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间有两种人物最令人仰慕，一是英雄，一是圣贤。曾国藩一生功名事业煊赫一时，但他最大成就处还在他的道德文章，品学修养，这正是他功名事业的根基。

“匡时救世”，此乃曾国藩步入仕途的人生目的。

曾国藩自青年时代起，其功名心就很强盛。他的同乡好友刘蓉曾说他“锐意功名，意气自豪”。曾国藩自己也说，当时最大的心愿是“欲刻苦而自振拔”。1838年，曾氏殿试成进士，名列三甲。按清代科举常例，三甲进士多不能入翰林，曾国藩为此而感到着愧。此后他更加努力，跻身于翰林行列，苦读十载，终于登上了封建科举仕途的最高阶梯。

很多人到了翰林这个地位，已不必在书本上用太多的工夫只消钻钻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便可坐等散馆授官了。品落来自农村，秉性淳朴，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来场读史书，倒培养出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

为此，他同意将名字子城改为“国藩”，即暗寓“为国藩篱”之意。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如同云中展翅翱翔的孤风一样，不鸣则已，一鸣则引来九洲的震动；如同生长在深山中的巨树一样，有朝一日成为国家大厦的栋梁。

然君子立志，志在何方？曾国藩以为：“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即有为大众谋求幸福的胸襟，有在内精通学养，对外振兴国家，开创伟业的壮志。他十分自信地表示：“莫言儒生终醒龊，万一难卵变蛟龙。”决心按照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正统士大夫的基本人生信条，为维护封建的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而大显身手，实现其“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

曾国落还认为，要实现“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要达到这样一个人生的最终目的，就必须具有为之奋斗献身的精神世界。因为，人生的道路是极其艰难困苦、坎坷不平的，尤其是处于内优外患一齐袭来的中国近代社会，要扭转国家的命运，实现天下大治的目的，困难会更大，需要各人牺牲的东西会更多。

从而，他总结历史经验，得出认识，认为古往今来，大抵圣贤豪杰，之质以能完成救世的宏愿，都是力排万难，独任艰巨才达其目的的。因为，“圣贤之所以为圣，佛家之所以成佛，所争皆在大难磨折之日”。他在日记中，更以其具体透彻的例子加以说明：

与子序言圣人之道，亦由学问，阅历渐推渐广，渐习渐熟，以至于四达不悖。因戏称曰：乡人有终年赌博而破家者，语人曰：“吾赌则输矣，而赌之道精矣。”从古圣贤未有不由勉强以几自然，由阅历悔悟以几成熟者也。程子解《孟子》“苦劳饿乏，拂乱动忍”等语曰“若要熟也，须从这里过”。亦与赌输而道精之义为近。子序笑应之。

道理说得很明白，要成为一代圣贤，要达其“匡时救世”的目的，实现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抱负，没有奋斗牺牲、百折不挠的精神是不行的。进一步说，如果缺乏坚忍不拔的奋斗牺牲精神，即使具有救世的抱负，到头来于国家、社会乃至个人和家庭都是无益的，终究成不了一代圣贤，人生的意义也就大为淡薄，甚至不复存在了。

正因为曾国藩具有以上这样一种奋发进取的思想基础，所以他平生都以全力为实现这个“匡时救世”的远大抱负和人生目的而锐意奋斗。

曾国藩自1838年成进士，1840年授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以后，开始了他为期12年的京宦生涯。本来，凭他的学识和才能，完全可以在学问上专心进取，成为著名的学术大师；但是为适应他那“匡时救世”的人生哲学的需要，他没有更进一步向这条与世隔绝、不问政治的道路上走下去，也终究未能成为一个实足的学问家，而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风暴席卷东南各省之际，应命出山。

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曾国藩对事态的发展估计不足，因而他在1852年丁母忧在籍守制之时，清廷令他帮同湖南巡抚张亮基办理本省团练事务，但他并不打算应命，当即草疏恳请在家守制，具呈亮基代奏。缮就未发，接张亮基函，告知太平军势如破竹，挺进东南各地，武汉失守，人心惶惶，恳请曾氏迅速来省城共商大计；好友郭嵩焘亦亲至湘乡力劝为保桑梓，不必死抱守制成法，应命出山而治事。

于是，曾国藩于1853年初毅然出山。按照中国传统习俗，父母逝世，儿子在外做官，必回籍守制一年或数年以尽孝心。然而，为什么曾国藩最终还是应命出山、加入与农民起义为敌的行列呢？这在曾氏给清延的奏指中说得很明白：

今回籍未满四月，掳弃庭闹，出而莅事，不特臣心万分不忍，即臣父亦慈爱难离。而以武昌警急，宵旰忧劳之时，又不敢不出而分任其责。

言下之意是，守制之事，从个人的角度来说，确是很重要；但国家危难在即，我虽在守丧之时，但为国家利益、为“国时救世”担当应负之责，即使暂时背不孝之名也值得。从此以后，曾国落品历尽千辛万苦，碰到的困难不计其数，终因受救世人生哲学的驱使，忍辱负重，不敢懈息，为清廷尽心竭力。

即使是生命收关的时刻，也在所不辞。如1854年兵败靖港，忧愤投水欲自尽，被章寿麟等教起，随后反复惦量，终于鼓足勇气继续与太平军作战。每次遇到危急时刻，他都“咬牙”坚持，直至把太平天国等农食起义血握镇压下去。其坚忍不拔的意志，强硬不折的毅力，均来源于他那维护儒家纲常伦理、维护清王朝统治的救世人生哲学观。

国藩出身于正在上升中的中小地主阶级家庭，来自统治阶级下层，故其救世人生哲学观是积极向上的，很少颓废思想。同时，又由于他非常相信主观意志的作用，认为只要拼命去干，就能达到救世的最终目的。因此，这种救世人生观，不仅在成、同期间对封建士大夫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而且在19世纪末年乃至20世纪初年，亦在微进民主主义者身上留下了它一定的痕迹。

近代湘籍爱国志士就有如谭嗣同、唐才常、陈天华、禹之谟等人，都有以天下为已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戊戌变法期间，谭嗣同甘为中国“变法而流血”，拒绝出逃；自立军起义期间的唐才常，从小就立志“以天下为任，以救中国为事”，以“匡时救世”作为自己的人生目的；生长在湖南乡下、曾在湘乡等地求过学的青年毛泽东，在对中国历史文化遗产的吸收、消化过程中，曾国藩的救世人生哲学对他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