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看《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对秦制的追述，可以有一个不再自相矛盾的解释，正确的符合句式的句读如下：又加月为更卒，已复（傅）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

秦汉史专家张金光先生曾专文辩证“更数”问题，认为“六更”为服役1个月、休5个月的观点违背了“月为更卒”的基本底线，其他专家解析该问题也有类似的坚持。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秦代《戍律》原文明晰，为“戍者月更”，这个叙事角度是从政府用人的公文出发的制度原则，即戍卒一月一换，而非“1个戍卒只有1个月”；而《汉书·食货志》中董仲舒的话，“月为更卒”之前，还有“又加”二字，正确的理解应该是：

秦国律法每年均累加数月，即“数更”为更卒之役，百姓黔首傅籍为正（或称正卒）之后，除了郡县本地的徭使外，还要一年出外徭一次一个月，本年为屯戍，下年则为力役。

这样，在法律层面上，所有“三更”的百姓黔首，都是践更3个月、居更6个月，过更（或称免更，习射免徭一更）3个月，正好是“三十倍于古”，则董仲舒表述中的内在矛盾可解。

而之所以默认是“三更”，依据有几个：

1，“疲癃”（也作罢癃）非战伤者致残的优免政策即“四更”，而秦汉律法“疲癃”的概念广泛，既包括现代意义上的残疾，也包括身高不足法定标准的男、女，所以，四更已经相对正常编户民为优惠，则只剩下“三更”、“二更”和“一更”三个选项；

2，在更卒之役外，仍需为编户民保留行程时间和农业生产时间，至少理论上要不伤农时，否则“耕战”也就无从谈起，那么，“一更”即每月服役毫无可能性，“二更”即服役1月，休息1月，农时完全无法保障，仅仅春夏秋三季即需服役4次，同时，往返时间仅剩1个月，则可徒行到达的距离仅为80里*15天=1200里，重车可到达的距离为50*15=750里，太近，至少里耶秦简所见的城父县到迁陵县的更戍，一出发就必然失期了；

3，秦汉之际，已知文献记载，并无废除《徭律》、《戍律》的特别说明记载，只见于汉文帝十三年废除了“戍卒令”，这个“令”或为吕后五年八月颁布的“令戍卒岁更”的诏令，从《戍律》（《二年律令》未见相关条目，若承秦制则未改）则又是“戍者月更”，也就是说，秦汉编制“卒更簿”和编排徭役的基本原则应该变化不大，汉武帝时代的《南郡卒更簿》中最重的“三更”，也就是两代通行的政策之上限。

而结合三国时人如淳的表述，则体现了汉武帝后到东汉末数百年间制度的变迁：律说，卒践更者，居也，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食货志曰：‘月为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此汉初因秦法而行之也。后遂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逋，未出更钱者也。”

这里引述了《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并没有对“一岁屯戍”、“一岁力役”提出质疑，东汉初年人班固也没有提出质疑，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们二位并没有将“一岁”理解为服役一年，而是一年服一个月。

而如淳在上述文字中均引用了“律说”和《尉律》，说明是当时仍可见的法律条目，而我们知道，《汉书·刑法志》早有记载，自汉武帝开始即对律令多有增删：

及至孝武即位……于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

至元帝初立，乃下诏曰：“……其议律、令可蠲除轻减者，条奏，唯在便安万姓而已。”

至成帝河平中，复下诏曰：“……今大辟之刑千有余条，律、令烦多，百有余万言，奇请它比，日以益滋……其与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

这是一个大的趋势，而自西汉至东汉的边防、力役制度的变化，也是越来越专业化、固定化，同样也是一个趋势。

由秦代、汉初“卒更”制度下徭、戍同簿的“三更”，走向徭、戍分离的“六更”，乃至于从《尉律》而不从《徭律》、《戍律》，甚至二者皆废的背景下的“十二更”，同样符合上述的趋势。

具体来说，秦国、秦代、汉初（含汉武帝时代）征发“徭”，即无偿力役的基础文书，就是《卒更簿》，一个基于郡县人口进行划分“更数”的基础统计数据载体，这份账簿应于每年上计时提交中央，中央手中另有全国范围内“外徭”、“更戍”、“屯戍”以及郡县本地兴作徭役的需求数据，根据这些数字，依照《徭律》、《戍律》和相关“令”的原则，制定年度计划，划拨人力。

当然，为了节省行政成本，其中就会以“令”或行政惯例的形式确定某郡“更卒”与某郡“戍卒”之间的固定供需关系，甚至细化到县对县，站在文书轮转的角度，如此确实最省心省力，只需在对应郡县人力数字基础上予以腾挪外县零星数字即可。

形成结论后，即以文书方式下发落实，形成惯例情况下，甚至连上级公文都可以省了，只需要在特殊情况下（农业社会的编户齐民体制下，如非战争、饥荒、大瘟疫，人口变动不会很大）下文简单调整即可。

而吕后五年八月，“令戍卒岁更”，既然未提及变动《戍律》和《徭律》，则《卒更簿》并不受影响，只需照常编制，而将编户民“已傅”后应服的“更卒”之役的“更数”凑足一年后，免除其“岁更”后的历年“一更”即可。

据《二年律令·傅律》：小爵不更以下至上造子年廿岁，大夫以上至五大夫子年廿二岁，卿以上子廿四岁，皆傅之。公士、公卒及士五、司寇、隐官子，皆为士五，畴官各从其父畴，有学师者学之。

不更到上造子，爵位为公卒，20岁傅籍，公卒为66岁免老，服役期46年，其中有4年为睆老期，享受“半其爵徭”，也就是“三更”变“六更”，1年1戍边变2年1戍边。

因汉初人口减少剧烈，假设公卒每年均需戍边，则1年12个月抵12更，即服役后11年不用再来戍边，一个公卒，理论上一生只需要戍边3次（44/12），最后的半次，老病肯定可以申请免除。

等到汉武帝时代，诸多材料都显示实际施行的制度为“戍卒岁更、卫士岁尽交代”，《南郡卒更簿》又现实存在，以其中显示的“三更”所代表的更役负担来说，不可能再增加额外的任务了，所以，相关的免除或抵偿只能在这个簿书基础上完成。故次，“三更”的公卒一年中，因戍边、卫士（外徭）岁役而免去1更。

又因“习射”免去1更，这个活动，应在汉武帝之后参照戍边、卫士的变化，最终整合成为“材官”、“楼船士”、“骑士”的郡国兵“岁役”。

那么，编户民实际上的“徭”的负担，即演化为如淳所说的“律说……居更县中五月乃更也”，即编户民1年备2轮徭使。

此时，屯卒、卫士、郡国兵也真正脱离“卒更”（即广义“徭役”，也即无偿力役的概念），成为专门的兵役义务，和卒更的“徭”形成抵偿关系。

这套法律体系延续到东汉，汉光武帝废除郡国兵，中央军除卫尉所统的二千五百、六百卫士可能为更卒外，其余如虎贲、羽林、缇骑、持戟、北军五校尉等，及各地要冲的屯兵及边疆戍兵，均为“职业兵”。

在此条件下，《戍律》完全失去了意义，但正如劳干先生在《汉代兵制及汉简中的兵制》中的讨论，东汉虽然废除了更卒制度，但军籍依然存在，即汉武帝时代的《南郡见（现）卒簿》这样的簿籍仍旧在文书系统中留存，以备国家有事时临时兴发，而曾经更加重要的《卒更簿》就逐渐消失了。

所以，在作为“兴徭”的基础”“卒更”制度完全弃用的情况下，《徭律》也很难继续施行，随着东汉皇权的逐步萎缩，社会进一步的儒家化，再次减半，最终走向了如淳所说的“后从尉律，卒践更一月，休十一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