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为贯彻“大东亚会议”，以与日本“紧密提携”、“共存共荣”，汪精卫在沦陷区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汪精卫

政治上，汪精卫对沦陷区人民进行欺骗宣传，鼓吹“大东亚会议”是强者对弱者扶助的会议，是东亚民族为其生存独立而奋斗的会议。对重庆政府，汪精卫一面公开劝说“重庆方面极力反省”、“毅然来归”，一方面积极进行诱降活动。1944年4月初，由周佛海委派国民党在上海的情报人员葛湛侯去重庆，向蒋介石转达日本关于实现“中日全面和平”及“蒋汪联合反共”的意见。与此同时，汪精卫“国民政府”为“肃正思想”、“保障治安”，进一步加强了在沦陷区的“清乡”反共活动。周佛海会见胡宗南驻沪代表洪复礼，讨论联合反共和阻止长江南北两岸地区新四军发展问题，并在上海附近修筑了长达50多公里的封锁线。为了把“清乡”地区变为“大东亚作战前线”，周佛海下令汪伪政府保卫部门“移重点对付共产党”。汪精卫在病榻上奄奄一息之际，仍发表书面谈话，声称要“拿出热诚和力量与盟友共同奋斗”。经济上，汪精卫“国民政府”为日军在沦陷区想方设法筹粮筹款，搜集战时物资。汪精卫在上海召见金融、实业、教育、文化界人士，呼吁他们“鼓起责任性，增加负担力，实现同盟条约”。

1944年春，汪伪财政部规定在南京、上海等15个县市征收战时消费特税，税额4％至40％不等。不久又在沦陷区发行了总额6亿元的建设公债。1944年3月，汪精卫赴日就医前，特聘请日方小正恒为汪伪最高经济顾问，以利日军更好地控制、利用沦陷区经济。5月8日，汪伪“米粮统制委员会”撤销了日伪分区采购粮食的规定，为日军在沦陷区任意掠粮，提供方便。

汪伪国民政府

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因病毙命，根据日本占领军方面的意见和汪精卫生前安排，陈公博继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等职务。陈公博上台后，一方面公开宣称：要以汪精卫“手定之政策”为他奉行之政策，一方面私下散布“我不称主席而代主席，是我对重庆方面表示的一种姿态。汪先生上演的这台戏，已近尾声，所谓人亡政息，应该结束了。我来继位，是来办理收场的，不是来继续演出的。”他以所谓“党不可分，国不可分，国必统一”作为逐步结束汪伪政权的执政方针。

但是陈公博的“收场”没能摆脱充当日本鹰犬的地位。他和周佛海一起充当日本侵略者对重庆的“诱和”工具。陈公博主动向日本方面建议，让重庆担任日美战争的调停者。但由于日本将进行调停和结束战争的希望放在苏联政府身上，陈公博白忙了一场。为了给自己留下一条后路，陈公博在“收场”过程中将主要精力用于与重庆当局的联络上，并以调整伪政权的军事布局、默契反共作为日后给重庆方面的见面礼。但是这一切尚未部署完毕，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翌日，陈公博在慌乱中宣布“国民政府”解散。

陈公博战胜利后，陈公博、王克敏、周佛海等日本扶植下的汉奸傀儡政权，随着其主子的失败而土崩瓦解。汉奸伪政权头目均被捕受审。卖国求荣者永远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