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周时期，今长沙所在的湘浏盆地一带的主体居民是古越人支系杨（扬）越人；春秋（公元前770-公元前477）中晚期，楚人开始进入今长沙地区；至战国（公元前476-公元前222）中晚期，楚人已基本融合取代越人成为今长沙地区的主体居民。

楚，又称荆楚，传说是祝融氏的后裔发展起来的部族。西周初年，楚首领熊绎被封于江汉之地，始建楚国。到西周夷王时（公元前887-公元前858），楚国国君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逐渐富强起来。春秋初期，楚国势力进入湖南境内。大约在春秋晚期，自洞庭湖东、西两路南下的楚国势力在湘浏盆地一带会合，标志着楚国对今长沙地区统治的正式确立。楚成王元年（公元前671），东周“天子赐胙，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1这即是春秋时期楚国在大江重湖之南开疆辟土、胜利进军的宝贵记载，是东周天子对楚国占有湖南的一种事后确认，今长沙地区完全纳入楚国的版图。此后，楚国在湘北构建了由糜子国的东、西二城和原有的罗子国城组成的三足鼎立的军事三角城，“抚征南海（作者注：即“蛮越”所居的洞庭湖以南地区），训及诸夏”2， 续征湘西北，楚国几乎囊括了湖南全境。

从楚威王三年（公元前333）灭越至前223年秦灭楚100多年的时间，长沙处于一个相对和平稳定的时期，虽然在前278年，位于湖北江陵的楚国都城郢城被秦攻占，楚王室全部东迁至安徽寿春，但因为秦军主要是追击楚王室，无暇顾及楚国南陲的长沙，所以长沙的发展和繁荣，并未由于楚都城被占领而受到影响，反而因郢城不能随王室东迁的大批工匠和商贾纷纷南下而更加繁荣，他们偏安一角，在滨临湘水的这块沃土上建设起了古城长沙。

1949年以来，湖南考古工作者在湘水流域、沅江流域、资江流域发掘有属于春秋中期或晚期的楚墓，但主要集中在长沙，如今长沙东南郊太子冲发现春秋时期楚人居住和生产的聚落遗址，出土有鬲、豆、钵、罐、鼎等陶器，表明春秋后期今长沙地区已有大批楚人集中居住。

2000年，在今长沙市区的黄兴南路与蔡锷路之间，考古工作者发现有夯土城墙，专家判断其为战国长沙楚城的东城墙，表明至迟在战国中期长沙已修筑城池。

文献中关于长沙城的记载，长期以来人们关注得较多的是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其中“湘水”条说：“汉高祖五年，以封吴芮为长沙王，是城即芮所筑也。”这段文字颇值得推敲。据《汉书·异姓诸侯王表》：“（高祖）五年二月巳末，王吴芮始，元月薨。”汉高祖五年即公元前202年，吴芮仅做了5个月时间的长沙王便去世了，在当时的条件下，用如此短的时间筑好长沙城，恐怕有困难。更何况，长期战争后的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状况十分困顿，当时皇帝出行都找不出4匹一样的马来拉车，老百姓都没房子住，刚刚由衡山王徙封长沙王的吴芮要重新兴筑起一座城池，可能性令人十分狐疑。但是，如果是在楚城的基础上稍加修整作为王国都城是比较现实和可能的，“是城即芮所筑”则又是讲得通的，郦道元并未到过江南，当时也没有考古发掘资料，自然搞不清西汉长沙国都城和战国长沙古城的关系。其实，关于长沙城，早在东汉应劭所著《汉官仪》中便有记载，“秦用李斯议，分天下为三十六郡，凡郡或以列国，陈、鲁、齐、吴是也；或以旧邑，长沙、丹阳是也……”，可知秦以前长沙就有城邑，惜此记载在很长时间内未能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以致关于长沙建城的时间被不断地以讹传讹。

从春秋时期楚人入湘，至战国末年近500年时间，楚人在对江南进行扩张的过程中，所到之处筑了不少城。据统计，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城在河南、湖北和湖南共有约40座，其中在湖南有14座，分布于湘西北的常德和湘北的岳阳地区，主要有汨罗县城西的古罗城、桃源县城东的采菱城、慈利县城东的白公城、临澧县西南的申鸣城、岳阳市东的麋子国城，平江安定城以及石门、临澧古城等，或有文献记载，或有考古发现的遗迹和遗物。因此，从楚国对江南的开发和经营来看，战国时期就已成为楚国粮食基地和军事要地的长沙，筑城是完全可能的。

长沙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亦可佐证战国长沙楚城之不虚。迄今为止，长沙发掘春秋战国时期的楚墓近4000座，基本上都是成批地分布在长沙旧城区的附近，除楚郢都湖北江陵的纪南城外，其他各处楚城的所在地都没有如此墓葬密布的现象。除墓葬外，在长沙旧城区还发掘出了多处战国时期的遗址，主要是水井。1987年底至1988年初，建设五一广场地下通道和商场时，清理了一批古代水井和文化遗物堆积，有战国至明清各个时代的遗物，最下层为战时期日用陶器，有鬲、钵、豆、罐等多种。古水井16个，其中战国4个，汉代7个，魏晋唐宋共5个。战国水井中出土大量的取水用具绳纹圜底陶罐和鬲、钵等日用陶器残片，其中一口井底还出有战国铜削1把。与此相类似的情况还有1989年发掘五一广场西南侧的中山商业大厦工地和1994年发掘五一广场以东的省供销社工地，以及1996年发掘的平和堂大厦工地，共发掘了战国时期的古井数十座[A1] 。中山商业大厦工地还清理残存战国陶器作坊遗址1处，作坊地面有竹席痕迹，贮泥池内尚有陶泥，地面有遗弃的陶鬲、陶豆等残片。这些水井和作坊的遗迹、遗物证明，此地为战国时期人们聚居的地方。

据专家研究后推断，战国长沙楚城，东接蔡锷路，南近坡子街，西临下河街，北在五一西路附近，为东西长约700米，南北宽约600米的长方形格局，这与当时楚国地方城邑形制以方形作为基本模式的特点相符。从考古发现的遗址情况看，楚国地方城邑一般为正南北向，城坦均用土夯筑，四角多呈圆形，绝大多数四方设门，并有护城河，长沙楚城也基本具备这些形制要素。就其规模来说，与今长沙城相比，战国长沙楚城真可谓是“弹丸之地”。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其他楚城比较，规模还是适合的。湖南境内湘北和湘西北的各城除采菱城南北长830米、东西宽600米，申鸣城方约900米，规模略大于长沙城外，其余都较长沙城小。采菱城又名楚王城，相传为楚平王出巡时所筑；申鸣城是楚惠王左司马申鸣所建，两者大于长沙城亦合情理。楚国城邑之所以如此之小，是当时的楚国统治者有意控制城邑规模的结果。按《国语·楚语》所记楚大夫范无宇的说法，“国有大城,则害于国”，意即城市规模过大，据城者的实力就会加强，也就有了犯上作乱的资本。同时，这种小规模的城邑建设周期短、耗资少、见效快，更能适应春秋战国时期争城掠地和民间商贸往来的需要，是与当时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环境相适应的。楚国地方城邑按其主要功能，可划为六大区域，从《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复雠 、庞、长沙，楚之粟也”的记载来看，战国时期的长沙楚城与期思、郢都一样，属于农业经济城邑区。

长沙城2000多年以来一直没有移动位置，只是在旧城的基础上不断的改造扩展，非但经历劫而不圯，反而代代谋兴，不断拓展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