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与广大信众的支持下，辽代的寺院经济非常发达。特别是燕云地区，该地区本身经济发展水平在辽境较高，而且佛教信仰广泛。信众的供养为寺院经济的重要经济来源，如寺院的修建往往是由众多信徒合资完成。如应历十年（960）《三盆山崇圣院碑记》即记述了当时本地邑人王希道等捐资建院的经过。三盆山原有一旧寺，但已颓败不堪，郡公王希道、张仲钊、萧名远、杨从宝等，“同发诚心，各舍己资”，开始修缮寺院。从应历二年（952）三月至八年（958）八月，崇圣院修缮完成，殿宇一新，金碧灿烂，山门廊庑，俱已克备。

郡公王希道

《碑记》最后刻列捐资家庭成员（施主）名单，同一家庭者多为夫妻关系，如王希道及妻李氏、张仲钊及妻刘氏、萧名远及妻郝氏、杨从宝及妻卢氏、李伯通及妻韩氏等等。也有一些家道殷实的信徒有时会独资建寺。如天庆六年（1116）的《张世卿墓志》记载了张氏家人独资买地建佛殿之事：“特于郡北方百步，以金募膏腴，幅员三顷。尽植异花百余品，迨四万窠，引水灌溉，繁茂殊绝。中敞大小二亭，北置道院、佛殿、僧舍大备。东有别位，层楼巨堂，前后东西廊具焉，以待四方宾客栖息之所。”向寺院布施的，不仅有普通百姓，而且有王公大臣，以至皇帝、皇后。

《张世卿墓志》

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宣武门西南居民掘地得石匣，匣旁有记自称：“讲经律论大德志愿录并书乃辽世宗天禄三年瘗舍利佛牙于此。记后有千人邑三字，盖社名也。施主姓名首列帝、后、诸王、大臣，下及童男小女。”有的施舍田宅，有的施舍财物，有的献能舍力。如河北新城县发现的辽乾统二年（1102）《施地幢记》记载了王仲远施地给寺院：“维乾统贰年正月陆日镌了合家姓名，记王仲远施地五亩，东至道，南至道，西南至寺院，北至地主。”《石龟山尊化寺碑》记载：“越县俗于百里，萃邑社于千人。女或绩以□蚕，□以承筐之□，男若商而若贾，奉以在橐之资。工斫以献能，农辍耕而舍力。妙因天假，信施日增。”

辽朝宗室

这些信众对寺院的捐赠，真可谓倾其所有并且尽其所能了。除向寺院捐赠土地财物外，辽朝宗室、公主、外戚还将自己的奴婢施与寺院，于是这些奴婢也就转归寺院所有，成为寺院的劳动力。辽代的寺院经济非常发达，有的寺院宛如一座庄园，辽代佛寺就是一座庄园，占地面积大，最大的是上京的寺院，规模豪华及僧侣人数甲天下。寺院经济的出现，对僧侣等级的形成，佛学的传播都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除信徒的施舍外，寺院僧人也有重视经营者，其中主要的是将土地出租给农民。

《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

也有的寺院从事其他经济活动。如寿昌元年（1095）的《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有如下记载：“粟一千顷，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一分”，可能就是与该寺放债有关的记载。寺院经济的发达，也使辽代寺院有能力从事各种慈善活动，《辽史》《道宗纪五》记载，大安三年（1087）五月，有“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许多寺院设立义仓贮粮，用来赈济灾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