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族是辽代的统治民族，契丹族曾试用把本民族的文化作为辽代的主体文化，如把新创制的契丹字作为辽代的官方文字。但是这一努力显然是失败了。辽代各族并没有因此普遍接受契丹文化，而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契丹文化的影响。相反，契丹族却在广大汉族人民的包围中，逐渐接受汉文化的影响，而不断汉化；辽代的奚族、渤海族也不是契丹化，而是汉化。因此在辽代，虽然契丹族是统治民族，但作为辽文化主体的却并非契丹文化，而是汉文化。

辽代壁画

魏特夫反复强调辽朝契丹族对汉文化的抵制。他试图否定传统的说法，而提出契丹族抵制了汉文化影响的说法，并提出了“辽金两个王朝代表征服模式的两个主要亚型，即在文化上抵制的亚型（辽）和在文化上让步的亚型（金）”。然而，只要真正研究过辽金历史的学者就都知道，历史事实恰巧说明了相反的情况：金代统治者曾颁布一系列抵制汉化、维持女真文化的政策，而相反辽代历代皇帝却没有一个曾顽强抵制汉文化的，所以这两种亚型是不存在的。

魏特夫说：“契丹统治家族和贵族频繁地接触他们的汉族臣民，从后者那里吸收了大量的文化因素。但从未放弃他们特殊的、部落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也未放弃他们从前的已延续了几个世纪的传统或宗教信仰。广大的契丹人民继续他们自古以来的游牧活动，他们同汉族农民和城镇人民分开生活，极不愿意用汉族的生活方式、礼仪、文化和文明取代他们的部落生活方式。”

辽带契丹骑士

这也是不符合辽代史实的，史实充分证明，辽代契丹人是在不断地改变他们的政治和军事组织以适应统治广大汉族的需要。他们基本上从传统的信仰——萨满教，转向了信仰佛教，大量史实可证明契丹人在辽代已以信仰佛教为主。契丹人的习俗在辽代也有了巨大的变化，大量接受了汉族的习俗，包括他们的服饰、居住、饮食和丧葬习俗、节日习俗。同时魏特夫所说的契丹族人民继续他们的游牧生活，和汉人分开居住，也是不符合史实的。除了居住北方的契丹人和汉人分开生活外，居住南方的契丹人已和汉人混杂居住，并基本上放弃了游牧生活，而且连北方的契丹人在辽代也已从纯畜牧过渡到半农半牧了。

魏特夫说：“完全的文化混合，显然只发生在社会鸿沟的消失，允许文化鸿沟也消失之时，即在征服阶段告终之时。”这是正确的，民族融合、文化融合必须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契丹族的融入汉族，在辽代并未完成；契丹族的最终融入汉族，是在元代。在金代，契丹文化确实仍表现出不可忽视的生命力，但这否定不了契丹人的汉化在辽代已开始的事实，否定不了最终不是汉族融入契丹族，而是契丹族融入汉族的事实。

辽时期图片

由于在辽代统治范围内，汉族占人口的多数，加上汉族经济、文化的先进性，契丹族融入汉族是必然的趋势。这是所有落后的少数民族征服先进的多数民族的必然趋势。契丹族并未能改变这一命运。魏特夫试图根据辽代契丹族暂未融入汉族，而提出辽代是特殊的征服王朝，是不能成立的。在辽代同样存在着契丹人汉化的事实，只不过尚未完成而已。魏特夫用拓跋魏时孝文改制主动汉化来和辽代做比较，说明前者属主动接受汉文化的渗透王朝，后者是抵制汉文化的征服王朝，也是难于成立的。孝文改制也不是突如其来的，而是拓跋鲜卑从代国到魏近二百年汉化的结果，辽和北魏汉化的基本趋势和过程是一致的。因此，辽文化是以汉文化为主体，而不是以契丹文化为主体。

辽带壁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