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帝王在宰割天下、鱼肉百姓的同时，还爱插手文艺，不单读，还自己写。写出来后，当然免不了问别人写得如何，而且得问里手行家。于是，这些专家便面临难题了：照实说对方的文章狗尾不通（事实上，许多帝王的作品也实在让人不敢恭维）吗？怕对方恼羞成怒之余将自己长了臭嘴的脑袋一刀砍去。虚情假意敷衍吗？又似平对不起自己良心，有马屁精之嫌。在这两难选择之中，便显出文人们水准高下与品格悬殊来。我们不妨看几个例子。

17世纪，法国皇帝路易十四写了一首狗屁不通的“诗”。沾沾自喜之余，便拿了这“诗”问当时最有名的大诗人布瓦洛：“你看我刚刚做的这诗如何？”皇帝当然是希望得到他的大力称赞。布瓦洛硬着头皮将这破诗看一遍，笑道：“皇上真是天资聪明，思绪敏捷，一想做诗，马上就做出来啦！在下真是佩服。”皇帝也不笨，听到这，搞得路易十四面红耳赤而无从发泄。布瓦洛的高明当然在于在恭维对方“天纵英明无所不能”的同时，毫不客气指出他的诗是“歪诗”。就文学批评而言，布瓦洛是诚实而公正的。

与外国同行相比，中国文人可就艰难多了一一因为中国皇帝更专横残暴。可他们中也有高手，比如东晋时大书法家王献之。当时简文帝日理万机之余，也雅好涂鸦，东写西写，自我感觉好得不得了，便忍不住问臣子王献之：“卿以为朕字如何哇？”见皇帝屁股发痒，王献之只好敷衍道：“皇上的字自然是好的。”“怎么个好法？”简文帝很高兴，追着问，“比卿字如何？”“皇上的字在皇上中是好的，臣下的字在臣下中是好的。”王献之缓缓道。简文帝一下给喷了个白眼。怎么样，这位中国的“布

瓦洛”也不错吧？

还有一个例子是清朝的纪晓岚。当时的皇帝是乾隆此帝号称“十全老人”，什么都想插一手：治国之余，写诗不已ー一据说一生写的诗不下十万首！若诗论量不论质，则中国诗坛第一把交椅非此公英属。在当时，他自我感觉良好，遇事就写，一写就发，一发就叫好声不绝一一都哄得英明的乾隆爷以为自己诗不仅前无古人，而且后无来者，都可以拿诺贝尔文学奖了！一次，他与文臣纪晓岚一块儿去白龙寺烧香，完事后乾隆撞了一下寺中大钟。钟声未歇，他“诗”句已出：“白龙寺里撞金钟……”

旁边纪晓成一听忍无可忍地笑出声来。乾隆不愧为英明领袖，马上板起脸：“朕诗不好耶？卿何得笑？”纪晓岚赶忙回答：“皇上的诗好极了。臣所以失笑是因为臣想起唐代大诗人李白有名句“黄鹤楼中吹玉笛＇，千古独步无以为对。今皇上白龙寺里撞金钟一出不正好与之配对吗？”乾隆一听，有理有理。想到自已的诗居然与“诗仙”的绝句配对，更高兴了，得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纪晓岚较之上面二位，要滑头多了一一也要智慧多了，将皇帝的诗“白龙寺里撞金钟”与李白的“黄鹤楼中吹玉笛”

一配对，稍有艺术感的人马上明白啥叫诗啥叫狗屁！

你别说，又要保住脑袋，又要保住节操，这境界可不是一日两日学得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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