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日军南侵，在喜峰口长城受阻。二十九军以中式砍刀对付日本刺刀，肉搏战几度占优。”

——徐皓峰《刀背藏身》

“沈阳事变到现在，华北就没安静过……像你今天火车误点的事，经常发生，尤其是长城战事之后……你没听说？就上个礼拜，二十九军撤出了丰台……”

——张北海《侠隐》

历史上的“长城抗战”爆发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三月，占领榆关与热河的日军得寸进尺地进犯长城一线，以29军为代表的中国军队在喜峰口、罗文裕、古北口、冷口等地同侵略者殊死搏杀，并触发了大规模的白刃战。

及至“七七事变”之前，驻守平津河北同发动全面战争的日军短兵相接的仍是29军，南苑战役中以身殉国的佟麟阁、赵登禹将军是29军将领，抗日名将张自忠、冯治安、刘汝明也均出自于这支西北军部队。

可以这样讲，29军的抗战军史就是半部“局部抗战”史，与之相关的传奇与悲怆，原本应当是诸多文学作品与影视作品改编取材的对象。但囿于意识形态的复杂因素，29军的名目却很少出现在今人的视野里。屈指可数的影视作品，也不过是香港导演张彻的电影《八道楼子》（1976）以及连奕名执导的那部叫做《大刀》（2007）的电视剧，在杨树鹏的导演处女作《烽火》（2008）里，张涵予也饰演过一名29军的低级军官，辨识物便是角色身背的红绸大刀。

电影《八道楼子》（1976）

在大众的认知中，这些作品仍然流于小众、相对沉寂。

直到近年度的两部华语大片《邪不压正》和《刀背藏身》的抛头露面，才使得电影工作者从历史尘埃中打捞经典的叙事稍稍回到正轨。

连奕名执导的电视剧《大刀》（2007）

作为徐皓峰第四部导演作品的《刀背藏身》于2016年末便已杀青，先后获得了第41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最佳艺术贡献奖和第5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包括最佳改编剧本等诸多奖项在内的四项提名。

这部令人备受期待的徐氏硬派武侠片的公映档期，却如徐皓峰本人的第二部作品《箭士柳白猿》一般一推再推，去年4月份甚至曝出“放弃导演署名权”的风波，至今确切的公映日期仍是一个谜。

《刀背藏身》还在鞘里藏着，姜文的鬼才之作《邪不压正》则率先一步拔刀出鞘。

《刀背藏身》剧照

与徐皓峰英雄所见略同的是，“四年磨一剑”的姜文这次取材的元素也与29军的历史相关。

电影改编自旅美作家张北海的小说《侠隐》，这本非典型武侠小说不仅是作为29军后裔的作者向抗日父辈致敬的代表作，同时夹杂了浓重的充满个人回忆的老北平情结。

虽然经过姜文再创作的《邪不压正》的重心是放在了习武少年李天然的爱恨情仇上，但故事发生的背景，却仍与那支历史纵深处的西北军旅密切相关。

张北海与《侠隐》

钟情武侠的徐皓峰与精通历史的姜文，此番都聚焦到了同一个未被充分发掘的IP上，这在我看来绝非巧合。

原因大抵在于，29军的抗战历史太过于戏剧性，大豪情与大悲情全裹在里面：谈到喜峰口、罗文裕，那是“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喝饮匈奴血”；谈到奇袭铁路桥，那是“卷旗夜劫单于帐，乱斫胡兵缺宝刀”；再谈到南苑失守，那是“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要熟悉29军的历史，才能真的感受到《刀背藏身》里的“山雨欲来风满楼”和《邪不压正》里的“黑云压城城欲摧”。

29军的前身是“西北军阀”冯玉祥的起家部队——独立混成第16旅，民国十九年（1930）“中原大战”后，西北军退入山西的残部被兵马入关的张学良奉蒋中正之命收编成军，即为29军。29军实际上是西北的子弟兵，但战斗序列上却隶属于东北军，张学良为了安抚人心，还亲自将自己的军刀授予时任29军军长的“冯氏五虎将”之一的宋哲元。

这支部队的装备极差，尤其是在宋哲元把控大沽造船所（始建于清光绪元年，光绪十七年起开始生产军火）之前，这支旧式军队的武器中仍旧存在大量的冷兵器——大刀。它不仅装备是旧的，连人都是“旧的”，此中将校接受过军校训练的人少，多是行伍出身。

像“喜峰口大捷”中立下头功的132师师长赵登禹，本身就是精通几门北方拳术的练家子，战地军史中亦有手刃十数名日本官兵的记录。徐皓峰《逝去的武林——一代形意拳大师口述历史》一书中曾提到过一位和形意门名师尚云祥切磋武艺的国军军官，根据口述者李仲轩的描述，恰似全面抗战爆发不久便在南苑战役中牺牲的赵登禹。这位具备武术功底的29军的一代名将，也正是徐皓峰电影《刀背藏身》里那位比刀军人的原型。

《刀背藏身》剧照

正是因为装备差，所以29军不得不重视格杀技与冷兵器，还动辄请武术名家来部队指导杀人技。本是作为29军官兵对于手榴弹、驳壳枪和汉阳造无奈补充的“破锋八刀”，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反侵略战争中中国军队克敌制胜的法宝。

“长城抗战”时，挥师北进的宋哲元留下过“敌有大炮，我有大刀”的豪言壮语，这番情景玩砸了可就是重蹈僧格林沁蒙古骑兵在洋枪洋炮面前全军覆没的悲剧。然而，宋将军麾下的官兵撸起袖子之后也确实没让他失望，在喜峰口和罗文裕将擅长拼刺刀的日本关东军砍得鬼哭狼嚎，算得上是整个抗战过程中白刃迎敌时少有的不吃亏的中方力量。

29军大刀队

要知道29军的大刀虽好，但白刃战的结局永远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或者是鲁迅先生在杂文《以夷制夷》中形容的那句“我斩敌二百，敌斩我二百”，“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的下一句也永远是“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当时的诸多媒体和今天媒体的毛病又极为相似，那便是夸张起来就把理性扔到一边，动辄冠以“大刀报国”的宣传标题，更是闹出过后方民众将募集来的款项全部用来购置大刀的荒诞场面，好像军工厂只要批量生产足够多的大刀就能“御敌于国门之外”了。

不管怎么说，“长城抗战”后的29军确实打出了声威，也得以在北方逐渐做大做强。及至“七七事变”之前，宋哲元麾下已经拥兵十万，结合当年一个步兵师10923人的人数合计，29军一个军的规模就相当于建制齐整的中央军的一个集团军，阵势不可谓不庞大。

然而人数再众，29军却仍旧势单力薄。电影《邪不压正》里那个“七七事变”前夜的北方大陆，表面上在媾和协定的作用下风平浪静，暗地里早已是一片犬牙交错的修罗场，平衡随时可破，艨艟随时会翻。

电影《邪不压正》剧照（2018）

民国二十二年（1933）的“塘沽协定”、民国二十四年（1935）的“秦土协定”与“何梅协定”虽然暂时停止了更大规模的战事，但它们同时也耻辱性地默认了日本对于“东四省”的占领，且将连同绥远省、察哈尔省在内的北中国的门户彻底洞开。

尤其是南京代表何应钦同华北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签署的“何梅协定”，堪称是日后华北危局的一颗定时炸弹，它使得国民政府北方的实权机构被清理，以于学忠为首的鹰派大员被撤换、反日团体被取缔、中央军也尽数撤出华北。

“何梅协定”之后，中日双方在华北的军力逐步转化成“日方不断派军而中方驻军受限”的畸形态势，属于“中国军”但不属于“中央军”的29军成为了一支彻底的孤军。

在最关键的时候，旧军阀出身的宋哲元却始终处于国家大义与粮饷地盘的两难选择中，一面委托张自忠等人与日军虚与委蛇，一面又拒绝南京方面暗渡陈仓式的调兵遣将。

直到大汉奸潘毓桂将情报出卖给日军；直到南苑失守、佟麟阁、赵登禹相继殉国；直到平津沦陷，29军仓皇出逃，宋哲元仍然幻想着事变能够和平解决。昔日的抗日名将，不是输给了敌人武装到牙齿的战力，而是输给了内心对于权力的贪求。

南苑阅兵的宋哲元

平津陷落后的8月中旬，南京方面将29军扩编为冯治安的77军、张自忠的59军和刘汝明的68军，并委任虚职在肩的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指挥自己的西北军旧部镇守津浦路沿线。宋哲元的兵权被剥夺，各部之于冯玉祥的关系又是尾大不掉，如此矛盾重重的局面，终于使得29军收获了彻底的败局。

正是在29军于津浦路一溃千里的历史前夜，文艺工作者麦新在上海创作完成了以29军抗日事迹为题旨的《大刀进行曲》，希冀以此振奋世道人心。歌词这样写道：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抗战的一天来到了！抗战的一天来到了！

很少有人知道，歌词第二句里的“全国武装”，其初稿写得正是在全面抗战伊始便辙乱旗靡的“二十九军”。围绕着这支抗日铁军的暗流涌动的三十年代，个中的辛酸仓皇、悲情荣辱、侠气寒光、奇情幻影，尚待今人更为细致与充分的品咂与发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