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春秋时代人们的观念中，圣人乃是道德和智能极高的人，他们具有非凡的才识，而且仁、智、勇等道德品格兼具。孔子在对人物进行品评时，就把圣人作为自己人格理论中的最高人格。对于圣人，孔子期望极高，在他看来，圣人非一般的“仁”者和“君子”所能比拟，他所处的时代，已不能看到圣人了，不过，圣人也并非无法企及，只要能“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便就是圣德了。在他的心目中，尧、舜、禹、汤、文、武自然就是这种令人倾慕的圣人。另外，孔子所称道的一些“贤”者也与“圣”者具有近似的道德水准，如他以“贤”许之的伯夷、颜回等后来都被称为“圣人”。柳下惠亦复如此，据《论语·卫灵公》记，孔子认为他是贤人，后来，孟子也以“圣”相称，说他是“圣之和者也”。当然，在不同的历史期，“圣”的含义也各不尽同，而春秋以后各代，对“圣”者的道德要求并无大的偏离。

就现有资料而言，孔子对柳下惠的评论可谓无一微词，言语之中充溢着称颂之意。孔子认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论语·雍也》)“中庸”是孔子最高的道德标准。后人注曰:“名日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古训以庸为常，故又曰:“庸犹常也。言德常行也，言常谨也。”(转引自程树德《论语集释》)《苟子·不苟篇》亦曰:“庸言必信之，庸行必慎之。”

柳下惠为人和悦，讲究信诚，言行中于伦虑，根据前述标准，应该说他具备了中庸之德。正因为如此，孔子目柳下惠为贤者，以至于在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两人基本一致。如鲁文公二年，鲁宗伯夏父弗忌跻信公时，柳下惠认为此属“逆祀”，故而持坚决的反对态度，孔子后来批评减文仲，也把他纵容“逆祀”视为其过错之一;减文仲“祀爱居”时，柳下惠指责他“难以为仁且智也”(《国语·鲁语上》)，孔子也以此事为减文仲不仁”、“不智”的行为之一(见《左传》文公二年)。

孔子和柳下惠都具有仁、智的道德品格。孔子不轻易以“圣”许人，自谦自己没有达到“圣”的境界。当子贡问孔子是否己经是圣人时，孔子说:“圣则吾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孟子·公孙丑上》)在子贡看来，孔子既仁且智，就是圣人了。至于柳下惠，虽然没有材料直称他亦仁亦智，但他却以“仁且智”的标准来衡量他人。一般说来，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责人必先律己，从这个意义上讲，柳下惠的行为也该合乎“仁且智”的要求。清人刘逢禄以为，在鲁国，“前乎夫子(孔子)而圣与仁，柳下惠一人而已”。诚哉，斯言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