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11月26日，《大公报》发表题为“绥北大捷之意义”的评论：“吾人为东亚大局计，甚望日本认识新中国的精神，制止援助扰绥之举动，由外交交涉，求一新两国关系之道，此其时矣！此其时矣。”但日本关东军打破了人们的幻想。

11月27日午后3时，关东军以谈话方式对绥远问题表示意见：“关东军对于内蒙军之行动，有莫大之关心而愿其成功。同时万一满洲国之接壤地受此战乱之影响，治安为之紊乱，累及满洲国或发生中国全土濒于赤化之危殆的事态时，则关东军将不得不讲求认为适当之处置也。”中国朝野对关东军这种威胁性的宣言非常愤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发表了态度强硬的谈话：“此次蒙伪匪军大举犯绥，政府负有保卫疆土戡乱安民之责；不问其背景与作用如何，自应予以痛剿。此任何主权国家应有之行为，第三者无可得而非议”，“惟领土主权之完整，为国家生存必具之条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实，加以侵犯或干涉。万一不幸发生此种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卫，以尽国家之职责也。”绥远战事开始后，中国政府决定停止中日两国的外交谈判。

1936年的百灵庙

百灵庙收复后，为了部署歼击反攻之敌和进攻锡拉木楞庙之战，11月28日，傅作义、晋军王靖国和骑兵军司令官赵承绶在归绥进行会商，决定集中绥军主力，予以各个击破，以实现既歼灭敌军，又保卫百灵庙和攻占大庙的目的。12月3日至4日，防守百灵庙的绥军粉碎了敌军的反攻，毙敌“大汉义军”副司令雷中田及伪军500余人。与此同时，中国守军骑兵第2师与王英骑兵展开激战。至3日晨，骑2师将敌击溃。从百灵庙败退之敌残余和王英伪军退居于乌兰花以北草地附近，给绥军围困敌军创造了有利战机。王英所部“大汉义军”第2师金宪章等部在绥远方面策动下，决定投诚。12月9日凌晨，金宪章手下突击队攻入锡拉木楞庙的日本顾问驻地，杀死日本军官27人，并袭击伪蒙古军。先后投诚的还有石玉山、安华亭、王子修等部。12月9日上午，傅作义部李思温团进占锡拉木楞庙。王英所部主力丧失，失去战力。绥远战事急转直下，所余事务为收编投诚伪军，安抚战区民众和救济灾民。

中方三位指挥官:赵承绶、傅作义、王靖国

绥远抗战，历时数月，绥远的中国军队前后共歼灭和瓦解伪军1个步兵师、2个步兵旅和2个骑步旅，收复了百灵庙、锡拉木楞庙等战略要点多处，肃清了绥远境内的伪军，挫败了日军西侵绥远，妄图建立“蒙古帝国”的阴谋。绥远我军表现得富有攻击意识，这与傅作义平常练兵有方、战时用兵果断有关。顷刻间，他成了继马占山、蔡廷锴以后最知名的民族英雄。绥远抗战得到包括东北军、红军、晋军、中央军等将士的一致声援，民众捐献助饷也十分踊跃。绥远之战的胜利大大激励了国人的爱国热情，在经受了长时间的失败和羞辱后，朝野上下需要这样一个胜利来鼓舞斗志，数月间，民众的抗日情绪持续处在亢奋之中。日本驻华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记录了当时在北平的所见所闻：“绥远傅作义军击败内蒙军的捷报，瞬间传遍整个中国，新闻纪录片也及时在北平及其他各地上映。我也曾身着中国服，混在中国人中间去北平电影院观看。群众随着影片的解说而鼓掌、跺脚，兴高采烈。每当出现蒋介石和傅作义的特写镜头时，观众肃然起立，对救国英雄报以雷鸣般的掌声。看到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穿着华服只身一人的我，被他们挤得推来撞去，不禁有些毛骨悚然。”

绥远抗战示意图

绥远之战接近尾声时，猝然爆发了西安事变，全国、全世界的目光都被吸引到西安，狼狈的德王借机宣布息兵，绥远的局势暂时缓和下来。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抗日持久战局面的形成》，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16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