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农历七月十五日，是赵北口一年一度的放河灯的日子。这一习俗在赵北口传承了上千年，据说放河灯最早是为了超度那些在宋辽战争中含冤死去的将士。直至今天，放河灯的习俗在中国北方也并不多见，而且大多集中在大清河沿线一些较大的村镇，这恰恰就是当年的宋辽边境。

放河灯的习俗原本出自于佛教文化，是盂兰盆法会的一种形式。传说释迦摩尼佛有位弟子，名为目莲尊者，其母亲生前天天屠杀牲畜，大肆烹食，罪孽深重，死后坠入饿鬼道。目莲尊者看到母亲在地狱受尽饥饿之苦，便施展神通把食物送到母亲面前，但食物没吃到嘴里就已化为碳灰。目莲尊者求助于佛祖，佛祖告诉他，要在七月十五这一天，集十方僧众举行法会，为母亲祈福，方可使其解脱苦难。这就是盂兰盆法会的由来，因此这一天又称之为盂兰盆节。

赵北口放河灯的习俗最早也是在寺庙中举行。赵北口历史上寺庙众多，这对当地的民俗文化有着深远影响。赵北口民间花会中的音乐会，其演奏形式就是完全从寺庙音乐中脱胎而来，曲目也是以《五声佛》、《普念咒头申》等这些佛教曲目为主。不仅如此，音乐会还延续了寺院中对佛菩萨的供奉，保留着上香和坐坛等佛教仪规。所以，一些专家学者在经过实地考察后，把这些曲目称之为古代佛教音乐的活化石，把音乐会称之为行走的寺院。

关于赵北口放河灯最早的历史记载见于明朝万历年间，雄县举人马希周在其所著《望山诗集》中就记有《中元夜观沙门放河灯排句》一诗。诗中描绘的场景就发生在赵北口易昜桥畔的观音寺，沙门是对寺院僧人的一种称谓。

到清乾隆时期，赵北口放河灯改为官办。当时赵北口成立了一个名为“皇会”的组织，主要负责皇帝启跸典仪以及村中各类庆祝活动。皇会的权利很大，不仅掌管着村中大大小小七十二道花会，还在十里铺设有一处灯厂，这种形式的皇会在北京周边只有赵北口、胜芳、天津三处。灯厂是专门为各类庆典活动制作彩灯和烟花的机构，当然也包括盂兰盆法会所需的河灯。因为灯厂常年储备有大量火药，出于对行宫安全的考虑，才设在了村北三里外的十里铺。灯厂有灯官掌管，现在十里铺村还保留有所谓“崩灯官”的民俗活动，便是由此演变而来的。

清代时期，赵北口放河灯不仅在农历七月十五这一天，端午节也有这样的习俗。乾隆四十五年，乾隆皇帝南巡回銮时驻跸于赵北口。适逢端午节，西藏班禅及哈萨克特使前来朝见。当日，乾隆皇帝就在赵北口行宫与外藩特使一起观看了赛龙舟和放河灯表演。（见于《清实录乾隆朝实录》卷一千一百六）

到清道光时期，清政府取消了巡视京畿的制度，赵北口皇会也因此转变成了民间组织，由当地乡绅负责掌管。由于失去了政府财政的支持，皇会的影响力也因此削弱，到民国时期逐步解散。放河灯的活动也因此由官办转变成民办，由赵北口音乐会出面组织，花费也主要依靠民间善男信女的捐赠。

到民国时期，赵北口音乐会实际上取代了皇会的职能，在村中众多花会里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其原因仍然出自皇权思想的影响。因为历史上经常参加行宫庆典的原因，音乐会曾受到过许多皇家封赏，其中包括崇庆皇太后御赐的地藏王菩萨圣像，乾隆皇帝御赐的四身黄马褂和四面杏黄开路大旗。在胜芳镇编辑出版的《胜芳文史资料汇编》中，就记录有赵北口、胜芳两地音乐会受到乾隆皇帝封赏的内容。

到了我小时候，也就是上世纪80~90年代的时期，放河灯基本每年七月十五都要例行一次。一般都从下午的五六点钟开始，音乐会要先在南街官房位置完成上香和坐坛的仪式，之后开始由南向北贯穿全村的走会。

走会以鸣放三眼枪（旧时的火铳，其声震天如雷）作为开始的信号，走在最前方是开路铜锣，紧随其后的是四面杏黄大旗，大旗后就是数十人组成的笙管云锣的乐队。此时，赵北口的男女老少经纷纷走上街头，一起迎候着这支神圣的队伍。从村南到村北大概三里多长的路，音乐会的队伍大概要走上好几个小时，因为期间时常会有商铺出来接会。

走会结束后才是开始放灯，此时岸边早已经事先有人专门准备好了船只，一般会环村一周，最后再回到南街官房的位置。一路上乐声不停，河灯也被一盏盏送入水中。夜幕中的赵北口一片安宁，河面上、街巷里飘荡的都是祥和悦耳的妙音梵曲。莲花状的河灯布满了河岔，宛如天空闪烁的星星，有如一道绚丽的银河。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把经济利益高高的举过了头顶。赵北口的许多花会都曾经因此停办过。但唯有音乐会，以及放河灯的仪式却从未停止过。这份坚持在这个浮躁社会是不容易的。感谢赵北口这片土地，感谢一直坚守传统文化的乡亲们。我为你们而骄傲！

敬呈打油诗：

笙管云锣阵阵声，王港淀上盏盏明。

一片银河通法界，万朵莲花照水城。

作者：淀上风荷/编辑：白洋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