蒲松龄是信守孔孟之道的正直之士，往往以儒家标准作为为官准则，以此评判官吏优劣，或赞扬，或嘲讽，或戏谑，或慨叹，尽情抒发自己的一腔孤愤，满腹牢骚。学界认为《聊斋志异》是蒲松龄借“鬼狐史”书写胸中“磊块愁”，其中必然融入了作者复杂的思想情感。这种情感是他多年郁郁不得志的激愤宣泄。

有评论者说:“作为长期生活在农村的一介寒儒，对贪官污吏的横征暴敛、涂炭无辜和势豪劣绅的大煽威虐，作者不仅是亲眼目睹，很多事情也是身催心受的。因此这类作品便不是奇异故事的客观记录，而是满腔忿气的强力喷发；不是袖手旁观者的浮泛之言，而是字字痛切，句句凝重，饱含着作者本人的情感。”

当然不仅有激情的宣泄，还包含各种各样的情感因素。正因为如此，我们读聊斋有时候既感到痛快淋漓，又感觉含蓄隽永，既感到气愤填膺，又感觉幽默风趣。风格变化万端，宛然一个老者满怀感情地向我们惟妙惟肖的讲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这种不同语调风格的转换，正是蒲松龄感情变化的显现。

蒲松龄经常对不公平的事情进行冷嘲热讽，在平缓的叙述中，涌动着情感的暗流。《潞令》篇，蒲松龄仅仅用短短百余字，批判了潞城令令人发指的暴行。作者不动声色，慢慢道来，好像漠不关心，但是作者最后说:“幸阴曹兼摄阳政，不然，颠越货多，则‘卓异’声起矣，流毒安穷哉!”流露了作者的内心情感，他不但为百姓揪心，甚至考虑的更长远。到此故事并未完结，由此他又想到官场的另一陋习:“今有一官握篆于上，必有一二鄙流，风承而痔纸之。其方盛也，则竭攫未尽之膏脂，为之具锦屏；其将败也，则驱诛未尽之肢体，为之乞保留。官无贪廉，每在一任，必有此两事。赫赫者一口未去，则蛋蛋者不敢不从。积习相传，沿为成规，其亦取笑于潞城之鬼也已!”作者不痛不痒的叙述溜须拍马之徒的可笑嘴脸，在幽幽讽刺中不齿之情溢于言表。

蒲松龄有时候还进行更为激烈的讽刺。蒲松龄一直渴望通过科举取得功名，然而事与愿违。一生血泪经历的收获就是更进一步看清了科举的黑暗。《郭安》记载两则故事。其一记郭安被李禄杀害，郭父告于官。陈其善当时为地方官，竟将凶手判给郭父作儿子以此作为凶手杀人之子的惩罚。这恐怕是自古以来从未有过的奇判。难怪蒲松龄说:“此不奇于憧之见鬼，而奇于陈之折狱也。”

其二记“济之西邑有杀人者，其妇讼之。令怒，立拘凶犯至，拍案骂曰:‘人家好好夫妇，直令寡耶!即以汝配之，亦令汝妻寡守。’遂判合之。”其二与其一有异曲同工之妙，荒唐的案件审理，让人又生气又好笑。而这样的断案恰恰是科举选拔的人才做出的。蒲松龄借此揭露了科举选才的虚假面目，无情的嘲讽了为官者的昏庸无知。

有时候蒲松龄也抑制不住内心情感，痛骂那些只知享受不顾民之疾苦的“懒残和尚”。《王大》篇，作者借赌博一事议论，“世事之不平，皆由为官者矫枉之过正也。昔口富豪以倍称之息折夺良家子女，人无敢言者；不然，函刺一投，则官以三尺法左袒之。故昔之民社官，皆为势家役耳。追后贤者鉴其弊，又悉举而大反之。有举人重资作巨商者，衣锦厌粱肉，家中起楼阁、买良沃。而竟忘所自来。一取偿则怒目相向。质诸官，官则曰:‘我不为人役也。’呜呼!是何异懒残和尚，无工夫为俗人拭泪哉!余尝谓昔之官馅，今之官谬;馅者固可诛，谬者亦可恨也。放资而薄其息，何尝专有益于富人乎?”

蒲松龄越说越气，无奈，气愤，痛恨百感交集。《鬼哭》写谢迁之变，杀人如麻，“尸填挥，血至充门而流”。作者对此寄以无限同情。在文中蒲松龄故意使为虎作怅的王学使遭受群鬼嗤笑。作者最后说:“邪怪之物，惟德可以已之。当陷城之时，王公势正炬赫，闻声者皆股栗，而鬼且挪榆之。想鬼物逆知其不令终耶?普告天下大人先生:出人面犹不可以吓鬼，愿无出鬼面以吓人也!”蒲松龄不光嘲讽当权者，还苦口婆心的劝诫。

对于贪官污吏，蒲松龄不惜笔墨的痛斥，对于清官廉吏也不吝赞美之词。《王十》篇末记张公不受肆商之礼，放走负贩小民，《于中垂》写于成龙处处留心，轻而易举地破两案，蒲松龄虽未加评论，而赞许之情溢于言表。《折狱》篇认为费公“‘随在留心’之言，可以教天下之宰民社者”；《新郑讼》里称扬石宗玉既有文章之才，又有经济之能;《诗漱》里赞扬周元亮“入之深者，当其无有有之用。词赋文章，华国之具也，而先生以相天下士，称孙阳焉。岂非入其中深乎?而不谓相士之道，移于折狱。《易》曰:‘知几其神。’先生有之矣。”

蒲松龄对实心为政、爱民如子的官员，从心里钦敬他们，以恭敬的语调颂扬他们的事迹。这既是出于一位普通小民对父母官的感激，也是出于一位读书人对于科举道路上成功者的仰慕。

蒲松龄的情感不仅仅显露在文中，更明显地表现在结尾的“异史氏曰”中。我们不能简单的将“异史氏曰”看作正文主题思想的阐释，更应看作作者对社会的洞察与了解，对封建制度弊端的无情批判，看作作者救世的呼号。其中既有慷慨激昂的议论，如《伍秋月》里说:“余欲上言定律，‘凡杀公役者，罪减平人三等。’盖此辈无有不可杀者也。故能诛锄蠢役者，即为循良;即稍苛之，不可谓虐。况冥中原无定法，倘有恶人，刀锯鼎镬，不以为酷。若人心之所快，即冥王之所善也。岂罪致冥追，遂可幸而逃哉!”

也有读书人的叹息，如《红玉》中说:“然官宰悠悠，竖人毛发，刀震震入木，何惜不略移床上半尺许哉?使苏子美读之，必浮白曰:‘惜乎击之不中!”，既有热情洋溢的赞美，如《胭脂》赞美施愚山:“窃见其奖进士子，拳拳如恐不尽；小有冤抑，必委曲呵护之，曾不肯作威学校，以媚权要。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已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者所及。”

也有义愤填膺的痛斥，如《老龙肛户》里说:“剖腹沉石，惨冤已甚，而木雕之有司，绝不少关痛痒，岂特粤东之暗无天口哉！”既有辛辣的嘲讽，如《夏雪》说:“数年以后，称爷者必进而老，称老者必进而大，但不知大上造何尊称?匪夷所思已!”也有苦口婆心的劝勉，如 《冤狱》里说:“深愿为官者，每投到时，略一审谙:当逐逐之，不当逐荃之。不过一濡毫、一动腕之间耳，便保全多少身家，培养多少元气。从政者曾不一念及于此，又何必析杨刀锯能杀人哉!”

这些议论都饱含着蒲松龄对贫苦人民的深情。如果说文中的情感还是涓涓细流，那么“异史氏曰”则完全是情感的喷泉。在这里，蒲松龄畅所欲言的表达自己的想法，为民之疾苦欢呼呐喊。

来稿/晓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