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继续说这本《中国古代物质文化》

中国古代的辉煌和近代以来封闭落后的困境，导致今天许多人对中华文明的成就和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产生了认识误区，往往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妄自菲薄，要么妄自尊大。这个问题在学术研究中也多少有所反映：有的“言必称希腊”，觉得中国的发明创造都能在西方找到源头；有的民族热情过分高涨，一心要证明“中国古代文明处处领先”。

对此，本书作者是怎么看的呢？由于这是一本通识性读物，作者并没有专门讲他的治学思想，而是通过对具体争议问题的剖析考证，亮明了态度：做学问不论是“破”还是“立”，必须客观唯实，独立思考，用多重证据相互印证，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

比如，关于中国古代二轮车的起源，由于轮子最早是两河流域发明的，许多学者就认为二轮车也是从那里传入中国的。作者却在深入比较了中国和西方物质文化史的研究成果后提出，中国古车是独立起源的。他认为，古代车辆结构的核心是系驾法，也就是将牲口系在车上并驾驭它发力拉车的方法。

这一点上，中国与西方有本质区别。西方从古埃及、两河流域到欧洲，长期采用“颈带式”系驾法，就是用带子套住牲口的脖子，再固定在车前端的横杆上。这种方法很容易造成牲口奔跑中呼吸困难，所以拉不了重物。而中国的古车从来没用过“颈带式”系驾法，拴牲口的带子一直保持在牲口胸前下方，并通过车辆的各种部件分散牲口的受力部位，不影响呼吸。从商周到宋元时期，这套系驾法的发力传动机制不断改进，来最好地发挥牲口的力量，这个过程完全是独立的发明创造。

作者还从其他角度举出证据，证明中国古代车辆与西方的结构性能完全不同。比如，西方因为系驾法不科学，到罗马帝国晚期，最大号的二轮马车核定载重还不到400斤，而中国夏朝就出现了能乘坐多名武装士兵的战车，载重能力明显超出西方。整个论证，作者综合运用了史料分析、文物考据、考古发掘和比较文化研究的方法，环环相扣，有理有据，就像做一道大型的逻辑证明题。不管结论是不是能让读者认同，这个论证过程读起来是非常过瘾的。

对一些证据不足而“脑洞”大开的观点，作者有一说一进行了反驳。比如，关于船帆在中国的起源，不少学者认为可上溯到商代，理由是甲骨文里有平凡的“凡”字，也可解释为船帆。有人进而“脑补”出商朝人凭借帆船跨越大洋、发现美洲。对此，作者结合古文字学和文物研究成果，指出所谓的“凡”字其实是共同的“同”字，推翻了甲骨文里“船帆”的证据，所谓的“商朝人发现美洲”自然就站不住脚了。

又比如，养蚕起源于中国，本来就是铁板钉钉的，但一些学者不够严谨，把有疑问的考古发现也拿来作为证据。像山西出土了一枚西周的虫形玉器，有人就认为是玉蚕，作者辨认之后说：这个所谓的“西周玉蚕”，不仅长了耳朵，嘴里还有尖牙，世上哪有这样的蚕？用这类不靠谱的例子作证明，反而是帮倒忙。

同时，一些名气很大的文艺和科普作品出现了物质文化常识的“硬伤”，作者批评起来也一点没客气。比如，我国古代钢铁冶炼技术非常发达，长时间遥遥领先周边地区。而一部反映汉朝历史的电视剧，却表现匈奴的“精钢”锋利无比，汉人无法炼造，战场上屡屡吃亏，正好把双方的炼铁水平掉了个儿。赶上本书作者是专门研究汉朝物质文化的，对这个硬伤，他不失幽默地吐槽说：匈奴当时可有40万骑兵，要是还能炼汉朝炼不出的精钢，那汉朝还有活路吗？

跟电视剧编剧的拍脑袋相比，作者指出的另一处“硬伤”更引人深思。一说指南针，你应该能联想到小学课本里出现过的“司南”，就是一个带磁性的大勺子，放在标有方位的四方形铜盘上，勺柄始终指南。但你是否知道，它并不是出土文物，而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复原品”。当时为了完成外交任务，科技史学者依据东汉王充的《论衡》一书中关于司南仅仅12个字的记载，临时做出这么个复原品。做得靠谱吗？

作者说，首先从文献版本校勘看，《论衡》那12个字并不是指带磁性的司南勺，而是用齿轮机械控制的司南车，所谓的“复原”根子上就错了；其次从材料看，由于天然磁石摩擦后容易退磁，“复原品”是用电磁铁做了人工磁化，这跟古代的科技水平差了十万八千里。与其说是复原品，不如说是“穿越品”。不把这个穿越品的来龙去脉说清楚，对历史知识的科普可是有害无益。

所以，澄清这桩公案后，在全书的尾声，作者写下了颇为严厉的一段话：添油注水、移花接木，拼凑出一番假象，虚张一番声势，只能制造一场混乱，在科学上并无正面建树可言。这既是对不负责任的科普的批评，也是作者学术操守一个侧面的注脚。

题外话：读书可以扩充我们知识边界，获得更多看问题的视角，但盲从是要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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