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郭嵩焘把江忠源引荐给曾国藩时，曾国藩是拒绝的。那是1844年，那时郭嵩焘26岁，江忠源32岁，曾国藩33岁。33岁的曾国藩，任职于京师翰林院，名声显赫，由于年轻位高且此官位又是曾国藩通过自身努力、一路学而优则仕而得来的，故此在当时曾国藩可称得上是京师应试才子们的绝佳学习榜样。26岁的郭嵩焘，虽然在他们中间年纪最小，但也曾经做过浙江学政幕僚，亲眼目睹了鸦片战争，所以也应算是见过世面、开过眼界的人了。郭嵩焘与曾国藩均为湖南人，早年相识于长沙，因为“三观”相近，所以他们很快就走到了一起。这次，在北京，郭嵩焘把江忠源带到了曾国藩的门前，想必郭嵩焘是相信自己的眼光的。而江忠源又是何许人也？江忠源，湖南新宁人，1812年8月出生于一个秀才家庭，年幼时的江忠源，聪明伶俐，虽有点离经叛道但终归还是读书有成，15岁时，江忠源如愿考上了秀才。但考上秀才后的江忠源，却变得不那么中规中矩了，据说江秀才特喜欢赌博，且赢钱时对冶游（嫖妓）也颇感兴趣，这对读书人来说，就有点不成体统了，江秀才因此也成了读书人眼中的另类，一般的秀才自然不愿与他为伍。但江秀才就是江秀才，一般的秀才哪能和他相比，同样，一般的赌徒也无法与他相提并论。从赌博中江忠源历练了睿智果敢的性格，混迹赌场也成就了他广结友缘的心态，当然，虽经赌事，可江忠源却始终揣着一颗报国安民的初心，否则，他也成就不了他今后的事业。25岁时江忠源考上了举人，随后赴京师参加进士考试。也许是秉性使然，贪赌好玩的江忠源在通往进士殿堂的考途上显得磕磕绊绊，第一次参考就名落孙山。落第后江忠源留京，开始了他的第二次进士参考征程，按理说，备考的同学应多以书本为伴，终日要做的事也是读书码字，可江忠源却不是这样，赌博、四处交友倒成了他行为的主要选项。江忠源交友，是真心相交，只要是他看得上的朋友，一定侠义相助，朋友有难，第一个出手而援的只会是江忠源，由此江忠源在朋友圈里就显得比较抢眼了。当然，在读书人眼中，江忠源的这种性格多不被认可，他留给他们的印象是：不务正业、吊儿郎当。关于他的流言，也因之四处而起。

至于江忠源是怎么认识郭嵩焘的，史书上没说，但可以肯定的是：郭嵩焘与江忠源相处后，江的胆识及为人处事一定使其感到眼前一亮。郭嵩焘目睹过鸦片战争及其失败，对失败的原因应该有一认识，鸦片战争的失败，除保障上下信息畅通、单兵勇敢与协同作战的作用发挥、指挥在统一框架下运作的制度设计比不上洋人外，大清在武器技术上、关键位置用人上也出现了严重问题。在用人方面，在“重满抑汉”的原则下，在考试内容单一的“科举制”下，再加上中国社会固有的“舆情大于法情、关系重于程序”意识观念，使许多能力、胆识及品质千差万别的满人、读书人被充斥到了大清的政权组织机构里面，这样的一个大清，“木桶理论”的适用无处不在，对外的力量表现必然是鸦片战争的失败。面对大清诸多的问题，郭嵩焘当然无能为力，但最起码的，在关键位置上那个人的胆识、人品得过得去，于这一点上，郭嵩焘深以为然。而江忠源的胆识、人品，正符合了郭嵩焘的预期，所以郭嵩焘决定让曾国藩也认识认识江忠源。接到江忠源的名帖，曾国藩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摇头，对江忠源的大名，他早有耳闻：新宁秀才、老乡、不喜读书、不做学问、泼皮无赖、浪迹江湖。虽然侍郎黎椒乔曾赞许过这个人，说他是个忠勇之才，可谁知道是真是假，这世上吹牛装样的投机分子不在少数，许多泛泛之辈都是在见了之后大失所望，一天和这样的人打交道岂不无趣。曾国藩此时的官位为翰林院侍讲，从五品级别，以他的这一身份，其朋友圈的层次不会低，他的朋友除郭嵩焘外还有刘蓉、欧阳兆熊、唐鉴、倭仁、吴廷栋等，这些人不是理学高手就是意见领袖，不是官员就是名士，个个颇有来头，反观江忠源，就是一京城浪人，层次明显不在一个级别。“把他赶走算了。”，曾国藩想毕吩咐门子。这个门子倒也直道，直接跑到门前就对江忠源说：“主人说你是个无赖秀才，没空见你。”。江忠源来见曾国藩之前，对曾是充满敬佩的，因为他位高权重且又在湖南人的圈子里名气颇大，结识这样的一个人，对江忠源来说很有必要，可没想到第一次求见就吃了闭门羹。遭到门子这么一抢白，江忠源根植于内心的性子也上来了，资料上称：江忠源闻言后，苦笑并大言：“我是有过不良，但哪有拒人改过的曾国藩？”，随后他决定等，意思就是一定要求见。门子见了这情形，只得又进府去禀告曾国藩。听了门子的陈述，曾国藩倒有点诧异：“这个江忠源还算是个有点个性的人，那就见一见他吧。”。随后他下令门子让江忠源等进来。于是，1844年，当时的“京城榜样”与“学圈另类”见面了。江忠源和曾国藩见面后谈了点什么，史料上着墨不多，只是说：“公（江忠源）与语市井琐屑事，酣笑移时”。即双方谈的都是些街巷小事，可笑声不断，谈兴甚高。江忠源与曾国藩这次谈话的具体内容到底是些什么，已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这次谈话，使曾国藩对江忠源的态度发生了逆转，据此曾国藩还得出江忠源是个人才的看法。

曾国藩从一介平民书生步入官场，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这很符合中国的传统：从小做学霸，尊重老师，虚心接受培养，严于利己、宽以待人且品学兼优；长大后再以优异的成绩，在一片赞誉声中叩开体制内的大门。进入体制内后，曾国藩本色不改，其的“治国安民”意识、“温良恭谦让”品性迅速被朝廷发现，进而得到“坐火箭式升官”的赏赐。但曾国藩虽身居高位，可却也算得上是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几个清醒人物之一，1844年的大清，外患内忧，官民矛盾严重。由于顶层设计的迂腐，大清的产业结构落后，资源配置机制僵化，再加上官府对官民利益分配、民间利益诉求所持的态度多为倾斜盘剥、加码控制而不是“帕累托最优”，所以民怨颇深，致使整个大清处于一种看似风平浪尽，实则暗流涌动的态势。囿于历史条件，曾国藩还看不到大清社会问题的深层次原因，但以他的清醒，他隐约已有预感，大清一定会有动荡，只是多少尚未得知，而深受封建思想教育影响的他出于对维护社稷稳定的考虑，也常想找到和认识一些志同道合的能人，在这个时候，他遇到了江忠源，短短二个小时的会谈，江忠源的智慧、胆识、义气深深地折服了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三观”完全相同，对社会都有着一致的远见卓识。之后，曾国藩迅速做出决定：将江忠源拉人体制内。历史证明，他的这一决定完全正确。

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大清遇到了来自中国民间精英的挑战，在开始的时间里，太平军攻城略地、过关斩将，而腐败的大清军队则是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在这个时候，江忠源临危受命，组织湘勇拼死一搏、力挽狂澜，全州蓑衣渡一战，击毙了太平军主将“前导副军师”南王冯云山。冯云山的死，意味着太平天国夺取天下的运动变成了一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教师出身的冯云山，是太平天国民众真正的“众心之王”，正是在他的一手组织下，太平天国运动的核心群众基础得以了建立。早在1847年，冯云山酝酿运动时被捕，为救他，桂平县平在山受他教化的食不果腹、衣不遮体的烧炭农民们自发组织起来，宁愿全家忍受更大的饥寒，也要每卖出一百斤炭就抽出一部分的炭钱积贮起来以用以救赎冯云山，其在太平军心目中的份量，由此可见一斑，他的逝去，对太平天国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用任何估值模型都无法予以估量。击毙冯云山，江忠源着实立了一功。在与太平军搏杀的短短几年中，江忠源的指挥才能得以了充分发挥，充分证明曾国藩的眼光独到，他没有看错江忠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