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议讨论现场：李陀、杨宏伟、程光炜

要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中国文学寻找一位参与者与见证人，李陀无疑是最合适的人选之一。他既是一位见证者，又是一位实践者；既有中国立场，又有全球视野。

1978年，39岁的工人李陀以短篇小说《愿你听到这支歌》，斩获了第一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由此登上了文学舞台。今年8月，中信出版社推出了李陀最新创作的小说《无名指》单行本，为当今文学“往何处去”提供了一个探索的样本。

从“长镜头”到“现代派”，从“新时期”话语的发生到“新时代”愿景的规划，40年来，李陀在中国文学思潮的兴起、批评范式的形成和学术话语的转型过程中，都起到了推动作用。

8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编辑部召开了“‘新时期’到‘新时代’——从李陀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学术研讨会”。来自海内外的30余名文学领域专家学者，围绕李陀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领域的嬗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争鸣，为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繁荣新时代文学”提供了新见解和新路径。

文学的反向实验

8月，暌违35年之后，79岁的李陀以长篇小说《无名指》再次回到创作者的行列。小说以一位海归心理医师的视角，展示了2008年奥运前后北京充满魔幻与光怪陆离的都市生活，以及不同阶层在社会现实面前的精神世界和集体焦虑。

读者很快发现，这是一部很难归类和命名的小说，它既不同于当下流行的畅销书，也不同于小众的纯文学。对于这部小说的评价，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现象，喜欢者有之，厌恶者亦有之。

会议现场

“用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等概念来讨论这部作品，都是不恰当的。要发明一个词来重新界定它，它是对改革开放40年思想史式的回应。”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杨庆祥说。

对于这部小说的创作动机，李陀曾在2017年《收获》杂志长篇专号（夏卷）刊登的《创作谈》中坦陈，这是他在写作上的一次反向实验：一是恢复小说“写人物”的传统，把塑造人物重新放在写作的中心；二是降低象征、意象、隐喻、反讽等美学元素的比重，把现实生活写得活灵活现；三是继承中国小说的写作习惯，把“对话”当作小说写作的最主要的手段，不仅用来刻画人物，而且用来结构小说。

《无名指》成功与否，还有待读者检验。但李陀对当前文学存在的种种弊端不只是坐而论道，还起而行之的行为；他对文学所怀有的期待，以及为这个期待所做出的努力，对当前文学界来说，是一种不小的震撼。

《上海文学》原主编、著名评论家蔡翔说：“李陀一直在自我否定。他的小说《无名指》所塑造的这一代小资产阶级人物，也是他80年代亲自参与塑造的一群人，将李陀作为个案来分析，非常具有典型性。”

在上海书展上，作家毛尖就说，李陀重新定义了小说，重新定义了文学，“被李陀的抱负吓坏了”。

蔡翔

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张慧瑜也表示，《无名指》是李陀回应现实、时代之问的作品，既有现实主义笔法又吸收了现代主义技巧，他的主人公设置为一名心理医生，意在医治时代之病。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黄平认为，从80年代中期开始，文学变成了一种以语言为本质的特殊工业生产方式，成为现代性技术部门的一部分。今天的文学写作，要从这一不足中挣脱出来，就必须要包含一种批判与超越。李陀的小说就是一次有益的尝试。

在几近耄耋之年，功成名就之后，李陀为何不惧世人评判，依然投身写作？在研讨会上的专家学者看来，除了对文学、对写作的热爱，还源于李陀始终保持的知识分子责任感。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罗岗说，认识李陀20多年，印象最深刻的是：吃饭喝冰镇可乐，喜欢说“吃饭浪费时间，我们还是讨论问题吧”。尽管由于年龄的关系，李陀不再喝冰镇可乐了，但他对讨论问题依然十分热衷。“他似乎一直在盯着我，追问我：对于这个时代，知识分子在做什么思考？”罗岗说。

小说《无名指》中，李陀描写了一群中上层知识分子，他们本应该承担更多无论是思想、文化还是道德上的责任，却在实际生活中成为了犬儒主义者。因此，李陀对包括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是持批判态度的，期待一种新型知识分子的出现。

两个李陀

在《无名指》的创作谈中，李陀直言，他就是要处处和现代主义写作“反着来”，还不遗余力地试图“回到19世纪，向曹雪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致敬”。

有人说：“李陀总是在变来变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徐刚认为，这40年来，李陀唯一的不变之处在于，他一直在变。

不论是上世纪80年代，颠覆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传统，倡导现代主义，还是上世纪90年代，反思由商业化挤压下出现的脱离时代、脱离读者的纯文学，又或是21世纪《无名指》“重回19世纪”的小说创作，李陀都有一种清晰、理性的现场感，身在潮流之中，又对潮流保持着一种警惕。

贺桂梅

阅读李陀的文学评论集《雪崩何处》，北京大学教授贺桂梅说，她深切地感觉到“两个李陀”的“撕裂”：一是上世纪80年代的“陀爷”，作为新批评家群体的领军人物，他意气风发、激情澎湃，推动着文学的变革，勾勒出一幅80年代的文学图景；二是上世纪90年代之后的李陀，反思纯文学，强调建立文学与社会、与艺术的关联性，关注大众文化，成为批判现实主义的新先锋派。

上世纪90年代，文学领域发生了摧毁性的变化，很多人就此冻结，再也没有重生。但李陀直面这种撕裂，重新寻找介入现实的方式。站在40年这个节点重新看待李陀，贺桂梅认为，这是他最让人感动的地方。

从现代主义的鼓吹者，到19世纪现实主义的重新倡导者，李陀的变化叠映了中国文学的变化。首都师范大学教授孟庆澍认为，经过40年发展，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原点，可以用李陀这一个案，对中国文学批评40年发展史做一梳理，并进行深入反思：当前文学批评十分活跃，但能否媲美上世纪80年代？

讨论现场

孟庆澍认为，当今的文学批评是一种“人工智能式的批评”。“当今文学批评与上世纪80年代的差距，不在于文字的质量和技术上，而在于对于现实社会的撼动、介入。”孟庆澍说。

孟庆澍提问道：有人称莫言是一种文学上的“巨型动物”，为什么今天的年轻作家达不到这种程度？今天的文学评论为什么达不到80年代新批评派的能量？这些问题值得深思。

少数民族作家的文学视野

如果不是刻意关注，很少有人知道，李陀是达斡尔族。

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几个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在中国文坛横空出世——达斡尔族作家李陀、回族作家张承志、鄂温克作家乌热尔图。他们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血液。

在8月19日的研讨会上，李陀在开场白中就坦言：“我是纯粹的达斡尔族血统，可惜为的母亲去世以后，家里就没人会说达斡尔语了，因此我的民族语言也忘得差不多了，但我的民族认同是非常清晰的。”

6岁从内蒙古莫力达瓦自治旗来到北京，故乡对李陀而言，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但他回忆，小时候曾回过几次老家，坐着勒勒车，对大草原印象十分深刻。

李陀

1983年底，李陀给乌热尔图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刊发在1984年第3期《人民文学》上，也被视为“寻根文学”这一概念的最早起源。信中，李陀说，“我曾经把对你的小说的这种着迷归结于我的少数民族血统（你知道我是个地地道道的达斡尔族人, 我的达斡尔族名字叫库库巴图）， 大约是你的小说唤醒了一直在我潜意识中沉睡着的对森林和雪、对鹿和熊、对猎枪、对火堆旁的神话和歌谣的那种古老悠久的感情。”同时表达了自己“寻根”的愿望：我很想有机会回老家去看看，去“寻根”。我渴望有一天能够用我的已经忘掉了许多的达斡尔语，结结巴巴地和乡亲们谈天，去体验达斡尔文化给我的激动。

然而，随着李陀从文学创作转向文学批评，他为达斡尔族创作的愿望一直未能实现。因此，李陀在回答本报记者关于“达斡尔族身份对其创作影响”时，非常客观地说：民族身份对其创作的影响，不能“过分夸大”。

李陀说，他的一切达斡尔族特质都来自于母亲。他的母亲是一位刚直的达斡尔族女性，她用自己的品质影响着李陀，以至于李陀至今提起母亲，依旧会多次声音哽咽。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诗人欧阳江河认为，李陀的写作的后面，有一个“深沉、坚毅、难以讲理，恶霸式甚至是灭绝师太式的东西”，形成了其叙事的支撑和滋养。这些没有被说出来的叙事，是李陀存在“保险箱里的一笔财富”，为李陀的文学活动“输送一种自信、一种立场”。他称其为李陀的“老钱”“老房子”。

欧阳江河

大连民族大学教授李晓峰则认为，所谓“老钱”“老房子”，其中一部分就是烙印在李陀身上的边缘少数族裔的历史记忆。“这种历史记忆不是李陀自己打下的，而是在历史潮流之中，随着民族基因一点点沉积下来，并烙印在整个民族记忆之中的。这种民族生存史的记忆，构成了李陀写作‘后面的东西’的一部分。”李晓峰说。

李陀近80年来执着的“天真”、对新鲜事物的热情，以及对潮流风向的敏感，除了跟他个人成长经历有关，也无疑跟达斡尔族的民族性格有关。他豪爽热情，乐于交友，阿城的小说《棋王》，就是在他家涮火锅时“聊”出来的。

而李陀新作的出版，也为达斡尔族的文学创作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中央民族大学教授汪立珍认为，李陀对北京城市的书写，与达斡尔族本地作家关于当地文化的书写，共同构成了新时代达斡尔族文学的样本。

《民族文学研究》杂志副主编刘大先也认为，李陀在民族文学领域的标志意义在于，他突破了人们对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少数民族不只是能展示少数民族的特性，而且还可以与同时代人一样，对全球性议题充分发表意见，展示更为宽广的关注视野。”刘大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