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王太广

香港卫视经济新闻网(记者刘文喜 推荐) 我担任驻马店电视台台长期间，因业务关系，于1998年春节后在中央电视台二楼新闻中心，见到了著名播音员邢质斌。她很谦虚，也很随和。交谈中，当我提起她当公社广播站播音员时，她兴奋不已地说：“如果不是当年在大兴县农村插队，我也不可能到公社当广播员；如果不是被播音主持的行家宋培福发现，也不可能到中央电视台……”

上世纪60年代，当时收音机很少，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兴起，全国各地都高度重视舆论宣传工作，加强广播阵地建设。不仅县里有广播站，各公社也有广播放大站，村头有高音喇叭，家家户户都安上了小广播。我家的小广播像宝贝似的，父亲专门给它制作了一个正方体木匣子，正面是掏空的圆形五角图案，用来向外传播声音，里面还衬了一块红布。

每天早晨6点钟，当优美、雄壮的《东方红》乐曲响过之后，就是广播员字正腔圆、甜美清脆的声音：“水屯公社广播放大站（老百姓戏称‘放炸弹’），现在开始第一次播音……”我便开始起床。接着是预告节目，之后是正式节目。中午是第二次播音，晚上是第三次播音，每次播音结束播放的都是《大海航行靠舵手》歌曲。我曾不只一遍地学广播员的播音，天真地想像广播员神气的样子。

有一次姥姥到俺家，听到从小木匣子里发出的声音，神奇地问：“那么大的一个人是咋跑到里去的呢？”逗得我们一家人好笑。我有点脸红，因为自己曾对那个小小的神奇之物，也曾这样想过。

那时候，公社广播员是令人羡慕的职业。在公社机关里工作，风刮不到，雨淋不着，太阳晒不着，不下地干活还能拿到工资，享受国家的副食品价格补贴，多美气啊！

我每天上学必经水屯公社大门口，当听到高音喇叭里传出声音后，总是往神秘的大院里瞅瞅，试图想看看广播员的容貌。当听说我们班王英的姑姑是公社广播放大站的广播员后，好奇心更加强烈，急于想看看广播员长的啥模样？是怎样说话的？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们进入公社大院，悄悄溜进了广播放大站门口。看到一位长得端庄秀气的姑娘，我高兴得就像见到明星似的。她看到我们并没有吵，也没有撵，而是面带微笑地问“有事吗？”我斗胆地说：“我们天天听河南道情《前进路上》，都听够了，能不能播点像《地道战》《英雄儿女》之类的电影插曲？”她欣然答应。第二天，我们果真听到了这些脍炙人口、优美动听的歌曲。

1975年，我到水屯公社机关当通讯员后，经常去广播站，当时的广播员叫李梅。在政治高于一切、大于一切、重于一切的年代，公社广播站算是重要的“宣传舆论阵地”。那时候，想当广播员的人很多，但也不是谁想去就能去。当广播员不仅要求音质好、形象佳，尤其在“家庭出身”上必须是根红苗正的贫下中农子女。播音上虽然说不上能吸气一大片，吐气一条线，高亢洪亮，大气磅礴，行云流水，掷地有声，但必须字正腔圆，不能满口方言，土话连连。李梅就是在王世娥被保送上大学后，她在全公社女青年中挑选出的佼佼者。

公社广播站虽小，但功能齐全。一个广播员集采、编、播于一身，什么活都得干。不仅要按时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各地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节目及河南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还要准点转播汝南县人民广播站的有关节目。此外，还要播出本公社的自办节目。

自办节目的内容一般是公社的通知、通告，公社党委、革委会、生产指挥部领导的广播讲话、好人好事、天气预报等。那年代，农村消息闭塞，外界的一切信息都是通过广播得到的。人们天天听广播，像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只要一提起广播站，不论大人小孩，谁都能眉飞色舞地说出个子丑寅卯来。拉家常、闲喷空时，三句话不到就扯起了广播。人们习惯地说广播上说了什么，什么事是广播上说的，以此证实事件的权威性。但也有不同说法的，有一次我曾听到一位老太太气愤地说：“广播员早上预报天气时，说是晴天到多云，没想到下了一场雨，把俺晒的被子淋透了。”

听广播也有烦人的时候。本来大喇叭里正播放着优美的歌曲时却戛然而止。接着是吹、拍麦克风的声音，传来的是一口浓重的方言：“喂！喂！社员们，现在正是三夏季节，麦场防火尤为重要……”“农业学大寨，掀起我社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新高潮……”“麦田管理很重要，管好猪羊不能进地吃麦苗……”“天大旱、人大干，争取粮食再高产……”这是公社领导利用社员们吃饭的工夫，开广播会、安排工作，每到饭时就准能听到公社领导滔滔不绝的讲话声。曾经有一位老太太说：“看看人家公社书记多辛苦，连饭都顾不上吃，天天在广播里讲。”她哪里知道那是广播员提前为他录好的音呢？

如今，已进入了信息社会。虽然现代的传播技术早已替代了那落后的广播时代，但我每次回到农村老家总是习惯性地朝村委的屋顶上瞅瞅，遗憾的是既看不到昔日的大喇叭，也听不到当年公社广播员字正腔圆的声音了。

作者简介

王太广，驻马店市老区建设促进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