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22年，法国学者商博良成功破译罗塞塔石碑文字，标志着对古埃及文字的解读成功。从此，一门以解读古埃及文字、文献为基础，研究古代埃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综合性学科——埃及学呱呱坠地。由于特殊的历史、宗教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长期以来埃及学发展成为一门主要是由西方国家，如法国、英国和德国等国学者研究的学问，并被西方国家所操控。相反，埃及学在埃及本土的起步和发展却滞后得多，而且其发展可谓举步维艰。

商博良

一些曾在欧洲留学具有爱国热情的埃及知识分子，对商博良破译古埃及文字深受鼓舞，他们思考如何让埃及学这样一门研究古代埃及文明的学问，在埃及本土生根发芽，让埃及同胞们也能了解先辈们创造的曾在人类历史上产生广泛影响的文明瑰宝。埃及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翻译家、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代表人物塔哈塔维，对本土埃及学的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

古埃及文字

自1798年拿破仑打开埃及的大门后，大批的欧洲人蜂拥而至，尼罗河畔一时成为殖民主义者任意攫取文物的挖掘场，大量埃及文物遭到无情破坏。面对埃及文物遭受西方殖民者任意掠夺的局面，塔哈塔维深感痛心，他进言埃及总督阿里采取措施，保护埃及文物。1835年8月15日，阿里政府正式颁布法令，对欧洲人肆意掠夺埃及文物的行为进行限制。法令明确规定，任何西方国家在埃及发掘的任何文物都必须悉数交至语言学校，由校长塔哈塔维对文物的去留作出决定。

拿破仑

为了让自己的本土同胞系统地掌握埃及学知识，塔哈塔维想创办一个专门的机构，向本土同胞传授埃及学。1869年，在塔哈塔维的大力呼吁下，埃及政府创办了古埃及语学校，聘请德国著名埃及学家海因利希·布鲁格施（Heinrich Karl Brugsch，1827—1894年）向埃及人讲授古埃及语，发展埃及学。古埃及语学校首次录取了10名埃及学生，艾哈迈德·卡迈勒（Ahmad Kamal，1851—1923年）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

埃及人

作为埃及本土的一名埃及学学者，如何发展埃及学，卡迈勒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卡迈勒决定在两个方面进行着手。一是确立自己为一名专业的埃及学学者，跻身国际埃及学学者的行列。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用法语写作了大量论著。二是劝诫他的埃及同胞认同古埃及文化，使埃及民众对古埃及文化产生感情和兴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使用母语阿拉伯语撰写了大量作品。但是，时任埃及古物局局长的法国埃及学学者奥古斯特·马里耶特（Auguste Mariette，1821—1881年），出于一个西方殖民者的狭隘之情，担心埃及人一旦掌握了古埃及文字的技能，会影响到埃及学由西方人所垄断的地位。马里耶特由此费尽心机，极力阻挠本土埃及学的发展。

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在后来的自传中回忆说，当时的埃及总督对他的工作十分满意，埃及教育部部长也表示赞赏，但是埃及古物局局长、法国埃及学学者马里耶特，却担心将来埃及方面会聘用掌握了古埃及文字的埃及人进入开罗博物馆工作，会影响到法国人所垄断的埃及古物的研究和管理工作。布鲁格施多次劝告马里耶特打消这个疑虑，但是马里耶特仍旧疑心重重。马里耶特不久后竟然下达命令，不允许埃及人在博物馆内抄写古埃及文字铭文，神庙参观处凡发现可疑人员，也一律把他们驱赶走。

奥古斯特·马里耶特

​由于马里耶特不允许古埃及语学校的毕业生进入埃及古物局工作，古埃及语学校即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1874年，古埃及语学校创办不足5年即被迫关闭，德国埃及学家布鲁格施也只好返回了德国。马里耶特，一名法国埃及学学者，一名西方殖民主义者，将埃及人发展埃及学的美好愿望化为泡影。刚刚生根破土的本土埃及学，眼睁睁地被西方殖民主义者所扼杀，着实令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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