不能以一家之法立于书坛，较之文学，绘画等艺术门类，尚显冷落无成得多。

明代时期：明朝书法的发展表现为三个阶段：明初书法“一字万同”，“台阁体”盛行。沈度沈粲兄弟推波助澜将工稳的小楷推向极致。“凡金版玉册，用之朝廷，藏秘府，颁属国，必命之书”，二沈书法被推为科举楷则。明初书法家有擅行草书的刘基、工小楷的宋潦、精篆隶的宋遂和名满天下的章草名家宋克与祝允明、文徽明、王宠“三子”。明中期吴中四家崛起，书法开始朝尚态方向发展。祝允明、文徵明、唐寅、王宠四子依赵孟頫而上通晋唐，取法弥高；笔调亦绝代，这和当时思想观念的开拓解放有关，书法开始迈入倡导个性化的新境域。晚明书坛兴起一股批判思潮，书法上追求大尺幅，震荡的视觉效果，侧锋取势，横涂竖抹，满纸烟云，使书法原先的秩序开始瓦解；这些代表书家有张瑞图、黄道周、王铎、倪元瑞等。而帖学殿军董其昌仍坚持传统立场。

清代时期：美学主潮以抒情扬理为旗帜，追求个性与发扬理性互相结合，正统的古典美学与求异的的新型美学并盛。清代书法的总体倾向是尚质，同时分为帖学与碑学两大发展时期。明末书坛的放浪笔墨，狂放不羁。

愤世疾俗的风气在清初进一步延伸，如朱耷、傅山等人的作品仍表现出自我内在的生命和一种不可遏止的情绪。这一点在中期“扬州八怪”的身上又一次复现。与此同时，晚明的帖学传统也同时进一步光大发扬，姜英、张照、刘墉、王文治、梁同书、翁方纲等人在刻意追尊帖学传统，力图表现出新面貌，或以淡墨书写，或改变章法结构等。

但由于帖学长时期传承，未有很好地加以清理，认识，调整，某种积弊也日益加深，这就使帖学的颓势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正此时，金石出土日多，士大夫从热衷于尺牍转而从事金石考据之学，一时朝野内外，学碑才趋之若鹜，最后成为清朝书坛的发展主流，加之阮元、包世臣、康有为大力张扬，碑学作为一种与帖学相抗衡的书学系统而存在。当时著名的书家如金农、邓石如、何绍基、赵之谦、吴昌硕、张裕钊、康有为等纷纷用碑意写字作画，达到了尽性尽理、璀璨夺目的境地，可谓是中国书法文化的一大景观。

如果说，帖学家们力图寻找质的愿望没有实现的话，那么这种愿望在碑学那里实现了。

传统不是僵死的，传统是生生不息的，流淌到每一个人身上。传统也可以发展，因而传统与现代不是二分对立的，而是可以并立的，传统与现代的并立可以使传统不断转化，现代不断吸收传统，那么中国书法才会有新的未来。

今天的书法，在书坛走向多元化的今天，书法艺术升华到观念变革的高层次，这无疑是迈了一大步。

书法现代性并不是简单地取决于书法艺术的形式、结构、线条等外在面貌，而是取决于内在精神的现代化。书法现代性的精神是指当代书法艺术所体现、传导的现代社会的价值趋向。

也许有人要问，历代文人书法均有所尚，那么当代文人书法又尚什么呢？有人说，当今书法尚一切可尚。这么说，其实就是无尚，等于未说。应该说价值取向是无时无事不有的。既然如此，当代文人书法应有所尚。

是啊，当今文人书家们无时无刻不在继承探索追求创新进取。大家有没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呢，当今书坛可是热闹得很哪；而且各地书家风起云涌，欲领风骚，然尚未形成主流趋向。原因何在呢？

新中国虽然业已成立六十余载，可文革十年文人书法可谓断裂矣。改革开放大快文心，文人书法尚处于恢复阶段，继承犹未及，老一辈们力不从心，新生代们内功修为尚欠，笔力何其绵软。文人书法发展道途犹漫漫。（文/胡玉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