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朝通往西方的道路即草原丝绸之路大致有南北两条。其南部的一条，即由辽上京（赤峰市巴林左旗林东镇）或辽中京（今赤峰市宁城县天义镇）出发，向西南经鸳鸯泊（今克什克腾旗达里湖）至多伦（锡林郭勒盟东南部）；或由辽南京（今北京）出发向西北至多伦，过辽西京（山西大同），再沿阴山向西，过居延，穿越西夏，经高昌进入中亚、西亚；北部的一条则自上京出发，向西北经今蒙古乌兰巴托、新疆哈密、吐鲁番，进入中亚、西亚。因此，辽和西夏两国通过草原丝绸之路即蒙古高原有了更加密切的交往。同时，两国也成为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和纽带。西夏与辽朝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佛教关系。辽咸雍三年（1067）“冬十一月壬辰，夏国遣使进回鹘僧、金佛、《梵觉经》”。辽寿昌元年（1095）“十一月……夏国进贝多叶佛经”。

佛教

西夏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与回鹘联系较辽更为便利，况且西夏在翻译西夏文大藏经时，回鹘僧人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想必辽朝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便急于得到回鹘僧为自己所用。仁孝时期，佛事活动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校勘佛经。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明确进行过校勘的，大多属于仁孝时期。在仁孝之前，大藏经的主要部分已经陆续译成西夏文，但由于时间比较仓促，译文尚有各种不足之处，仁孝遂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对西夏文大藏经的整理与校勘上。西夏文《过去庄严劫千佛名经》发愿文中提到“后奉护城皇帝敕，与南北经重校”。这里的“护城皇帝”即“西夏仁宗皇帝仁孝”，“南经”当指北宋的《开宝藏》，“北经”当指辽刻《契丹藏》。亦有人认为这里的“北经”指的是金刻《赵城藏》。

回鹘僧人

其实不然，因为西夏以西朝自居，称宋为南朝，辽为北朝。如是，则“北经”自然指1062年刻印的《契丹藏》。这条珍贵的史料真实地印证了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辽代佛教最为盛行的学说是华严，其次是密教，再次为净土以及律学、唯识学、俱舍学等。由于受华严宗和密宗思想的影响，《释摩诃衍论》在辽代受到高度重视。据称，辽道宗皇帝耶律洪基“备究于群经而尤精于此论”，并命法悟等造疏作注，从而在辽代形成了《释摩诃衍论》传习的热潮。法悟以华严宗的观点来解释《释摩诃衍论》，自然受到普遍关注。

《释摩诃衍论》

西夏是一个善于借鉴外来文化的民族，广泛汲取各族文化精华，以充实自己的民族文化。辽代出现一个这么普遍受人关注的佛经注疏，西夏不会充耳不闻。如是，法悟此作之传入西夏，也就不足为奇了。辽朝有一条严格的“书禁”，规定把书传入别国要处以死刑，因此中原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不知道《续一切经音义》的存在，学者著述中也不见征引。虽然辽朝有“书禁”的规定，但《续一切经音义》还是被传到了西夏。

《续一切经音义》

​1959年夏在呼和浩特东郊黄合少乡二十家子西滩大黑河南岸，配合水利建设工程，进行考古发掘，揭露了一处辽代佛寺废墟。在遗址中发现了宋钱“皇宋通宝”、“景祐元宝”各一枚，金“正隆元宝”一枚，尤为珍贵的是在废墟的下层还发现了西夏文“天祐宝钱”一枚。“天祐宝钱”不多见，应为谅祚或乾顺时铸造的钱币。这枚西夏钱币在辽代佛寺废墟中出土，很有可能是西夏僧人来此留下的遗物，从而引证西夏与辽朝的佛教文化交流的事实。