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守平，现名陈德录，1885年生，农民出身，家住新宾县都督的岔路子村。

1935年旧历4月初8，我们刚吃过早饭，杨靖宇领导的东北抗日红军360多人，在缴了红庙子伪警察署的枪后，每人背着3、4支枪来到岔路子村。他们来到这里分两个地方住下，杨靖宇同志带一部分人住在碗铺，政治部的一部分人住在于家屯。当天，政治部通知每户老乡出一个人，到于家屯参加群众大会。会开始时，有个同志向大家提问：“是中国好，还是日本好？”他讲了红军是什么样的军队！红军为什么要抗日，并号召大家都来抗日等。之后，成立了反日会，委派我为反日会会长，于昭和为副会长。最后，他讲了反日会的任务是：平时筹集粮草，接待和照顾过往部队吃住，宣传抗日，收集传递情报，照顾伤病员等。

1936年9月13日，中共桓（仁）兴（京）县委李明山同志，在岔路子小道沟北岗顶上（马路沟岗）接收我和毕学江、刘明山三个人入党。经过是这样的：张永奎在这天叫我到马路沟岗开会，当我到那里时，李明山、毕学江同志已在此等候，不一会儿，张永奎、刘明山也到了。会上张永奎首先介绍了我们三个人的工作情况，之后，李明山说：“你们这三个人，从今天起就是党员了。”他还对我们提出要求，他说：“作为党员应该终身为穷人服务，应该死不投降，绝不叛变，你们入党的时间是1936年，介绍人就是张永奎同志。他还宣布，在今天成立中共岔路子党支部，由陈守平任党支部书记，刘明山做宣传委员。每2、3个人可以成立1个党小组。

当时，在这一带活动的人有县委李明山，区委张永奎(原是大刀会的老师，因受伤腿瘸了，外号叫张瘸子）；搞外交工作即给红军买东西的姜东奎；地方工作员于顺江、刘明山。

我作为支部书记是受区委张永奎和县委李明山的直接领导的，在反日会的工作上和地方工作上做些具体工作。这些工作绝大部分是与部队有直接联系的，而且，经常接触的多是抗联1军1师老4团、教导团，有时也和杨军长见面。

1937年7月前后，杨军长到嘎叭寨我的家住下，我闲唠起“土匪”绑架、捐钱等情况时，杨军长说：“不管他是那个流子的胡子，只要在这附近活动，杀猪、吃鸡，抢东西糟蹋群众，你就尽管替群众往回要，如他们说个‘不’字，你就给我们去信，由我们管他们。”他还说：这一带山沟里住的尽是穷人，糟蹋穷人，那还行！如果他们要抢、要绑，叫他们到桓仁去抢大地主，大资本家去。”从此以后，有一些小帮胡子到这里来的时候，我就向他们说：“杨军长说过话，谁要是来这里为非作歹，他是不客气的。”这些胡子听了以后，吓得不敢再抢、不敢再夺了。

这年7月间1天，王委员（教导团王仁斋团长）来到我的家，准备向西去，到抚顺一带活动，但因道路不熟，不知怎么走，要找个响导。我对他说：“那不要紧，我跟‘双虎’（就是程国均）关系很好，他有300多人，这时正在西边，他非常熟悉那里的路，你到他那里提起我，他就会把你收下来，你们俩在一起活动，人多，路熟向西去也就不成问题了。”我们说完之后，他就率队向西去了。不多时，他真的找到了程国均并把他收了下来。他们一同到了搭连嘴子、南杂木、苇子峪绑了36个亲日分子。当他们回来路过西厢小堡时，也就到阴历8月12日，快要过节了，因两部分合在一起有600多人，程国均怕人多，无法解决过节用的一切东西，他提出要分开过节。王委员说：“先别分，等我给搭连嘴子写封信，看看有没有效，要是有效咱就一起过节，如果不行，咱们再分开过也不晚。”当即派人把信送去,到了第3天，那边给我们送来两汽车猪、牛肉、米、面、糖、菜等过节的东西，这样两队在一起过了节。在8月17日时，程国均来过我家，把上述情况对我讲了，不久以后，他们的队伍被编为红军。

1936年9月间，我看到我们部队里的战士们都穿着破烂不堪的衣服，甚至有的同志露着肉，因为他们来往，经常路过我这里，使我产生了一个念头，正好在这个月的中旬前后，王委员路过嘎叭寨来到我家。我把自己的想法向他说了：“咱们部队里的兄弟们，在这换季的时候，衣服都换不下来，咱们不好劫桓仁大商人的货车吗？把劫下来的衣服给战士们换一换，这不好吗？”王委员说：“人家从桓仁过来，有铧尖子的警察保护，如从永陵过来，也有警察保护，那怎么劫呢？”我接着说：“这到不要紧，永陵的‘东来胜’(原是抗日军。后投降日伪军）和我挺好。他过去曾说过，他要过咱们这边来。这次是由他们保护大车的。只要我给他出个道，咱们就可以一枪不发的达到目的。”王委员说：“这是个办法，我再写封信,请你交给东来胜，说完，他写了一封信交给了我，我把信藏在嘎叭寨九胜寺小庙佛像后边。正好在第3天,东来胜又上来送车，我就把我们的打算给他说了一遍，并把信交给了他，他看完信乐得直蹦。信里写什么，我不知道，他同意了我的意见，并定为9月23日这天行动。我马上回哈塘沟找到王委员，向他汇报了我们核计的经过。9月23日，这一天，东来胜以警察的身份，给大商人押送21辆大车，当他们走到嘎叭寨时，留下一个弟兄和一匹马，东来胜及其押送的大车继续往岭上走，大约快到岭上时，这留下的弟兄骑马赶上去，边赶边喊：“东来胜，永陵来命令了，叫你回去守永陵”，东来胜装着无可奈何的样子回去了。王委员领着队伍在岭南把21辆大车劫下。这些货物，除4车梨分给群众吃了外，其余17车均是布匹、鞋袜等；都拉到哈塘沟。过了10多天，王委员过来时说：“这些东西，不仅使战士们换上了新衣服，而且有些群众也换上了新衣服。”

10月底老4团的队伍，也不知从那里来到岔路子东山上隐蔽下来，其中下来7个同志，对桓仁过来的几辆伪军大车开了枪，押车的机枪向他们打了起来,我们的3个同志，当即牺牲，其余4个人順着西山沟跑了，隐蔽在东山上的部队，因目标暴露只好撤走。当天晚上，我找到马麻子帮我把3个牺牲的同志抬到一起，先用雪埋了起来，然后，做了3口棺材，把他们全埋了。以后，4团的同志来到这里的时候，给我10元钱，我把这10元钱分作3份，每份3元，分别作为工钱发下去，另1元作了洋钉钱。转年春天,3个尸首，有两个叫他们的家人认走了（其中一个姓王、一个姓徐）。

这年冬天，教导团的王仁斋来到嘎叭寨我的家里。我便主动提出咱们部队粮食很缺，向群众齐粮又不好齐，可不可以堵桓仁的大车，从车上抽粮，反正这些大车不是穷人的，咱们不整车卸，一车留一包不行吗？”王委员说：“行啊！那么用不用给你留两支枪呢？”我说：“不要，有那玩艺儿更显眼。“但他给我留下一位带3音子枪的老战士。王委员走后，大约有7、8天的一个早上，从恒仁过来17辆大车，车头是孙恒海，过去我们之间都认识，于是我和那个战士走过去，对孙恒海说：“我们不搭车，也不劫道，只因红军军部整天打仗，没有给养，想叫你们路过的车，每车留下一袋子。如果你们的车叫“胡子”劫了、抢了，我们红军可以给你们往回要。”姓孙的对老客说：“红军没有粮食吃，咱们一车抽一袋子给红军，也算救国，以后也有一个名，我们认可少挣一袋子车脚钱。”老客们都说：“行啊！于是7袋子大米卸下来，马上找人扛到碗铺藏了起来。后来，用这种方法，又抽了11袋子，部队往来时都是吃的这部分大米。

1937年春天，我在哈山台居住的时候，一天，从永陵警察署来了两个红袖头兵，指名找我。当时住在哈山台的岳文宣问：你们弟兄俩是不是潘家里？”他俩说：“是啊！”岳文宣又说：“你们要找的那个人也姓潘（实际不是）”他俩又问：“他有多大岁数？”岳文宣说：“巧。”他俩说：“哎呀!那还是个老头呢！要把他带去，老潘家又少一个人了，这不能报，但是你得给出个证，就说这个人在这里没有房子住搬走了，我们回去好交差。”于是岳文宣写了一个信，信上说陈守平因在这里没有房子住，领着孩子已迁往别的省去了，现在不知下落。”岳文宣、冯运堂、薛立堂、岳贵、岳朋等人盖了章，交给他俩拿走了。过后，岳文宣把此事吿诉了我，还叫我入家里，改名。后来，我就照着做了，改名为陈德录，又花了5元2，请了客，算完事。

5月间，桓仁县铧尖子伪警察署兰署长，带领着他手下的人，把我抓到铧尖子，他们手拿着匣子枪逼问我，给红军做了什么事情，我没有向他说什么，他们就给我灌凉水，肠子被灌的鼓鼓的，兰署长就往我肚子上踩，就这样反复折腾了6、7次。我被折磨的死去活来，还是不承认，后来兰署长就用软的办法收买我，叫我到工作班去调查红军及胡子的情况，每月给一百元薪水（当时，一个壮劳力，一月挣不到20元钱），为了逃脱虎口，假答应下来，他给我一个月的养伤时间。我回到家里养了17天，就跑到抚顺躲了起来。我儿子一连找我3回，叫我回家，我都没回去，一直拖到腊月23日，才回到家里。这时，红军已全部撤到濛江去了。

1938年春天，县警务科特务汪明显、桂风一带着叛徒王春山，到都督调查有那些人给红军做过工作。薛立堂（反日会副会长）花了很多钱疏通，而没被抓去。他们就把我抓去了，到永陵，花令指导官把我过了3次堂，我看事情不对，就反咬王春山说：“王春山你是什么人，你当胡子的时候，跟我要过两斗麦子，我没有给你，你恨我，另外还有一次我种荞麦时，你把我的荞麦种背走了，送给了胡子，我知道你和胡子有勾搭，怕我揭露你，就带着他来抓我，说我给红军做过工作，你这是人做的事吗？”花令一看，我咬的挺硬，一时弄不明白，他们只好把我押到县里，在县里押了6天，天天审问，但我始终没有承认给红军做过工作，他们不得已只好把我放了。

(陈守平同志，生前系新宾县岔路子村村民，现已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