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惨案已经过去了80多年，对于这段历史，我们不能忘却。而在全世界，也有无数的有识之士用良知记录历史、整理相关的史料，为后世提供了不容辩驳的证据。

1991年8月，南京大屠杀发生54年后，美国人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的遗物中，找到了父亲约翰马吉于大屠杀期间，在南京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毫米摄影机。81年前，就是这台摄影机，拍下了这部叫《南京暴行纪实》的默片，它也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些画面，看一看影像背后的那段黑暗的时光。

这组镜头拍摄于1937年12月的南京，它是南京大屠杀期间，留下的唯一动态影像资料，也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图影血证，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它的拍摄者是美国传教士约翰马吉。

侵华日军侵入南京之前，已在南京生活26年的马吉，拒绝了本国使馆劝他撤离的建议，选择留在南京。11月22日，约翰马吉与20多位留在南京的外国人，一起成立了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会规划出安全区，收纳南京的难民。

12月13日，南京沦陷。侵华日军开始在南京肆无忌惮地杀人、纵火、甚至强奸。没过多久，日军的暴行就蔓延到了占南京主城区八分之一大的安全区。为了掩盖屠杀的真相，日军在入城后实行信息封锁。12月16日，南京所有的5名外国记者被迫离开南京。

留在南京的马吉却无时不刻的见证了这个屠城里发生的惨剧。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过去一个星期的恐怖是我从未经历过的，我做梦也没想到过日本兵是如此野蛮，这是屠杀、强奸的一周，我想人类历史上已有很长时间没有发生过如此残暴的事了。”“真叫人难受，但我认为，应该把事实记录下来，让大家了解真相。”

想要记录所见所闻的马吉，手头上正好有一部16毫米摄影机。

这是约翰马吉拍摄下了为数不多的南京沦陷前的画面。经过持续三个月的轰炸，此时的南京城已是一片废墟，到处冒着浓烟，连居民区也未能幸免。此时，中国守军正在撤出南京，日军将主要空袭目标放在了交通枢纽上。

画面的最远处，就是南京下关的浦口铁路轮渡桥，这座建成于1933年9月的轮渡桥为钢架结构，在轰炸中并没有被毁坏。这里也成为了逃离南京的主要出口之一。从12日深夜到13日，败退下来的万余名伤兵、军人家属和难民蜂拥至此，试图渡江逃离南京，却被日军合围在下关沿江的狭长地带。

日本兵从城里、山旁追出，长江江面上还有日本舰艇，三面合围将他们团团围住。在约翰马吉的镜头之外，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人竟然遭到了日军舰炮、手榴弹，无情地屠杀，一息尚存者被驱赶进江心活活淹死。在未来的六周里，这一片狭长的长江江滩上，超过57000名中国人在此罹难。这也是南京大屠杀中死难者最多的地点。

逃出城的人们惨遭厄运，留在城内的散兵和难民也没能躲开日军的杀戮。

南京城陷后，很多放下武器的军人和难民涌入安全区避难，日本兵随后也到了。

1937年12月16日，马吉发现，窗外正有一队日本士兵在抓捕中国青壮男丁。他躲在窗子边，记录下窗外发生的一幕。

画面中，中国男人排成了队列，日本士兵正在周围来回走动，不断有中国人被拉入已经排成的队列中。这些都是被怀疑为当过兵的人，他们的命运马上就会发生变化。

画面的右下方，可以看见一个妇女跪在地上向日本兵求情，恳求他们放了她的丈夫或是儿子，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成功，日本兵并没有理她。她的亲人最终被押走了，那一刻，她和她的亲人，从此生死两别。

原日本侵华士兵岁男太田回忆：“在城里，我们把所有人都抓起来，然后检查他们的手和脚。如果谁的手脚磨起茧子，一定是当兵的，就杀了他。”

侵华日军岁男太田：“有些中国人无处藏身，他们就被拉出去杀害了。”“我们把每个可疑的人都带到河岸去，那里有很多大仓库，我们把这些人都塞进去，当仓库装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锁上，里面的人就窒息而死。”

在这两天前，拉贝（南京安全区主席）无奈的看着大约500人从安全区被押走，12月14日，拉贝日记：我们估计他们是被枪毙了，因为我们听见了各种不同的机关枪扫射声。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中国遇难同胞30万人以上，其中战俘超过了9万人。根据1956年南京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认定，日军在南京集体屠杀28案，死在其中的中国人超过19万人。

在日军抓战俘的名义下，成批的青壮年被抓走，被屠杀。以至于至今，还有人把处理战俘看做战时行为来搪塞大屠杀的史实。但是，日军滥杀无辜的证据，在马吉拍下的镜头中比比皆是。

1937年12月13日，约30个日本兵进入门东新路5号的院子，院内哈先生一家和夏先生一家总共13人，只有夏家的两名女童活了下来。八岁的夏淑琴身中三刀。仅靠家中剩余的一点点米，养活了自己和妹妹，十四天后她们被邻居老太太发现，最终被舅舅收养。“这十三个人当中一共只有我们姊妹两个活下来，其余的人全部都杀了。”

“随意的虐杀，使得南京城里随处可见，人的尸体，随处可见。” 马吉在信中说：“就像在野外猎杀兔子一样，许多百姓在街上被日本兵随意杀掉。从城南到下关，整个城市到处是尸体。”“我曾去过沿江马路，并看到在沿江马路上有大量的死尸——大概有三四百具。”

1937年12月22日，《拉贝日记》中写道：在清理安全区时，我们发现有许多平民被射杀于水塘中，其中一个池塘里就有30具尸体，大多数双手被捆，有些人的颈上还绑着石块。

1938年1月，拉贝又在电报里提到，许多池塘里漂浮着被枪杀的中国人的尸体，有的里面竟多达50具。

而关于池塘，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当时年纪尚轻的芮体和印象深刻 ：“我说怎么搞的，到那里头看看，头都没了，就是一个颈子的大红疤，跪里头，整个池塘的水都红了”

暴行还在继续，受伤的人越来越多，此时南京的医院系统基本瘫痪。缺医少药的人们，只能将伤者放在一个个大篮子里，用肩担着，送往安全局内的鼓楼医院。这座教会医院，有一百六十多张病床，从日本人进城那天起，就一直没有空余的床位，医院只有一个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医生。每天他都要救治大批的伤员。因为此时来这里看病的十五个人里就有十四个是看外科大夫，他们身上不是刀伤就是枪伤。

1937年12月21日晚上，一位孕妇的伤情震惊了罗伯特威尔逊医生，在他的要求下，第二天马吉来到医院，开始用手中的摄像机记录这里的受害者。这位孕妇名叫李秀英，当时十九岁的她正怀着六个半月大的孩子。两名日本兵企图强暴她，在遭到抵抗后，用刺刀一共刺了她三十七刀。她的脸部和胸部被刺十九处，腿上被八刀，到腹部挨了一刀最危险，有六厘米深。经过全力救治，她最终活了下来，但是孩子没能保住。

不乏因被强暴而留下创伤的女性，画面中的少女只有十六岁，在被日军轮奸后精神失常。这名女子跟四名女子一起被日军从难民区带走，说是去替日本军人烧饭洗衣服。他们几个人白天做工，晚上被十个到二十个人强奸。一天，两个日本兵要砍她的头。她颈子上挨了一刀，颈部肌肉被砍掉，脊椎股都露出来。这个年轻的姑娘被日本兵从安全区里的一所小房子抓走后，在城南关了三十八天。在这期间她每天被强奸七到十次。12月17日侵华日军举行了入城式，仅仅是这一天，日军在南京城内所犯下的各类暴行中，强奸事件就超过了一千起。

12月17日，拉贝在笔记里写到：昨天夜里，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就有一百多名姑娘遭强奸。如果兄弟或者丈夫出来干预就被日本人枪杀。至1938年1月10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人们难以想像这种痛苦和恐怖，小至十一岁的女孩儿和老到五十三岁的妇女横遭奸污，根据安全局档案，从1937年12月13日至1938年1月，短短四十多天的时间就有两万多名妇女轮奸强奸，有的妇女遭奸污后又被残酷的伤害。

南京安全区主席拉贝曾在日记中写道：1938年1月1日，一个漂亮女子的母亲向我奔过来，双膝跪下，不断哭泣着，哀求我帮她一个忙。当我走进一所房内，我看见一个日军全身赤裸裸地趴在一个哭得声嘶力竭的少女身上。我立即喝住那个下流无耻的日军，并用任何能够让人明白的语言向他呼喝。他丢下一句“新年快乐”就逃走了。他逃走时，仍然是全身赤裸，手中只拿着一条裤子。

《民国档案》2004年03期中的《程瑞芳日记》写道：12月18日，这些日本兵“猖狂极了，无所不为，要杀人就杀人，要奸就奸，不管老少。有一家母女二人，母亲有60多岁，一连三个兵用过；女儿40多岁，两个兵用过，简直没人道……现在（安全区里）大约有九千多人了，外面的走道上睡了人，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

在同一所医院，同样是外科，这里的男性伤员同样为数众多。

这个男子是扬子江上一条小舶板(小船)的主人，他被一个日本兵用枪击中下颚，然后被浇上汽油焚烧，他身体的上部和下部被严重烧伤。他在被送进教会医院(鼓楼)两天后死去。(在这个人死去的前一天，我还跟他谈过话。——拉贝日记)

一个日本兵向一家搪瓷店的职员要香烟，因为他没有香烟，头上就被这个日本兵劈了一刀，这一刀砍破了他一只耳朵后的脑壳，脑子都露了出来。这是在这个受伤者被送进教会医院6天后拍摄的。大家可以看到脑子还在搏动，一部分脑浆从伤口外溢，他身体的右侧因此已完全瘫痪，但病人并未失去知觉。他在被送进医院后10天后去世。

更让人痛心疾首的是，在医院的重症伤员中，还夹杂着很多惨遭日本兵虐待的孩子。

一名13岁的男孩，在被送进医院时，浑身都是血。他在南京东边一百多公里的常州，被日本兵抓走，已经为日本部队干了3个星期的活。因为想回家，他被日本兵用一根钢管打得遍体鳞伤，然后还被刺刀戳中了头部。

“一名7岁的男孩身体僵硬，已经死了。三天前，腹部被刺中五刀的他被送进鼓楼医院抢救。但是伤势太重，已经没法救了。”

“日本兵闯进来时，这个11岁的女孩和她的父母正一起躲在国际难民营里的防空洞旁边。日本兵刺死了她的父亲，射杀了她的母亲，再往小女孩手肘上猛刺了一刀，女孩就此终生残疾。”

“这位母亲怀里的孩子，已经奄奄一息了。他的臀部，被日本兵严重烫伤了。”

刀伤，枪伤，烧伤，甚至是精神失常，受害的伤人被送来；男人、妇女和老幼，很多被送进鼓楼医院的伤者，最终都没能被救活。

“假如我能在那里逗留更长时间，那么， 这部电影的内容必定还要丰富得多。”马吉回国后，将这些画面播映，他告诉不知真相的听众们，他只是记录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很小一部分。“还必须考虑到这个情况，就是在成千上万受伤的人中，只有极少数可以被送进医院或是为我们所知。在乡下，在小城镇里，也有成千上万的人被杀，我们外国人却无法看到这些暴行，也无法了解到这方面的详细情况，只是到后来才偶尔传来一些这方面真实可信难民们在国际救援会建立的一个露天营地里，接受援助。

随着屠杀的蔓延，有着第三国中立身份的国际安全区也开始不再安全。日军坦克不时从安全区外经过，还以搜查军人为由，不时从安全区里拉走大量的男人集体屠杀，有时多达5000多人，被屠杀的人中大多都是无辜的平民。

尽管死亡的阴影挥之不去，但正如马吉牧师所说：“如果我们不在这时建立安全区，并且为保护民众而忙碌，悲剧将更为恶化。”

安全区在日军对南京城长达数月的屠杀中，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安全区外，是另一番景象。

1938年1月23日，以为一切消息都被封锁的日本当局并不知道，约翰马吉拍摄下的胶片画面已经被国际委员会总干事乔治费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中，偷偷带到了上海，成为日军南京暴行铁证。

英国《曼彻斯特卫报》记者田伯烈这样写道，“成千成万的难民，为死亡所威胁，为黑暗所包围，他们的一线曙光，只是希望能够到达一个外国人管理的安全区域。”

在上海，费奇与英国记者田伯烈一起到上海柯达公司，对这些资料片进行了紧张的编辑制作，并加上英文说明。影片被命名为《南京暴行纪实》，先后在日本、德国等地放映。这份长达400英尺、分为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 分钟，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是全世界最早、最多的有关这段历史的图影血证，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8年后的1946年，约翰马吉带着这部影片，在日本东京设立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上为日军南京大屠杀作证。

1953年，约翰马吉在匹兹堡去世。1991年8月，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从家中地下室里存放的父亲遗物中，找到了约翰马吉当年拍摄的胶片拷贝和使用的那台16mm摄影机，这成为南京大屠杀证据搜集史上一个里程碑。2002年10月2日，大卫马吉将摄影机捐赠给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为表达对约翰马吉的纪念，2000年8月2日，南京市将原为他传教教堂所在的第十二中学图书馆，命名为约翰马吉图书馆。

南京大屠杀是日本侵华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在中国南京犯下的大规模屠杀、强奸以及纵火、抢劫等战争罪行与反人类罪行。日军暴行的高潮从1937年12月13日攻占南京开始整整持续了6周，日本人在我中华大地犯下的滔天罪行真是罄竹难书，十恶不赦。

中华民族在经历这场血泪劫难的同时，中国很多的珍稀文物也遭到了大掠夺。据查，日本侵略者占领南京以后，大肆纵火和抢劫，致使南京城被毁掉三分之一，财产损失不计其数。还派出特工人员330人、士兵367人、苦工830人，从1938年3月起，花费一个月的时间，每天搬走图书文献十几卡车，共抢去图书文献88万册，超过当时日本最大的图书馆东京上野帝国图书馆85万册的藏书量。

抗战胜利后，指挥南京大屠杀的大刽子手松井石根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谷寿夫被引渡给中国政府处死。

日军下级军官向井敏明，1937年在攻占南京前后，与另一名日军下级军官野田毅，在上级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情况下进行了一场骇人听闻的杀人比赛，比赛规则为谁在占领南京时能先杀够一百人就是胜利者。当两人提着沾满鲜血的斩刀在紫金山相遇时，野田杀了105人，向井杀了106人。因为不知道谁先杀够的一百人，两人决定再次比赛，这次是谁能够先杀满一百五十人。如此灭绝人性的事件被日本报纸所报道，二人竟然在报纸中被荒唐的称为“皇军的英雄”。然而，正义是从来不会缺席，向井敏明和野田毅在日本战败后收到了军事法庭的审判，两人均承认控罪，被引渡回中国，于1948年1月28日在南京中华门外雨花台刑场被执行枪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