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同治中兴，被屈辱史观遮蔽的一面

为什么一定要从秩序失衡的视角来谈同治中兴呢？因为按我们惯常的经验来看，一个王朝得以中兴的基础最起码要是财政和军事权力愈发集中在中央且内外秩序重新集聚回帝国过去的均衡状态。可同治中兴发生时的背景却不是这样，左宗堂西征和灭太平天国这两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就都是恰逢大清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之际。

那么问题来了，左宗棠西征的军费是如何凑出来的？一系列秩序失衡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什么意义上的消极和积极影响？在今天的视角下，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内化于世界的中国呢？

今天的书摘就尝试解释上述问题。

△太平天国战争

伴随着现代力量从海洋上的到来，困在低水平均衡当中的大清开始遭遇一系列的困境，先后有几场大的内/外战争将脓包捅破，让仍然沉浸在幻梦当中的帝国悚然惊醒。

太平天国战争（第二次鸦片战争不过是此间的一个插曲）打破了多元帝国汉满蒙回藏诸要素之均衡，甲午战争打破了东亚世界之秩序均衡，庚子战争将始自太平天国时期的央地关系失衡发展到最深刻的状态，而这还没算上其他一系列小一些的战争。

在这一系列均衡被打破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行为主体从帝国层面逐渐向下沉降到地方层面，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瓦解；但这也使得被官僚帝国长期压制的个体之道德主体性，获得了发展的可能。

在“伦理-官僚世界”当中已经日渐僵死的帝国，在此过程中打开了进入“政治世界”的窗口——当然，这离进入“政治世界”还非常遥远，中国才刚刚进入唐德刚先生所说的近代转型的“历史三峡”，但这是重要的起始一步。

△厘金制度——自流通环节税收

一系列动荡带来的失衡，就帝国的统治秩序而言，首先体现在财政层面。由于前文所述的国际货币市场上白银流动的变化，催生了太平天国起义，而帝国财政也正因白银问题处在困窘当中。

1848年，一位御史曾说：“国家岁入有四千余万两之额，近日欠款，每年几及三分之一。”在太平天国初起之际的1852年，帝国岁入甚至仅及1850年的60%。待到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帝国最富庶的区域大半入其囊中，大清的财政便走到崩溃边缘。

帝国的正规军队八旗和绿营在太平军的攻势下不堪一击，朝廷不得不死马当成活马医，寄希望于曾左李胡等对于乡勇的训练。国库也没有军饷可以下拨，只好允许他们在地方征收厘金以为军用。厘金原本是个临时财政手段，但在平定太平天国后，由于国用不济，遂转成为常规的财政收入。

这是帝国财政制度的一个巨大变化，从主要依靠来自土地的税收，开始转向主要依靠来自流通环节的税收。一旦出现这样一种转型，则帝国重农轻商的态度便不得不逐渐做出调整，否则难以获得足够的税收，这也使得近代性的政治和法律转型成为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事情。

△大清帝国发行的流通货币

为了平定太平天国，帝国政府被迫允许地方政府铸造大钱（高面额铜钱），以便筹集财政费用。各地方铸造局都从本地财政状况出发铸造大钱，带来了地方财权的分立和通货发行的地方化趋势。

民间金融机构对于地方政府的财政“协力”变得非常重要，其后果便是，民间进一步获得了独立于帝国政府的空间。对于地方政府来说，最大的财源是货币铸造。到辛亥革命前夕，统计数据显示，地方发行通货的数额以湖南为最高，其次为湖北，两地铸造规模相去不远；其下的江苏、河北（天津）、广东、浙江、福建等亦较其他省为多，但是与两湖相比，都有着数量级上的差异，这带来了地方自主性能力的差异。

前文曾述及，汉口作为滇、黔方面的银、铜、铅等币材向外转运的最重要中转站，曾是帝国的私钱中心，这样一种地理之便同样使得它在地方政府铸钱时有着最优越的位置。辛亥革命首义于武汉，偶然当中，也有必然，倘无足够的货币作为军费支撑，首义是难以坚持下来的。

在太平天国即将平定之际，1854年在上海设立的海关被设置为大清的帝国海关，并依此改造了其他各地的海关，成为帝国新的重要财政来源。在乾嘉年间，海关收入只占帝国财政收入的2%强，道光年间也只占约5％，1860年代即上升到百分之十几，到1880年代上升到约20％，1887年之后到甲午战争之前，稳定在帝国收入的1/4左右。但海关对于帝国财政来说，最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融资机制。

△大清中华帝国政府对外借款金债券

1867年，左宗棠西征之际，国用不足无以为军资，遂在帝国历史上第一次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此后左宗棠又先后几次如此借款，最终完成了对于西部边疆的平定。

帝国政府此后也曾多次以类似的借款方式解决财政问题。而外国银行发放的贷款并不是靠自己的本金或存款，而是以在伦敦市场发行债券的方式筹资，挣取息差，再利用大清银价与西方金价在汇兑上的差价来赚取利润。

意识到这种汇兑上的损失，帝国政府遂也以类似的方式尝试向中国商人借款。主要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帝国在1866-1883年间的此类借款达到1165万两，占到军需的10.8％,超过了商人所纳的无偿捐输的总额。

△执掌中国海关48年的英国人赫德

海关得以成为帝国的财政融资所需的信用基础，里面有两个核心要素值得提及。

一是大清在炮舰逼迫下开埠之后，外贸规模大幅增加，从而使得关税征收额不断走高，得以作为一个足够大的信用担保。倘若关税额仍然维持在乾嘉年间的小规模上，则这个担保物是不存在的。这里面的一个衍生效应是，大规模的进出口，也拉动着帝国内部的贸易发展，从而使得对厘金的征收额也大幅上升（在1901年约占到帝国财政收入的18％）。

另一方面，是帝国海关系由英国人赫德掌管。赫德以其专业性赢得了帝国政府和西方金融市场的双重信任，才使得以海关收入做融资担保可以获得伦敦金融市场的信任。以帝国海关为中介，基于多年的远洋贸易和工业革命而发展起来的西方金融市场，与东亚大陆帝国的国运被联系了起来。

这从财政和军事的角度证明，从此之后，东亚大陆帝国的秩序生成线是基于海洋-中原关系了；而左宗棠平疆赖于汇丰银行的贷款，以此为内亚地区提供秩序，也说明了，中原-草原关系就此转为秩序的传播线。

今日要点总结

1）太平天国战争和庚子战争打破了大清帝国的内部秩序，甲午中日战争打破了外生于大清的东亚秩序。三场战争使大清的帝国幻梦成为了泡影。

2）严重失衡的央地关系（中央－地方）一方面导致了大清帝国的瓦解，但另外一方面也给被官僚帝国长期压制的个体之道德主体性注入了全新的发展空间，并为近代中国的第一步转型铺平了道路。

3）太平天国对统治秩序造成的致命挑战倒逼出了大清以收厘金为代表的财政制度转型。整个过程松动了帝国根深蒂固的重农轻商态度，为筹集平定太平天国的财政费用，大清被迫允许地方政府铸造大钱；一系列举动不但直接推动了地方及民间相对于中央政府的独立生存空间，而且还为近代性的政治和法律转型铺平了道路。

4）左宗棠西征之时，恰逢大清政府财政状况捉襟见肘之际，无奈之下，大清政府只得一手以海关税收为担保向外国银行借款，另一手发行债券从中国商人那儿借款，来补充左宗棠西征的军费。

5）五口通商带来的不断走高的关税征收额以及赫德对海关的专业化管理加固了大清海关在帝国融资上所需的信用基础。这个过程开起了西方金融市场和东亚大陆帝国之国运共生演化进程，从此中原－海洋关系变成了东亚大陆帝国的秩序生成线，中原草原关系变成了秩序的传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