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方飘来的种子 四百年后的回望

时间:5月26日

人数:30人

北京车公庄西有一处天主教墓园,很久以前叫滕公栅栏公墓。这是一处历史遗痕,现在还保存着63座400年间由西方而来的传教士的墓碑石。

北京市委党校是1956年搬到这儿的,校园内的腾公栅栏公墓1984年被定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2006年被定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83岁的沈昌瑞退休前是党校校长办公室秘书科科长,工作之余、退休之后,他精研这块墓园背后的史料,深入了解墓碑主人的故事。每次出门,他也都会注意搜集与此相关的材料。退休后,他经常在墓园为国内外友人做义务讲解,被人称做墓园“活字典”。沈老师总结,来墓园的有四种人,一是国家政要,意大利四届总统都来过,葡萄牙总理来过,比利时首相也来过;再有是学者,研究龙的,研究拉丁文的,也有研究墓碑碑座图案的;第三种是天主教教友;再一种就是到北京旅游的游客,听说院里有个利玛窦墓,想进来看一看。

沈昌瑞说,以前每年都会来上千人参观,2010年是利玛窦去世400周年,那一年他接待了1700多人,来自近40个国家。

我们邀请到沈昌瑞老师做青睐人文寻访的嘉宾。当天,沈老师身着红T恤,头戴小礼帽,手提装满资料的帆布袋,精神抖擞地为我们讲解了近三个小时。

沈昌瑞老师就住在市委党校里,天天可以看到口字楼上的自鸣钟。党校八景有“自鸣钟响口字楼,椴树花开满园春”一说,如今自鸣钟已经年久不鸣,满园的春色却是越发繁盛。党校里的楸树也非常有名,整个北京一共有楸树33棵,党校的院里就有6棵。每年4月中旬楸树花开,万朵小花簇拥着,非常漂亮且香。松树和楸树种在一起,叫松楸,意为不忘故乡。学校的职工问沈老师,怎么学校的树都开花啊?他回答,这跟利玛窦有关系。

墓园分为东西两区,西侧园区安置3座墓碑,分别是利玛窦、汤若望和南怀仁的。东侧则集中了墓碑60座,他们的主人来自11个国家。这些人活着的时候都在紫禁城里供职。沈昌瑞将其归类,第一种是科学家,像钦天监,就是搞天文气象的;第二种是大夫,这里有四个外科大夫,两个法国的,一个意大利的,一个葡萄牙的;第三种是画师,有米兰的郎世宁和捷克的艾启蒙,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三个画家,这里有两个;第四种是音乐家,有波兰拉小提琴的,法国吹横笛的,捷克拉大提琴的;第五种是机械师,是给皇帝修钟表的,像王府井东堂的安文思,一年要给皇帝修理钟表80多块。瑞士的林济各,康熙说他生产的表不次于欧洲。

在这座墓园里,中西文化的交流史全在了。

400年来,墓园遭受过两次比较严重的破坏。一次是义和团,焚堂掘墓,原有的79座墓碑剩了63座。另一次是“文革”,打破封资修,党校职工和小将们商量,挖三个大坑,把墓碑拉倒埋起来,然后对建工学院的红卫兵小将说,“踏上千万只脚,让它永世不得翻身”,红卫兵走了,西区的三座墓碑得以保留完整。

一颗种粒如果没有落在地下,就永远只是一颗;如果埋进土里,就会萌芽、生长,孕育出更多的种粒。这是美国作家邓恩《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清的耶稣会传教士》一书中的一句话,用它来形容这些远道而来的传教士所做的贡献再合适不过。他们是远方飘来的种子,也是近代照进东方的一缕文明之光。

利玛窦: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个外国人

走到西园中间的一座墓碑前,沈老师介绍:“这是利玛窦的,他1552年10月6日诞生在意大利马切拉塔,他父亲据说是玛切拉塔的政府官员。利玛窦16岁时被送到罗马学习法律,准备接他父亲的班,结果他在罗马偷偷参加了耶稣会。他入会之后改学了哲学和神学,老师是在天文学和数学上很有名望的维拉利奥。利玛窦21岁就成为知识渊博的青年学者。选对了老师,智慧一生。”

青睐团员纷纷围拢在沈老师跟前,听他讲述:“1574年,25岁的利玛窦被马切拉塔学校校长范礼安派往印度传教,在印度生活了4年,提升为神甫。万历十年,他到澳门,之后在中国南方生活了18年。一个老外,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想在中国生存下来,很不容易。他在广东肇庆认识了知府王泮,王泮调任后他就到了赣州,由赣州到南昌,之后又到南京,在南方经过了18年的文化适应。他要了解中国文化,必须得认识中国字。中国的方块字很不好认怎么办呢?他就用拉丁文来拼中文,这就是中国最早的汉语拼音。这话是周恩来总理说的。”

碑文中介绍,1601年1月24日利玛窦到北京,在北京生活了10年,1610年5月11日去世。“这个碑上说他活了59岁,我算了算,是58岁7个月零5天。说他在会42年,我也算了算,他19岁入会到他去世,应该是39年。”沈老师说。

利玛窦到北京后,给皇上进贡了两件东西。其中之一就是钟表。“咱们中国计时,过去叫秤漏。利玛窦送的钟表不仅能报时、打点,还能放音乐。万历皇帝喜欢,怕表坏了,要留人修理。但是明朝不准外国人在北京停留,皇上破例,于是利玛窦成了第一个取得北京户口的外国学者。表走了几天还真不走了,皇上很生气,‘送我一破表’。太监赶紧找利玛窦。利玛窦看后说表没坏,上弦就可以走起来。”沈老师说:“正是由于利玛窦送钟,打破了明朝200年不许外国人在北京停留的惯例,所以利玛窦是在北京生活的第一个外国人。”

众所周知,利玛窦还给皇帝进贡《坤舆外国全图》。过去的地图都是把欧洲作为背景,而利玛窦画的地图以北京、以中国为背景。皇帝爱不释手,也打开了中国知识分子的眼界。

沈老师指着手中的照片说:“2010年,利玛窦去世400年,《法制晚报》把这个地图登了一下。现在北京外国语大学外宾楼的墙上,也有这个世界地图。咱们中国保存这个图最好的是南京博物馆。利玛窦亲自画的应该在意大利罗马。”

利玛窦在北京要居住,就必须得有一个地方。“1605年,在徐光启的帮助下买下来前门西大街的一所房子,在那儿盖了北京的第一个教堂——宣武门教堂,也叫南堂。”

沈老师接着说:“利玛窦的故事很多,大家可以去查,在这里讲一个。他在中国南方时,有一次他让中国人写了互不关联的500个单词,当众念一遍后把纸收起来,之后他不仅能正着背,还能倒着背,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纷纷要求他把这个方法记下来,后来他就写了《西国记法》这本书。”

为什么利玛窦在北京10年就去世了?沈老师解释:“1610年是中国的赶考年,全国学子都到北京来应试。到北京应试时都愿意到宣武门教堂去拜访一下神甫,神甫就得接待,一天要来好几拨儿,有的重要官员他还要回访,所以5月初就病倒了,实际就是劳累风寒,按现在说就是感冒。坚持到5月11日,星期二,晚上7点,利玛窦离开了人世。”

“他去世以后,遗体保存在宣武门教堂,跟他一块来的西班牙传教士庞迪我给万历皇帝打了一个报告,请求将其就地安葬,不要按规矩送回他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时候北京的黄土地不埋外国人。庞迪我这个报告打给万历皇帝后,皇帝身边分成两派,一派坚决反对,还有一派和利玛窦关系不错,特别是礼部大学士叶向高,他说就凭《几何原本》这一件事,利玛窦就可以在北京下葬。后来万历皇帝同意了,批示打到北京宛平和大兴县令,给他们10天时间,让他们来定利玛窦埋哪儿,最后他们就相中了这块地。”沈老师说:“这里原来是个太监花园,20亩地、38间房、4层院落,后来这个太监得罪了皇上,就把这儿改造成了圣堂,利玛窦的遗体也就从宣武门教堂运到这儿来了,利玛窦是埋在北京黄土地上的第一个外国人。”

沈昌瑞说:“1956年我们搬过来的时候,这个院里有837座坟,因为要建学校,就把800多座坟迁到百望山西北旺去了。前两年我去看了一下,基本上都给毁了,没有了。”

利玛窦的墓碑围有一圈玫瑰花,玫瑰是意大利人喜欢的花,也代表了人世间的美好事物。碑上有花有拉丁文有十字架,代表西方;碑首碑身碑座地蚨,那是中国的格式。在墓园这63通墓碑里,有龙图案270多条,利玛窦独占14条,由此也看出他的地位之高。

汤若望:中国的阴历是从汤若望开始的

第二通墓碑是汤若望的,来自德国科隆。沈老师手指着墓碑说:“那时候西方希望派传教士到中国来,当时西方的小青年很多都有一个远东梦。但想来中国不容易,起码得具备几个条件,懂科学、高学历,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都是灵采研究院的院士,是伽利略的同学;另外还得有好身体,都得从葡萄牙里斯本坐船来,行程九万里啊。”

汤若望一行22个人,1618年先到澳门,七八个身体不好的已经去世了,“最后到北京的三个人碑都在这儿,就是汤若望、邓玉函、罗雅谷。他们在澳门经过培训,起了中国名字,汤若望被分到陕西西安去传教。他在西安办了两件事,一件是他们离开欧洲时,红衣主教送给他们一个天文望远镜,1621年他把使用方法写了出来,叫《远镜说》。再一件,他把德国的铸造术翻译到中国来,生产的红衣大炮,凡是说红衣,有人写衣服的衣,有人写夷,都是汤若望写的。”

徐光启作为当时的国务大臣,深感中国历法的诸多弊端,便建议崇祯皇帝成立历局,修改历法。“1629年11月,崇祯皇帝同意了。徐光启第一个就把邓玉函吸收进历局,但是邓玉函的身体特别不好,到历局的第二年就死了,他是埋在这儿的第二个人。徐光启非常悲痛,失去了左膀右臂。后来他又把汤若望调到北京,把罗雅谷从山西绛州也调到北京,参加《崇祯历书》的编写。《崇祯历书》1630年到1634年编了四年,137卷完成。”

1644年进入清朝,1645年北京发生了一次日食,汤若望测得很准。皇帝就让他担任了钦天鉴总监,也是建国门古观象台的台长。后来他就把137卷的《崇祯历书》压缩到100卷,给了多尔衮、给了顺治皇帝。“顺治皇帝将之命名为《时宪历》,就是中国的阴历。他的碑文中写着‘清朝特用新法’就指的是这个事儿。所以中国的阴历是从汤若望开始的。”

沈老师介绍:“汤若望在中国生活了48年,跟顺治皇帝的关系特别好。顺治皇帝曾经23次到宣武门教堂和他喝茶吃饭聊天。皇上过生日在故宫里找不着了,后来说在宣武门教堂呢,马上又在那儿布置,给皇上过生日。1622年顺治皇帝驾崩,杨光先这一派要把汤若望凌迟处死,恰在这时北京发生了地震,故宫着火,闹得人心惶惶。孝庄皇太后就怒斥杨光先,说你们得罪了钦天鉴,所以才遭此报应。第二年,这个碑上说七十有五,汤若望去世了。”

南怀仁:谥号“勤敏”,传教士只他有谥号

第三通碑是南怀仁的,也就是著名的康熙帝的老师。“好多人认为南怀仁是中国人,实际上他是比利时传教士。康熙处理完鳌拜专权后,就把南怀仁请到了故宫。南怀仁把利玛窦的《几何原本》用满文翻译过来,教了康熙五个月。康熙打小对数学、天文学感兴趣,跟这些老外很有关系。”

北京古观象台是1442年建北京时建的,上面那些仪器已经陈旧了,南怀仁建议康熙改造。“现在古观象台有八件大型观测天体的仪器,有六件是南怀仁的。康熙年间的历法可以测两千多年,跟这些天文仪器很有关系。”

还有一件事,生产大炮。“南怀仁把西方的瞄准系统放在了炮上,后来康熙又让他生产5斤的炮弹。造好之后康熙亲自点燃,100发,96发命中,康熙非常高兴,把自己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南怀仁披上,封他为工部右侍郎,也就是工程部副部长。康熙要疏通万泉河河道,扩大灌溉,把这个任务交给南怀仁。南怀仁亲自调研,要多少土方、多少人工,并且建议要岸边栽柳,加固堤防,要拐向西边,任务完成得很好。现在的京西稻好吃,是跟他有关系的。”听到沈老师这么说,大家都开心地笑了起来。

沈老师还提到:“建造古观象台的时候,南怀仁用蒸汽原理做了一个四轮小车,这个车可以跑10小时。我们过去学历史,认为蒸汽机是瓦特发明的,其实瓦特那时还没出生呢。所以美国科学杂志写了一本书,称南怀仁是机车先驱。”

南怀仁活了66岁。他去世康熙很悲痛,把他安放在利玛窦墓的东侧,给了白银700两料理丧事。“他的碑是故宫造办处专门为其设计的,碑座上有麒麟,上下有四个异兽,上边代表天空,下边代表海洋。其他碑侧都没有花纹,只有他的有攀枝莲花和珊瑚,碑阴康熙亲自给他写了216个字,对改造古观象台、镇压吴三桂等功绩给予肯定,给他的谥号叫‘勤敏’,说他在供职期间非常勤快聪敏。皇帝亲自赐碑赐号的,传教士中只有他一个人。”

东园里:最小的27岁,最长的83岁

穿过西园外一条小叶黄杨簇拥在两边的小径,团员们跟随沈老师步入东园。西园里的60座墓碑,不能一一概述,就先去看一看郎世宁吧。

“上回米兰来一个团,说沈老师,他中国名字叫郎世宁,米兰名字叫什么?我说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我回去赶紧查,然后我就背下来了,他叫约瑟夫·加地里阿纳,是米兰的画家。他27岁来到北京,1766年去世,活了78岁。他到中国时已经开始禁教了,但是他会画画,便留在如意馆作画,乾隆经常去如意馆看他作画。郎世宁不仅能够画人物、画花鸟走兽,晚年还参加了圆明园12洋楼的设计。他是画家的多面手。”沈老师说着从手提袋中翻出一张照片:“这个人长什么样我在网上也找不着,上回来一个香港团,他拿着呢,我赶紧拍下来了。”

沈老师说着又取出一张照片给大家看:“丰台有个大王庙,在那儿又发现了郎世宁的一块碑。这块碑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郎世宁跟皇上到永定河边上去打猎,偷偷买了一块八旗子弟的土地,叫旗地。八旗子弟的地是不能买卖的,违背《大清律》,要处罚。这事传到故宫,因为乾隆和他关系比较好,就说这块地我给你了,但是下不为例。郎世宁一高兴就在那儿竖了一块碑。这块碑原来在一个老乡家的后墙里头,后来把它拿出来搁在大王庙,所以那个村一直到现在都叫天堂村。”

沈老师边讲边纠正一些常见错误。“好多纪录片写得不对,说乾隆给了郎世宁一块匾,叫‘海国奇伶’,那是给捷克宫廷画师艾启蒙的,是他70岁生日时乾隆送他的一块匾。捷克总统上次来这儿,给捷克人的三个碑都献了花圈,花圈上都有捷克国旗的绦带,很隆重。这里三个捷克人的碑,艾启蒙是画家,还有一个钟表师,一个作家。”

沈老师引着众人来到一个碑前说:“这是樊守义的,一个中国的神甫。”众人纷纷惊奇,听沈老师介绍:“他是山西绛州人,10岁父母双亡,耶稣会的法国神甫艾约瑟抚养他成人。樊守义20岁时艾神甫从山西调到北京做钦天监,把他也带过来了。这期间,罗马教廷派人来,不许中国教友再拜祖宗拜孔子。康熙听了非常生气,也准备派人到罗马去说服教廷。康熙四十六年派了两个神甫,好长时间这俩神甫也没信儿,后来才知道死于海难了。”

“康熙又派了两个人,其中一个就是樊守义,他们成功到达了罗马教廷。但罗马教廷说他们是假的,手续不全,而且不让回来了。樊守义那时才20岁,心想你既然不让我回来,我就在意大利参加天主教,而且他在那儿足逛足玩,不仅玩,还写了一本《深见录》,这是中国访问欧洲的第一人。康熙这边看派了两拨人都回不来,很着急,就命令广东的巡抚写500张红票。这红票用三种文字书写,拉丁文、中文、满文,只要老外进来,就给他一张,结果有一张传到了罗马教廷。罗马教廷这下知道樊守义他们是真的了,就让他们回来了。以后樊守义就在北京传教,活了71岁。”

这个墓园的60块碑里,80岁以上的有三个。年岁最大的叫高加乐,康熙三十五年进广东,雍正二年到了北京,乾隆十一年去世。他一边传教,一边修书,活了83岁。最小的一位仅仅27岁,乾隆十年调到北京,既然皇上能把他调到北京,说明他在某一方面一定有特长,结果才到北京四个月就死了。沈老师说:“至今我也查不到他的任何事迹。”

每一座墓碑都沉积着自己的故事,时光如梭,往事凝噎,墓园上空自有松涛阵阵。

文/本报记者 王勉 摄影/小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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